常金秋

内容提要：穆旦回到新中国后的译诗，对于中国新诗甚至汉语写作都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他在翻译和书信中对中国新诗的探讨，早已经超越译者思考的范畴，显示出新诗建设者的自觉，在译介中他保留其诗人的特质，凭借“创造”意识，对诗歌语言、韵律与节奏进行精心的打造，将自我的文学理念、诗学主张以译介方式呈现出来，力求展现文学的“人情味”，逃逸现有的诸种“规范”，在较为隔绝的环境下贴近“世界性”。

作为20 世纪40 年代很独特的诗歌写作者，穆旦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诗坛中却很长一段时间默默无闻，而诗歌翻译家查良铮却留在一代人的记忆中。从美国学成回国后，穆旦的译介数量颇丰，主要以俄诗译介为主，其中对普希金诗歌的翻译更是数量庞大，这也是他被当时众多文学爱好者熟知、铭记的主要原因，其独特价值以及对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意义，并未得到完整的认知。

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一系列“规范”“训诫”此起彼伏，新诗在整齐划一的道路上行进。穆旦在诗歌创作领域作品很少，但是对文学的思考并未停止，主要体现在外国诗歌译介领域之中。穆旦并不是简单地译介国外诗歌，在特殊的时代，穆旦将自我的诗学主张进行重新“编码”，以“另类”方式曲折呈现出来，本着对文学的一种冷静认知，竭力保持自我精神的“独立”与“个性化”，运用汉语之美，对诗歌的语言、韵律与节奏进行精心的打造。更为重要的是，无论译诗本身散发的创造性，还是广泛的流传（包括秘密阅读）对日后新诗乃至文学发展都具有潜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