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明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有清一代考据学第一人之称名，前人多环绕戴震与钱大昕二人论衡高下。钱大昕学问淹博，在当时就被推为“一代儒宗”[1]51，戴震亦被许为“乾隆学者第一人”[2]218。后世论家，各引一端，激辩横决，莫衷一是。颇有意味的是，戴震生前对此即早有评论：“当代学者，吾以晓徵为第二人。”[1]50此言既有对钱大昕的推重，又不乏流露出自赏，俨然以第一人自居。古有“文无第一”之恒言，可堪玩味者，戴震恃何以自居翘首呢？若论经史考稽之学，小学天算之术，二人伯仲之间，大抵相埒，苟论淹博，钱氏或略胜一筹。因之，答案恐怕还得归于戴震最为看重也最为自负的义理之学。兹从钱穆对钱大昕的微辞中似亦暗透消息：“竹汀之学，所涉甚广，而识力不高，持论惟循惠、戴藩篱。”[3]366职是之故，其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竟未尝与之立传。盖钱氏雅好宋学，不喜乾嘉汉学，掺合先见也。但谓识力，却系竹汀之短，虽治学广博，而乏义理兴趣，毕竟不似戴震此类哲学家式的考据家。

戴震的新义理学是通过批判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宋学而发展出的。在戴震之前，吴派虽也极力排斥宋学，但细心寻究，又不难发现吴派学者对程朱理学的态度实际葆有某种暧昧不清乃至复杂张力。揆其根源，乃在于宋学实际包含性理之学与立身之事两方面。对于宋学学问层面上的性理之学，汉学家予以痛斥，以其空谈心性天命，玄之又玄，凌空蹈虚，并非实学。但另一方面，在立身行事上，吴派非但不排斥宋学重德性，尚践履的内容，反而相当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