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文， 张 昕

(1.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2.中国孟子研究院，山东 邹城 273500)

《家礼序》指出：“是以尝独究观古今之籍，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于其间，以为一家之书。大抵谨名分、崇爱敬以为之本，至其施行之际，则又略浮文、务本实，以窃自附于孔子从先进之遗意。”[1]873朱熹作《家礼》一书既有对古礼的保留，又有基于现实情况的改变。冠于《通礼》篇首的祠堂礼制，其义贯穿全书，“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后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据以考焉”[1]875。通过分析《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不仅可以探明朱熹其所拳拳的礼义，还可以知晓朱子认为古礼所应保留的内核以及基于现实所需损益的部分。

一、祭祖之制：伊川论祭与别子宗法

朱熹《家礼》的祭祀制度，既有与程颐的祭祀观点一致的地方，也有与《礼记》的别子宗法相似的结构。这在学界以往的研究中较为清晰。如吴飞指出：朱熹《家礼》祭至高祖的四时祭法，以及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的做法，都与程颐的祭祀观点一致[2]。

对于庙祭祖先的代数，程颐认为：“自天子至于庶人，五服未尝有异，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须如是。其疏数之节，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庙五庙，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虽或三庙二庙一庙，或祭寝庙，则虽异亦不害祭及高祖。”[3]167程颐提倡有服即祭，士大夫应祭及高祖，并将《礼记》对庙数规定的记载作为依据。《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