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匡衡诗文称引桓荣典故考论
2021-12-06吕天雯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年6期
吕天雯
(南京工业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6)
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中期的汉诗文作者大江匡衡(952—1012)出生于平安时代两大学问世家之一的大江家,自幼习读中国古代文学典籍,具有极高的汉文学修养。其创作活动最活跃的时期是一条天皇治世时期(987—1011),这一时期是以平安时代文学的双璧《源氏物语》《枕草子》为代表的假名文学繁荣发展的时期,同时“长保·宽弘”年间(999—1011)也被认为是平安时代汉文学的“再昌”[1]期。藤原实资(957—1046)在日记《小右记》中评价大江匡衡“当时名儒无人比肩”[2]285,从中不难看出他在当时文坛举足轻重的地位。平安时代汉文学作品集散佚严重,而其诗文集《江吏部集》相对完整地保存至今,部分诗文作品还收录于《本朝丽藻》《本朝文粹》等诗文总集中。可以说,他的诗文作品对于后来的研究者对他及与他同时代文人的作品风格、境遇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目前学界对大江匡衡的研究多为诗文注释、传记、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等,对大江匡衡及以其为代表的平安时代文人的境遇与精神思想的研究仍有待发掘。有鉴于此,笔者以其诗文中征用的桓荣典故为切入点对这一论题做一个粗浅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大江匡衡对策及第走上仕途后,历任东宫学士、文章博士、尾张国守、式部大辅(相当于吏部侍郎)等,在诗文作品中他最乐于称道的身份之一是侍读。侍读意同侍讲,是指为皇帝或者皇子讲经授业的行为,亦指讲经授业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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