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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政治中的有为无为之争

2021-12-06张学智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年6期

张学智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691)

秦二世而亡,为后世留下了沉痛教训。汉朝建国,一方面要医治战争创伤,与民休息;另一方面则惩秦速亡的教训,在治国方略上改弦更张。故汉初实行黄老清静无为的政策,带来了“文景之治”的局面,取得了极为可观的效果。但汉武帝采取儒家思想作为基本国策,却又有其必然性,这倒不在于汉武帝好大喜功,也不在北方匈奴的侵扰,而是制度建设的迫切性使然。周朝享国最久,但东周以后也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项制度变迁最为剧烈的时期。传统的贵族政治崩坏了,新兴势力不断上升,国家格局亟需调整。秦统一六国,罢封建立郡县,各种制度有了初步建设,但秦国祚短促,加上国内矛盾尖锐,无力进行全面的大规模制度建设。汉立国之后,文景之治带来了经济繁荣、国力大幅提升的大好局面,藩王叛乱又暴露了制度上的许多弊端。此时黄老的清静无为政策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亟需改革。汉武帝本是雄才大略之主,奋发有为是他的理想。于是独尊儒术,建立太学,但又广泛吸纳法家思想,形成“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他又改革监察制度,推行察举任官之法,同时北征匈奴,扩大北方疆土,派张骞出使西域,又南通瓯越,东定朝鲜,积极发展国内经济。而种种新政都要以五经为根据,于是大崇经学。经学在当时不仅是思想、制度的资源,而且有实用的功能:“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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