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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至隋唐时期的晋阳宫与政局演变研究 *

2021-12-06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1年5期
关键词:行宫晋阳北齐

陈 妙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晋阳宫于东魏时期建立,北齐时成为陪都中的一座宫城,隋唐又延置了晋阳宫。关于北齐至隋唐时期行宫的研究,杨鸿年在《隋唐宫廷建筑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中较早对隋唐时期的宫殿进行考证,并对晋阳宫所涉及的史料进行订证。介永强的《唐代行宫考逸》(《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2期)考证得出唐代行宫的具体数量是27座,其中略有提及晋阳宫沿革。其另一文《唐代行宫三题》(《唐都学刊》2001年第4期)认为唐代的行宫有避暑、温泉、边防、两京道四种类型,同时分析了行宫的官属,论证了行宫营造时需要交通便利、靠近都城等地理条件。贾志刚的《隋代宫殿建筑消费考论》(《中国中古史集刊》第一辑,商务印书出版社,2015年)一文从宫殿消费的角度入手,论述了隋代晋阳宫的沿革及其重建所需的物资损耗。学界也有针对一些重要行宫的个案研究。如马正林的《唐代华清宫的盛衰》(《人文杂志》1984年第1期)、穆渭生的《唐玉华宫兴衰考略》(《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目前学界对北朝至隋唐时期行宫的研究涉猎广泛,集中于宫城形制这一微观层面以及行宫的功能、官属等方面的探讨,但专门探讨晋阳宫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常一民《晋阳宫城址浅探》(《大同高专学报》1992年第2期)一文认为自东周至隋唐时期,晋阳宫城有三次营造情况,并从考古学的角度对不同时期的宫城基址进行确认。崔彦华在《“邺—晋阳”两都体制与东魏北齐政治》(《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7期)中对高欢建立霸府到北齐形成“邺—晋阳”两都制的过程进行了考察。

综上,这些文章对本文的探讨都所启发。由于前人对晋阳宫的专门研究较少且其与地缘政治局势变化的结合并不紧密。因此,本文将试图分析北齐至隋唐时期晋阳宫的地理位置与宫城建制,考察其在不同时期的沿革情况,梳理在不同的政治局势下晋阳宫的所发挥的地缘优势,以此来探究陪都、行宫在北齐至隋唐时期功能的变迁形态。

一、 晋阳宫的地理位置与营建

北齐时晋阳县属并州太原郡,据《魏书·地形志》载:“西南有悬瓮山,一名龙山,晋水所出,东入汾……同过水出木瓜岭,一出沾岭,一出大廉山,一出原过祠下,五水合道,故曰‘同过’,西南入汾。”[1]2466可知县内有晋水、汾水及同(洞)过水流经,又有龙山作为屏障,自然地理位置十分险要。常一民在《晋阳宫城址浅探》一文中指出,“古城营村周围应是魏齐——隋唐晋阳宫城的范围。古城营村中现存殿台遗址当为晋阳宫某一主体建筑的基址。村西洼地应为晋阳宫所属苑囿区。”[2]106

随着北齐政权的确立,高欢在东魏时期创建的霸府转变为北齐陪都晋阳内的离宫。永熙元年(532)七月,“尔朱兆大掠晋阳,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晋阳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3]9由此可知高欢在平定尔朱兆叛乱后因晋阳“四塞”的地理位置建造了霸府。又至孝静帝天平元年(534)九月,“神武留洛阳部分,事毕还晋阳。自是军国政务,皆归相府。”[3]18至此,高欢在晋阳设置的霸府成为全国政令中心,彻底掌控了军政大权,在实际上控制着东魏的政治动向。武定三年(545),高欢在其原大丞相府的基础上修建晋阳宫,“武定初,齐献武王上置晋阳宫。”[1]2466于是晋阳宫在承接了原丞相府建置的基础上又营造宫殿,这为高欢禅位做了进一步的准备。至高洋统治时期,晋阳宫始有内外殿之分。天保元年(550)“冬十月己卯,备法驾,御金辂,入晋阳宫,朝皇太后于内殿。”[3]54总之,晋阳宫作为北齐离宫成为了高欢高洋时期的统治中心。

隋代承袭着北齐设有离宫别馆的传统。“隋文帝更名新城,炀帝更置晋阳宫。”[4]365隋文帝将晋阳宫名改为新城,其本人崇尚节俭的政策可能使得隋文帝并未重修行宫别院。并州在武后时期被升为北都,宫城分东城、中城、大明城、晋阳宫四大宫城,北都内有起义堂、仓城。[4]365唐代的晋阳宫因武后营建北都,与太宗时期李勣所建之东城等城同时被涵盖在北都城内。“晋阳宫在都之西北,宫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崇四丈八尺。都城左汾右晋,潜丘在中。”又“西北十五里有讲武台、飞阁,显庆五年筑。”[5]1003晋阳宫城南有干阳楼。[6]7569由此可知唐前期的晋阳宫位于北都宫城的西北边,其左侧紧挨着汾水。晋阳宫西北处则有高宗显庆五年(660)所筑的讲武堂,这表明唐中央对龙兴之地晋阳仍然有所重视。

二、晋阳宫官属及其职能的变化

关于晋阳宫的官属,北齐时为总管诸宫城的长秋寺。“长秋寺,掌诸宫阁。卿、中尹各一人,并用宦者。丞二人。亦有功曹、五官、主簿、录事员。领中黄门、掖庭、晋阳宫、中山宫、园池、中宫仆、奚官等署令、丞。又有暴室局丞……掖庭、晋阳、中山,各有宫教博士二人。”[7]757长秋寺总领诸宫城之事,晋阳宫正归属于长秋寺管辖。长秋寺卿、中尹等长官之下领诸多宫令、丞,直接掌管宫城事务。晋阳宫内还有宫教博士两人,负责宫人的文化教育。

隋朝时“行宫所在,皆立总监以司之。上宫正五品,中宫从五品,下宫正七品。”[7]802因此,隋朝晋阳宫长官为晋阳宫监。裴寂曾在大业初年任晋阳宫副监[9]2285,而到了隋炀帝末年,晋阳宫留守一职出现。随着战争的需要,晋阳宫留守以晋阳宫为防备突厥的军政中心,从而凌驾于晋阳宫监与副监之上。“会帝征辽,以茂为晋阳宫留守。”[8]2016同时该职务也便于隋炀帝出征高丽时调度宫城内的储备物资。“高祖留守太原,领晋阳宫监,而所善客裴寂为副监,世民阴与寂谋,寂因选晋阳宫人私侍高祖。”[9]2大业末年李渊留守太原时,太原留守亦为晋阳宫留守,李渊此时主要负责防御北部的突厥。裴寂还在李渊起兵前后给予协助,承担后勤补给的职责,可对宫内的所藏的大量财物进行调动。“寂进宫女五百人,并上米九万斛、杂彩五万段、甲四十万领,以供军用。大将军府建,以寂为长史,赐爵闻喜县公。”[9]2285其中裴寂所献粮食、布帛和兵甲的数量之多也可侧面印证隋炀帝重修晋阳宫有一定的军事防御意图。

据《旧唐书》所载,唐代行宫宫苑总监为从第五品下阶,宫苑副总监为从第六品下阶,宫苑总监丞为从第七品下阶。[9]1756-1758唐代行宫的官属有宫监、副监、监丞,大体承袭了北齐和隋朝行宫的官职和品位,但唐代行宫官属的品级略低于隋朝,由此可知晋阳宫也在这一规定之下有所变动。因此,北齐至隋唐时期的晋阳宫长官由最初的晋阳宫令、丞变为晋阳宫监。隋末因边防战争和军备的需要,晋阳宫留守出现并逐渐变为常设官职,凌驾于晋阳县令、宫监等官员之上。

三、北齐至隋唐时期晋阳宫的地缘优势与政权更迭

高欢建立晋阳宫是其谋取东魏政权过程中的重要一步。(武定)“三年正月甲午,开府仪同三司尔朱文畅、开府司马任胄、都督郑仲礼、中府主簿李世林、前开府参军房子远等谋贼神武,因十五日夜打簇,怀刃而入,其党薛季孝以吿,并伏诛。丁未,神武请于并州置晋阳宫,以处配口。”[3]21在夺取东魏政权的过程中,上层内部的斗争逐渐明朗化,高欢军政集团意在清除与之相抗衡的尔朱氏。在尔朱文畅刺杀高欢一事失败后,尔朱氏的势力被完全剿灭,由此高欢以处置政治对手的借口修建晋阳宫,将此前已为高欢主要阵地的霸府转变为新都城。同时,高欢坐镇晋阳宫也使并州成为与西魏对抗的前沿阵地。至北齐政权创建后,晋阳宫作为立国之根基,为团结新政权建立之初的各方势力,高洋在即位大赦时对晋阳宫内的政敌与战俘进行宽宥。天保元年(550)十月“辛巳,曲赦并州太原郡晋阳县及相国府四狱囚。”[3]54因而高氏时期晋阳宫的地位逐步攀升。其不仅有着“四塞”的地理位置,而且有着临近鲜卑旧族的优势,这使得它成为具有军事、政治等多重功能的一座离宫。随着高欢禅位成功、北齐政权的确立,晋阳宫作为龙兴之地越来越受到北齐皇室的重视,晋阳宫从霸府逐渐转向了离宫的性质。

至高殷即位,高殷与高洋两派之间对皇位进行争夺。“帝聪慧夙成,宽厚仁智,天保间雅有令名。及承大位,杨愔、燕子献、宋钦道等同辅。以常山王地亲望重,内外畏服,加以文宣初崩之日,太后本欲立之,故愔等并怀猜忌。常山王忧怅,乃白太后诛其党,时平秦王归彦亦预谋焉。皇建二年秋,天文吿变,归彦虑有后害,仍白孝昭,以王当咎。乃遣归彦驰驿至晋阳宫杀之。”[3]76文宣帝高洋死后,北齐宗室内部的政治斗争愈发剧烈。在此过程中,高演与高湛兄弟相互联合。高演居于晋阳,高殷居于邺都,政事几乎被高演所掌握。“乾明初,杨愔等密相疏忌,以帝为大司马,领并州刺史。帝既与孝昭谋诛诸执政,迁太傅、录尙书事、领京畿大都督。皇建初,进位右丞相。孝昭幸晋阳,帝以懿亲居守邺,政事咸见委托。二年,孝昭崩,遗诏征帝入统大位。及晋阳宫,发丧于崇德殿。皇太后令所司宣遗诏,左丞相斛律金率百僚敦劝,三奏,乃许之。”[3]89常山王高演一派在娄太后的帮助下取得统治权,为确保统治稳定,乾明元年(560)八月高殷被废为济南王,之后软禁在晋阳宫中。皇建二年(561)高殷被谋害后,才于晋阳宫崇德殿进行发丧。“天统元年(565)夏四月丙子,皇帝即位于晋阳宫,大赦,改河清四年为天统。”[3]97虽然高洋时期仍然以晋阳宫为根基进行统治,但由于鲜卑贵族与高演所依靠的汉人新贵之间的矛盾因政变越发明显,所以此时期高演为了远离晋阳和鲜卑贵族,逐渐转向对邺城的经营,因此晋阳宫在北齐皇室宗王、外戚各方的政治斗争中其政治地位开始下降,上层的权力斗争及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使得晋阳宫的都城功能渐渐消失。而在北周占据并州后又对晋阳宫的军事功能予以消减,“建德六年五月戊戌,诏曰:‘京师宫殿,已从撤毁,并、邺二所,华奢过度,诚复作之非我,岂容因而弗革。诸堂殿壮丽,并宜除荡,甍宇诸物,分赐穷民。”至十二月“庚申,行幸并州宫。移并州军人四万户于关中。……戊辰,废并州宫及六府。”[10]105北周建德六年(577),武帝将晋阳宫予以拆除,宫内所藏财物分予百姓,并把包括晋阳宫在内的并州屯军移至关中,削弱了晋阳对长安的军事威胁。此举既可赢取北齐旧民的向心力,又可加强北周对并州的控制。

大业三年(607)初隋炀帝进行东巡,经过榆林道时被东突厥的启民可汗接见。八月“乙酉,启民饰庐清道,以候乘舆。帝幸其帐,启民奉觞上寿,宴赐极厚。”[7]7壬寅日双方进行政治会晤之后,在炀帝返回长安的途中驻扎于太原并诏营晋阳宫。[8]70此次重修晋阳宫一方面因其在北齐时离宫的地位已然不再,宫城也荒废许久。另一方面,虽然启民可汗表示要臣服于隋,并在此前称隋炀帝为“至尊”,表以汉臣的身份来示好。但在炀帝注重拓边构建天下秩序的过程中,突厥仍然是不可忽视的边防威胁。随着北朝统一后隋炀帝重新大规模构建国家边防体系的需要,晋阳宫再一次承袭并增强了北齐时期御边的战略功能。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并驻扎于宫内以防备突厥。“突厥数寇边,诏晋阳留守李渊帅太原道兵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击之。”[6]5717因此在大业末年边防战争调整的间隙,驻扎于边地的李渊以晋阳宫为基地进行军事资源与力量的整合。“高祖发迹太原,因晋阳宫留守库物,以供军用。既平京城,先封府库,赏赐给用,皆有节制,征敛赋役,务在宽简,未及踰年,遂成帝业。”[9]2085其在军备方面主要依靠晋阳宫府库内的财物。其对外则凭借着临近突厥的地缘优势,积极取得突厥的军事支持。在人才方面招徕裴寂、刘文静、武士彠等入晋阳宫内筹谋政变。刘文静在“隋末,为晋阳令,遇裴寂为晋阳宫监,因而结友。夜与同宿,寂见城上烽火,仰天叹曰:“卑贱之极,家道屡空,又属乱离,当何取济?”文静笑曰:“世途若此,时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患于卑贱。”[9]2290二人因处于晋阳相识,均成为李渊的谋士。据《旧唐书》记载:

高祖留守太原,与寂有旧,时加亲礼,每延之宴语,间以博奕,至于通宵连日,情忘厌倦。时太宗将举义师而不敢发言,见寂为高祖所厚,乃出私钱数百万,阴结龙山令高斌廉与寂博戏,渐以输之。寂得钱既多,大喜,每日从太宗游。见其欢甚,遂以情告之,寂即许诺。寂又以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从寂饮,酒酣,寂白状曰:“二郎密缵兵马,欲举义旗,正为寂以宫人奉公,恐事发及诛,急为此耳。今天下大乱,城门之外,皆是盗贼。若守小节,旦夕死亡;若举义兵,必得天位。众情已协,公意如何?”高祖曰:“我儿诚有此计,既已定矣,可从之。”[9]2285

由此可见,晋阳宫副监裴寂于太原起兵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确保了起兵时的物资准备和高祖的心理建设。以上这些均是李渊任职留守期间为反隋事业逐步积累的条件。“夏五月癸亥夜,帝遣长孙顺德、赵文恪等率兴国寺所集兵五百人,总取秦王部分,伏于晋阳宫城东门之左,以自备。”[11]7大业十三年五月太原起兵时,李渊在晋阳宫秘密集兵,密谋除掉高君雅、王威,派遣长孙顺德、赵文恪于城外埋伏。而武士彠因担任晋阳宫留守府内的司铠参军一职,直接参与剿杀王威一事。“武士彠初为晋阳宫留守府司铠参军事。……及高祖举义,执王威、君雅等,士彠以功授正护大夫、大将军府司录参军,并赐物等。”[12]3894事成之后,晋阳宫仍作为李渊一行人西进关中的后方大本营,在永丰仓等关中粮仓占领前,是起兵前期军事物资的补给地之一。武德二年(619),在诸政权军事争夺时晋阳的咽喉位置对关中有着重要的保护作用,刘武周由河北攻至并州时,“秋七月,壬子,以四郎元吉为太原郡守,留守晋阳宫,文武后事并委焉。”[11]18李元吉此时镇守在晋阳以确保李渊起义军无后顾之忧。当刘武州占据并州,李元吉败退回长安后,由于李元吉丢失并州,因此李渊派“世民至晋阳,武周所署仆射杨伏念以城降。唐俭封府库以待世民,武周所得州县皆入唐。”[6]5882直至李世民重夺回晋阳,宫内府库又可确保物资的供应。李渊曾惋惜道:“晋阳兵强数万,食支十年,兴王之基。”[6]5864此记载也可看出在武德初年晋阳宫作为唐军起兵后的龙兴之地,仍然是控遏河东、关中地区的重要门户。

在李唐创业成功之后,晋阳宫是唐开国史构建时所需的关键元素,神异元素与地缘因素夹杂在一起,晋阳宫的地位也越发受到尊崇。与之相对应的是,晋阳宫的军事功能也随着唐长安城政治中心的确立而逐渐消减,成为仅仅代表着统治合法性的地望所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描写了大业十三年晋阳宫夜里有光直指龙山之上,童子山出现紫气和望气者的画面。“十三年,岁在丁亥,正月丙子夜,晋阳宫西北有光夜明,自地属天,若大烧火,飞焰炎赫,正当城西龙山上,直指西南,极望竟天。俄而山上当童子寺左有紫气如虹,横绝火中,上横北斗,自一更至三更灭。城上守更人咸见,而莫能辨之,皆不敢道。大业初,帝为楼烦郡守,时有望气者云:西北乾门有天子气连中原,甚盛。”[11]5这些均是本书撰写者温大雅在太原起兵后的重修追述,将李渊与晋阳宫中的神异现象相对应,从而塑造李渊即位的正统性。到开元十二年(724)玄宗游幸太原至晋阳宫时,其将并州再次提升成为北都。诏书中宣称,“我国家以神武圣德,应天受命,龙跃晋水,凤翔太原,建万代之模,为亿兆之主。……今王业所兴,宫观犹在,列于编郡,情所未安。”[12]147这再次强调了晋阳宫在治国中所起到的象征性精神,而提升晋阳宫与并州的地位也是有利于国家军事边防的重大政治举措。

综上所述,自武定三年高欢在原东魏霸府的基础上建造晋阳宫后,北齐至隋唐时期的宫城经历了毁坏与重建。北齐至隋唐时期晋阳宫的官属有所沿革。北齐时晋阳宫令为正长官,受长秋寺管辖。隋朝建立后其承袭北齐的制度设立宫监和副监。大业年间因征辽及防范突厥,晋阳宫留守一职出现,逐渐成为并州最高的军政长官。北齐至隋唐时期的晋阳宫与政局演变密切相关,高欢、高洋统治下的晋阳宫是北齐政权的根基所在。隋唐之际晋阳宫的政治色彩逐渐消减,军事功能逐渐加强。隋炀帝因突厥不断犯边又重新营造了晋阳宫并进行军事物资的储备。这使得晋阳宫在大业十三年的太原起义中保障了李渊军队的物资供应。而在李唐创业成功后,晋阳宫又成为开国史构建时所需要的关键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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