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开焱

巴赫金体裁理论弥漫着政治泛音。他认为体裁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包括文学体裁在内的一般文化体裁都内含特定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它与日常生活言语体裁内含的特定世界观和丰富的生活意识形态一脉相通。巴赫金言语体裁理论与他的对话理论密切相关，他的对话理论弥漫着政治泛音。巴赫金揭示了体裁内潜含的泛政治意涵，并有效地解决了现实生活政治与文化体裁政治之间的本源性关联。他的体裁政治学充满启示，也还存在讨论余地。

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文学思想在中国传播，开始是复调小说理论、狂欢化理论、对话理论，但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体裁才是其文学思想具有全局性的问题。他明确说过：“在文学和语言的命运中，主导的角色首先便是体裁。”［1］(P403)人们发现，巴赫金建立了自己完整的体裁理论，他几乎所有文学思想，甚至超文学思想如对话主义、超语言学、狂欢化理论等，都从不同渠道、方向和层面与体裁问题相关联。这一认识，使不少研究者将研究兴趣转向巴赫金的体裁理论。其实，在西方学术界，巴赫金最早获得重视的恰是体裁问题的理论。有西方学者指出：“巴赫金在西方获得广泛的声誉，首先是因为他独特的体裁理论和小说理论。”①因此，体裁理论是巴赫金学术思想的枢纽。阅读《巴赫金全集》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他有关体裁的论述内在弥漫着政治泛音。本文将厘清巴赫金体裁政治学的有关思想，并讨论其启示和可讨论的问题。

从现有成果看，巴赫金体裁理论基本构成大都得到充分研究。但笔者发现，尽管某些研究涉及巴赫金体裁理论的政治维度，但专门对此研究的成果迄今很少见。而泛政治意识是渗透在巴赫金所有体裁理论中的核心要素，忽略这一点，就很难把握巴赫金体裁理论的特色所在。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中国从曹丕《典论·论文》开始，研究体裁的成果汗牛充栋，但像巴赫金体裁理论这样弥漫着政治泛音的却并不多。中译6卷本《巴赫金全集》中大部分论文论著都整体性或局部涉及体裁问题。要研究巴赫金叙事政治学，体裁政治学是其最具基础性和全局性的一个领域。

体裁研究尽管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源远流长，成果众多，但西方关于这个概念的名称却并不统一，所使用的术语意涵也不完全相同。法语“genre”，拉丁语“genus”,德语“Genre”，都只是近似的概念，并不相同。就是在英语国家，也使用很不一样的术语来命称“体裁”概念所指对象，如类别（kind）、种类（sort）、等级（class）、类型、文类(type)等，甚至还有人用“style”(风格、文体)、“form”（形式）等来指称体裁。这种混乱现象，既显示在漫长历史过程中人们对体裁理解和认识的差异，也显示体裁涉及众多方面，还显示体裁研究成果丰富复杂，这些恰恰说明体裁问题的重要性。

在展开讨论之前，先归纳巴赫金体裁理论构成的主要方面：一是有关体裁的一般理论；二是与文化、文学体裁相关的言语体裁理论；三是小说体裁理论。其中，小说体裁是巴赫金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成果最为丰富。限于篇幅，本文只厘清巴赫金一般体裁理论和与之相关的言语体裁理论的政治泛音。

一、一般体裁中潜含的世界观与意识形态

巴赫金体裁理论的形成是与俄国形式主义对话开始的。他认为形式主义仅仅将体裁确认为一种特定的话语和形象组织规则远远不够，“体裁的真正意义未能为形式主义所理解”。［2］(P283)巴赫金意识到形式规则和结构对体裁的价值，他与俄国形式主义的区别在于，他的体裁理论开始于后者理论结束的地方。他批判地吸纳了俄国形式主义对于语言、形象、技巧、结构和规则的某些认识，但远远地超越了后者。他认为体裁应是文学研究的起点：“诗学恰恰应从体裁出发”［2］(P283)，这是因为体裁在文学世界内是覆盖所有文学现象的交汇点。从共时角度讲，体裁是所有文学文本都必定与之关联的中心：“体裁是整个作品、整个表述的典型形式，作品只有在具有一定体裁形式时才实际存在”［2］(P283)；同时，作品的完成性和完整性，也只有在体裁中获得。从历时角度看，一部文学史，就是不同文学体裁相互影响、斗争、吸纳、融合、发展变化的历史。因此，无论怎样评估体裁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那么，关于“什么是体裁”这个问题，有很多解释。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理论家们主要是从形式规范角度定义体裁的。日尔蒙斯基关于“每一种诗学体裁……首先都是一个独特的结构”［3］(P231)的判断，在形式主义学者那里比较有代表性。形式主义说的形式结构包含两个层面的东西，一是语言材料在具体作品中的组织形态，二是形象材料在具体作品中的组织形态。所以，研究体裁必须研究语言和形象材料如何经过特定手段、遵循什么规则组织成特定形式，必然涉及手段、技巧、规则等。新批评理论家也是从形式角度定义体裁的，沃伦和韦勒克谈到文学作品的类型问题时明确说：“总体来说，我们的类型概念应该倾向于形式主义一边。”［4］(P265)20世纪后期，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一些理论家也基本是从形式规则角度看体裁的。如罗兰·巴尔特认为体裁是一些组织文本的规定和制度，这些规定和制度随时代而变化。乔纳森·卡勒从读者接受角度说，“对于读者而言，体裁就是一套约定俗成的程式和期待”，［4］(P76)这里的规则、制度、程式，首先当然是关于话语和形象组织的。这些说法有两点相同或相近，一是认定体裁构成的基础之一是特定形式（话语和形象的组织形态），二是认定体裁由一系列形式规则、制度和程式等构成的。

巴赫金承认体裁由一系列形式规范构成。他说：“体裁——指类型固定的完整表述形式，指建构整体的稳定类型。”［1］(P223)但这些形式规范并不像形式主义所说，只是由语言或事件材料建构的纯结构形式，它本身还积淀着特定内容，体裁既是形式也是内容的存在方式。巴赫金一直反对用纯技术性、纯物理性眼光看待形式，他坚定地认为在形式中包含着内容。他说莎士比亚和所有伟大的艺术家，都不是用材料的砖瓦建筑自己的艺术世界，“而是用充满沉甸甸涵义的形式”来建构的［1］(P369)，因此，“体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P368)；在巴赫金看来，形式规范的意义在于潜在地影响和规定着人们从特定规范和角度去观察、思考和表现世界，体裁“在它们若干世纪的存在过程里，形成了观察和思考世界特定方面所用的形式。”［1］(P369)因此，体裁内含观察和理解世界的角度和世界观，这是由特定形式和形式规则潜定的。巴赫金在谈到形式的意义时特别指出：“形式则是程式化了的、凝固了的旧内容（熟悉的内容）……形式曾是熟悉易解的、凝滞了的旧世界观。”［1］(P387)故体裁确关乎形式，但它也关乎内容，关乎人们对世界的观察、思考和表达，而后者正是体裁的内容。

从什么角度可以认为携带着内容的体裁形式与规则具有世界观意义呢？巴赫金说体裁具有世界观意义，首先是从特定话语与形象构成规则角度着眼的。任何体裁都意味着一系列约定俗成的形象和话语组织规则，对于使用它的写作者都有较大约束作用。这些规则内在地限定了社会生活以怎样的话语方式进入特定体裁并呈现为怎样的形象，这些形象呈现出的世界图景的总体特征就潜含世界观意义。这正如托多罗夫概括的那样：“巴赫金认为体裁是一种提供模拟世界的模型化体系。”［5］(P289)巴赫金认为，从作家创作角度看，“人的意识用以观察和理解现实的一系列内在体裁”成为“整个作品、整个话语的内在形式”，［2］(P282-283)所以，他说艺术家应该学会用体裁的眼光看现实。如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应学会把生活看成小说的故事情节，学会洞察生活中更为深刻、更为广泛的联系，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生活的进程。将社会生活转化为故事情节，并通过它揭示现实生活的内在关联，这是长篇小说体裁形象组织的规则，所有以此创作的作家，都须接受这种规则制约。而按这种体裁规则呈现的社会生活，就形成了特定的世界图景。这种总体上被体裁形式规范限定的世界图景具有比较稳定的特征，内含着最一般意义上的世界观。所以，《米哈伊尔·巴赫金》的作者在介绍巴赫金体裁理论的时候说，巴赫金将体裁“视为一些画像——这些画像将其时代的世界观固定了下来。在他看来，体裁是一种特殊世界观的X光照片，是专属于某一时代和特定社会中某一社会阶层的结晶”［6］(P360)。

同时在巴赫金那里，世界观又与意识形态有内在关联，世界观内含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从特定世界观派生。在谈到言语表述的政治意义时，他说：“所有的意识形态表述（复杂的文化交际表述）都是由世界观来决定的。后者甚至渗透到日常生活体裁中去。”［1］(P271)巴赫金显然将世界观当成最高层级的精神概念了。如果跳出巴赫金的思想，也许会有另外的理解。例如，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角度看，意识形态（观念形态）是人类精神构成最高层级的概念，它包含了世界观，但不只有世界观。当然，究竟是谁可作精神结构最高层级的概念其实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一点上，巴赫金和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

文学体裁内含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从哪里来？从巴赫金有关论述看，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从与当下现实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言语体裁中来，二是从特定体裁的历史积淀中来。关于前者放到下节讨论，在此只强调指出，巴赫金认为文学体裁在内的文化体裁的世界观与意识形态元素，归根结底来自于与大众日常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且携带着“生活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言语体裁，它是对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集中化、概括化和观念化升华与表达。“表述在社会阶级、政治、世界观、流派等的斗争中持有一定的立场，而这些斗争发生在人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所有领域”。［1］(P227)

这就在文化体裁中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生活意识形态”之间建立了本源性联系。当然，巴赫金并不简单认为日常言语体裁中携带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可以直接搬移到文化体裁中（文学体裁是其一），日常言语体裁需要经过已经形成的特定文化体裁规则的选择、转化、升华、融化，才能进入和沉淀进文学体裁之中，但这一关系的揭示就认定了两者之间的本源性关联。

从特定体裁的历史积淀角度看，巴赫金认为，所有体裁都是历史地形成的，都有漫长的发展过程，是无数使用者在继承和改变中不断创造和积累的结果，因此具有集体性。“体裁是集体把握现实”的形式［2］(P291)，这就是说，体裁中潜限的世界图景，不是任何单个人的，而是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无数使用者共同赋予和确认的，是荣格的意义上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这不是说体裁使用者对体裁潜限的世界观只有接受而别无选择，有创造力的作家，总是以个人的创造力突破特定体裁已有的某些规则，而将一些新的规则引进特定体裁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作家完全抛弃了原有体裁的全部规则，这不可能。有创造力的作家，总是只能在遵循原有体裁规则基础上，局部地突破、引进或创造某些新规则来创造自己作品的形象世界。而他引进和创造的某些规则因素，也会被特定体裁吸纳和确认，从而进入特定体裁的传统，丰富和改变体裁规则的某些方面。这正是特定体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实际发展的情形。从体裁中积淀着特定世界观的角度看体裁的历史积淀和变化，我们将能得出一个结论：体裁中积淀的世界观，既是稳定的，又是不断变化的。

体裁中潜含着特定世界观，特定世界观与特定意识形态相关联，这个基本认识，从根本上使巴赫金的一般体裁理论弥漫着内在的政治泛音。

二、日常言语体裁中的世界观与意识形态

从巴赫金体裁理论构成看，对体裁具有基础意义的材料是语言（言语、话语）和形象（人物、事件），这一点和他的形式主义对手并无不同。他有时侧重从其中一个构成要素展开探讨，当然，更多的论文论著是同时从两个层面探讨小说体裁特征的。其实就是从其中一个构成要素切入的探讨，有时也会涉及另一个要素，不过是有侧重点而已。但从总体上讲，言语问题显然是巴赫金最关注的，巴赫金认为言语体裁对于体裁问题具有基础性，因此，巴赫金的体裁理论对言语体裁的研究最为重视，思想也最为丰富。

巴赫金体裁政治学的基础之一，是日常生活中的言语体裁政治学。他将所有言语体裁区分为两大类，即日常生活言语体裁和各种文化体裁。前者具有基础性，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之上发展、扩张、提升的结果。在巴赫金看来，作为文化符号的文学、哲学、科学等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体裁，都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言语体裁。言语体裁是跨越和连接文化体裁与现实生活言语现象的重要桥梁。因此，要了解巴赫金文学体裁政治学，就要了解他的日常生活言语体裁政治学。

日常生活言语体裁是巴赫金提出来的一个独特概念，它指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各种言语进行交流的具有规范意义的表述类型。他说：“每一单个的表述，无疑是个人的，但使用语言的每一领域却锤炼出相对稳定的表述类型，我们称之为言语体裁。”［1］(P140)他指出日常生活中人们在所有特定领域、场合和情境中交流说话，都遵循着特定体裁规范约束，都使用着特定言语体裁，不习得这些言语体裁，人们就无法合适表述和交流。而言语体裁是十分丰富复杂的：“言语体裁的丰富多样性是不胜枚举的，因为形形色色的人类活动的可能性是难以穷尽的；也因为在每一活动领域中都形成了一系列的言语体裁……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言语体裁（口头和书面的）极端差异性。”［1］(P140-141)因此，个体习得各种言语体裁的过程也是漫长的。

在巴赫金那里，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各种言语体裁进行交流的表述活动，无处不在的弥漫和渗透了不同阶级、阶层、职业、性别、年龄、文化素养的人们之间社会观念、感情、立场的冲突、对抗、对话与应答，而这些也就是日常言语体裁中的政治内涵。纵观巴赫金有关论述，下面几点需要我们特别注意：

第一，言语体裁中的各种文化体裁和日常生活言语体裁的关系。巴赫金将言语体裁区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日常生活言语体裁，第二类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文化体裁，他将第二类称为“意识形态型”的体裁。文化体裁是在日常言语体裁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但特定文化体裁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它们与日常言语体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第一类和第二类（意识形态型）体裁之间的区别是巨大而具有原则性的。”［1］(P143)特定文化体裁一旦形成和独立，就产生出与前者既有关联但又有区别的独特规则。前者需要按照文化体裁的规则要求进行处理和改造，才能成为文化体裁的有机构成。日常生活言语体裁是文化体裁的基础，这一观点尤为重要。拿文学体裁而言，所有的文学体裁都是日常生活言语体裁扩大、提升、改造的结果。“基本的言语体裁直接反映交际情境，派生的言语体裁是专门化的体裁，反映有组织的文化交际的复杂交际的情境。但这些专门性体裁大多是从基本体裁中衍生出来的（由对语构成的戏剧、长篇小说等等）”。［1］(P218)言语体裁是跨越生活与文学两个领域的桥梁，它携带着日常生活的丰富信息进入文学世界，文学体裁也通过日常生活言语体裁与现实社会生活保持着密切联系。

如果将巴赫金思想放回当时的历史语境，将发现这显然是对俄国形式主义学者关于文学语言和日常生活语言观点的吸纳、改造和超越性发展的结果。俄国形式主义特别强调语言对于文学的基础意义，他们认为，文学语言是对日常生活语言的陌生化处理结果。对于形式主义这一著名观点，批判者往往只注意到他们强调生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隔离和差异性，较少注意到这种观点其实内藏着两者关联性的辩证认知。巴赫金关于日常生活言语体裁与文化体裁辩证联系的认知，既将这种深藏于形式主义诗学中的辩证关系显化和强化了，又超越了后者表层强调两者割裂、区别的片面性，更加辩证而全面。

巴赫金的言语体裁理论在文化体裁与日常言语体裁之间建立了沟通两者的桥梁，它一端建基于日常生活语言体裁（并渗透到日常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端建基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言语体裁（文化体裁）活动，两者既关联又区别。这就在理论层面超越了从俄国形式主义语言陌生化主张到后结构主义将文学当作与现实完全不相干的“语言乌托邦”的所有理论，这些理论都未能合理合适解决文学语言和日常生活语言既联系又区别的辩证关联。它们都更强调文学语言与日常生活语言的差异性、对立性。而巴赫金的言语体裁理论既区分了两者又连接了两者，是极有学术价值的思想成果。

第二，巴赫金的日常生活言语体裁理论与他的日常言语表述理论内在相关。1928年，他以麦德维杰夫的名义出版《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问题》一书，系统提出自己以“超语言学”为基础的对话主义理论。该理论在批判当时语言学界影响巨大的客观主义语言学（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语言学）和“思想文化哲学或心理文化学”为基础的主观主义语言学（洪堡以来的文化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同时，提出了以人类现实社会言语交际为研究重心的“超语言学”。在超语言学里，不是抽象的语言整体、语言规则，也不是人们心理中语言与意识的关系，而是人类在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的言语交际现象成为研究对象。

人类用言语进行交际（表述）是语言最重要的现象，最值得研究。而在言语交际活动即表述活动中，说者与听者，话语、情境、语调、意向、对话与应答才是最重要的元素，而这些客观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都不曾关注，但恰是语言活动最重要的方面。人们的言语交际即表述活动，是与日常言语体裁密切相关的，不同领域、不同情境中的表述活动，形成了一些特定的表述规范，即日常生活言语体裁，它们一旦形成，就对以后的表述具有一定的限定作用。个体每一次的表述要通过不同的日常言语体裁来展开和完成。没有这些言语体裁，人类的话语交流活动就无法有效进行。所以，巴赫金的日常言语体裁理论与超语言学理论密切相关，准确说，是以超语言学和对话主义为前提的。在巴赫金看来，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言语行为（表述）都是在特定体裁中展开和完成的。任何情境中，都先在地存在着与这种情境相关的若干言语体裁，所有人要在这种情境中与他人合适交往，就必须习得它们。个体进入特定社会的过程，与他习得这个社会丰富的言语体裁的过程是同步的。

第三，巴赫金日常言语体裁和表述理论中弥漫着政治泛音。在巴赫金那里，日常生活言语体裁是用于交流即表述的，所有表述活动都是由说者、话语、听者、语境、意向、语调等几个要素构成的。而现实社会生活中，这些要素都携带有意识形态内含或性质。他说：“表述在社会阶级、政治、世界观、流派等的斗争中持有一定的立场，而这些斗争发生在人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所有领域。”［1］(P227)巴赫金指出，说者与听者的意识，都渗透了意识形态或者与意识形态相关。意识本身“只有在符号的材料中成为现实”，［2］(P351)而所有符号领域都是意识形态领域。巴赫金说，在人类社会，“意识形态与符号领域相一致。哪里有符号，哪里就有意识形态，符号的意义属于整个意识形态。”［2］(P350)而作为符号主样式的人类语言，其话语表述都必然带有意识形态内涵，因此，他断言“话语永远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2］(P416)，他由此提出了“生活意识形态”的概念。“生活意识形态”在巴赫金那里指的是“生活感受以及与之直接相连的外部表现的一切总和，我们称之为生活意识形态”。巴赫金断言：“心理和意识的内容……完全被意识形态化了。”［2］(P442)基于日常言语体裁的表述活动，是一种充满了生活意识形态内涵和性质的活动。

在这个基础上，巴赫金提醒注意日常生活言语体裁和文化体裁中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他指出：“社会伦理、科学、艺术以及宗教等已经形成的意识形态体系，已经从生活意识形态独立出来，并且同样给予后者以积极的反作用，给这一生活意识形态定调。”［2］(P442)因此，他主张将“生活意识形态”置于“已经形成的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式（艺术科学、法律、宗教等）体系”的统一体中进行研究。文学等文化世界体裁中的意识形态，是从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中来的，是通过日常生活的言语体裁输入和携带的，它们被特定创作者进行选择、改造、提升、强化或弱化处理后，进入文学体裁之内。同时，文学中的意识形态又会反过来对生活意识形态施加重要影响。

第四，关于语言中的世界观与意识形态问题。语言内含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吗？巴赫金是否定的。他认为语言不内含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只有在具体表述——即语言的实际运用中言语才内含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巴赫金在《言语体裁问题 相关笔记存稿》中主张，应该区分抽象的“语言”和具体交流活动中的“表述”即具体的言语活动。语言是抽象地存在的整体，它本身不存在特定的世界观，所以，他说：“语言不是科学，不是艺术，不是世界观，但是它使得所有这些成为可能。”［1］(P269)“世界观的意义，它在语言中是不存在的。语言不解释世界观也不可能解释它，因为在语言里没有世界观。但假如没有语言，世界观既不能形成也不能表达（二者不能分割）。但语言给予正确的（真正的和先进的）世界观的东西要多得多，从他那里获取的东西也多得多（而自己并不变成世界观）”。［1］(P266)他在多个地方都反复表达了语言不内含世界观的观点。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他这里的语言指的是总体语言系统，他认为这样的语言不内含世界观。巴赫金认为：“所有的意识形态表述（复杂的文化交际表述）都是由世界观来决定的。后者甚至渗透到日常生活体裁中去。”“世界观知识与具体的表述相联系、才附加到语言的各种意义上。个别词作为表述的余音成为这些（具有世界观性的）表述的代表”。［1］(P271)巴赫金否定总体语言系统内含世界观的原因，既有对苏联当时部分语言学家强调语言阶级性观点的拒绝，也有对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洪堡以来的文化语言学将世界观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的观念的拒绝，还与他强调言语交际的重要性有关。他说的“语言”，指的是以语言法则（语法）为核心的整个语言系统，和人们在具体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有别，巴赫金往往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称为“言语”“言谈”“表述”。巴赫金认为语言法则只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一般不携带任何语义（自然也就不存在潜含世界观的问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才是携带具体语义的，所以才内含世界观。例如，他在论述拉伯雷的论文中说：“语言，这是世界观，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社会性的、它们决不能脱离生活实际和阶级斗争的实际。它渗透着评价的理论体系。”［7］(P547)这里说的内含世界观的“语言”，正是他言语体裁理论和言语交流理论中的“言语”。对此，他有明确区别：“我们所说的语言，不是抽象的语法范畴构成的体系，而是有思想内容的语言，是作为世界观的语言，甚至是作为具体意见的语言；它在一切思想领域里能保证达到起码的相互了解。”［8］(P49)

综上可知，巴赫金是以丰富复杂的言语体裁、人们通过这种言语体裁进行社会交际的表述活动的认知为基础，来研究包括文学体裁在内的文化体裁的。这种研究强调了下面三个重要的观点：（1）文学体裁在内的文化体裁的基础是日常生活中的言语体裁；（2）日常生活言语体裁理论与超语言学对话理论具有内在关联性；（3）言语体裁、言语表述都内含着世界观和特定意识形态。这些基本认知对于巴赫金体裁政治学具有基础的意义。

三、巴赫金体裁政治学的启示与讨论

巴赫金体裁政治学极具启发性。大多数文体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几乎都从形式论角度讨论体裁问题的，巴赫金别树一帜，他通过有力的分析，论证了包括文学体裁在内的文化体裁内在地具有泛政治性，它们内含着特定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这对于矫正形式主义从纯技术性角度对待体裁与形式的偏颇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后世体裁政治学研究开了先河。同时，巴赫金别开生面地开辟了日常言语体裁研究，这是此前无人涉及的领域。他将日常生活言语体裁理论与超语言学对话理论结合，揭示了日常生活言语体裁的对话本质和泛政治特征。最后，他以言语体裁为桥梁，在日常生活言语体裁与文化和文学言语体裁间建立内在关联性，从而克服了形式主义理论家试图区隔两者的绝对化毛病，使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得以揭示，也使两者之间的泛政治内含及其关联性获得揭示。所有这些，都具有高度的原创性和极大的学术价值。

尽管如此，某些问题也存在可以再讨论和深化认识的余地，这里特别就语言的世界观问题进行讨论：巴赫金一再表达一个观点：语言中没有世界观，言语（表述）中才有世界观。这个观点具有再讨论空间。在索绪尔那里，言语和语言是密不可分的，语言是一切言语从语言中总结出的总体性存在，巴赫金所说的言谈、表述、话语，都只是语言的局部性显现和存在。这种总体性语言系统是否潜在地预定着使用者对世界的基本感受和认知边界，即泛义的内含世界观的世界图景？近现代许多学者的答案是肯定的。不少学者已经确立了这样一种认识：对于人类而言，语言的边界就是人类意义世界的边界。海德格尔“语言即存在之家”的命题、卡西尔关于人类是通过语言为主的符号建立理想世界的动物的定义、洪堡、萨丕尔·伍尔夫关于不同语言系统内含着不同世界的观点、麦克卢恩关于人类的世界是信息的世界、“媒介即信息”的著名命题，等等，都在强调语言、符号内含特定世界观的认知。这些思想家都在强调，一种独特的语言系统，潜在地限定了它所能呈现和表达的独特世界。他们都不是从言语具体表述活动角度，而是从整体性的语言体系与其可能呈现的世界图景的角度立论的，不能说他们的思考毫无道理。巴赫金在当时的理论语境中，为了强调自己超语言学理论的价值，而激烈地否定和批判结构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是可以理解的，思想史和学术史上这种情形很常见，何况巴赫金的批判也有深中肯綮之处。但跳出当时的语境，我们也不难看到被他否定的观点某些合理性和价值方面，往往会被有意无意地无视障蔽。相当意义上，一种语言系统的所有具体运用（言语表述活动）所呈现的世界图景，总体上都是这种语言系统潜在世界图景的部分实现形式。这也是说，巴赫金所强调的言语表述所呈现的世界图景并非与其所属的语言系统呈现世界的潜能没有关系，事实也许恰恰相反。但巴赫金在他所处时代的特殊语境中，强调言语表述活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自有其特殊的价值，这是我们可以给予理解的。

巴赫金体裁政治学还有可以讨论之处，那主要是他关于小说革命性特征的认知以及作为小说体裁理论基础的对话主义与狂欢化理论的过于理想性问题，限于篇幅，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我们将放到有关他小说体裁政治学思想清理的论文中进行，此处不展开。

注释：

①参见：（美）莫尔森、爱默森《米哈伊尔·巴赫金：创造一种小说学（日常语言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年）转引自程正民《巴赫金的体裁诗学》，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