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脱贫的稳定性与减贫动力变化的若干问题
2021-12-06徐进李小云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6期
徐进,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083)
一、引言
从全球范围来看,减贫主要分为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主要手段的增长减贫策略和直接瞄准穷人的减贫计划两大类。前者多见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后者则如很多发达国家采用的针对贫困群体的福利或收入转移计划。中国的减贫战略则有其特殊性:首先,由于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在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主导性和城乡分割的特殊体制,中国的减贫长期以来一直聚焦农村;其次,中国的减贫既是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的广义性的减贫,也是瞄准贫困群体的直接干预的结果;再次,中国瞄准性的减贫干预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收入转移,是发展性和保障性减贫干预的结合,在中国被称为扶贫开发;最后,中国的减贫干预,特别是脱贫攻坚战,是在“压力型体制”下推动的政治行动,具有很强的行政驱动的特点[1]。
中国的减贫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以农业农村改革和发展为主要动力,到80年代中期转为采用区域瞄准方式,弥补单纯依靠经济增长的减贫方式有计划、有目标的农村扶贫开发行动,并在21世纪初进一步演化为在依靠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前提下,结合区域和个体瞄准的发展性减贫与保障性减贫为一体的减贫战略。1986年正式开始的农村扶贫开发一直都是在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的机制下展开的。2012年开始的精准扶贫以及其后升级的脱贫攻坚则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党政一体化机制的政治和行政优势,呈现出依托政治议程强化政府主导的特点[2],从而使得中国旨在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行动呈现出“超强干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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