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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句俗语说徽商

2021-12-05克念

同舟共进 2021年11期
关键词:盐政淮扬盐商

克念

“近几百年来的食盐贸易,差不多都是徽州人垄断了。食盐是每个人不可缺少的日食必需品,贸易量是很大的。徽州商人既然垄断了食盐的贸易,所以徽州盐商一直是不讨人喜欢的,甚至是一般人憎恶的对象。你一定听过许多讽刺‘徽州盐商的故事吧?所以我特地举出盐商,来说明徽州人在商界所扮演的角色。”这是胡适晚年叙述自己家世的几句话,因为他籍贯徽州,所以他是从徽州商人说起的。

胡适的立场非常讨巧。在他幼年,作为盐商的徽州商帮已经衰落了,徽商回到了明朝初年的状态,虽然遍布各地,却以贩卖毛笔、木材、生漆、茶叶等徽州土特产为生,再也没有独霸一方的声势和财力。当徽商还是盐商的时候,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道光年间,掌控淮扬地区的食盐生产贸易达两百余年,不管是被人憎恶也好,被人羡慕也好,还是被人研究也好,这一阶段的淮扬盐商,确实是明清徽商的代表。反过来,在淮扬地区生产生活的徽州盐商,也深刻地影响了淮河南北和长江下游的商业生态和文化生态,甚至改变了所在地的民间信仰和社会风俗。

明末到晚清的二百年间,在两淮经营盐业的徽州商人对于淮南扬州的社会变迁的各种影响,也产生了很多相关俗语,这也成为今天我们了解徽商的门径。一直以来,有三条同徽商有关的俗语最为著名:

第一条,金窝银窝不如盐窝;

第二条,钻天洞庭遍地徽;

第三条,无徽不成镇。

先说第一条俗语——

金窝银窝不如盐窝

江苏南部,也就是今天的苏南地区,有句俗话,叫“金窝银窝不如草窝”。意思很好理解,外面再好的境遇,金银打造的别墅,也不如家里的茅草屋舒适。这是中国传统的“安土重迁”的民间表达。在江苏中部,也就是江北的淮扬地区,也有差不多模式的俗语:“金窝银窝不如盐窝”。

一些民俗学家不明白“盐窝”指的是什么,就附会成了“盐碱窝”,盐碱地上的窝棚。意思也能解释得通,但事实上,这些民俗学家搞错了,“盐窝”其实不是什么窝棚,而是食盐生产贩运的基本权利。要了解中国明清时期的食盐专卖制度,乃至要理解为什么盐商都会成为巨富,首先就要了解“盐窝”的准确含义。

明朝在万历之前,食盐专卖制度叫作“开中制”。明初,这个制度的执行非常公平:先由内阁户部出招标文书,列明需要粮草的地点。一般来说,这些缺粮地都在所谓的“九边”,就是明帝国在北方边陲的九个边防重镇,如宣府、大同、太原、宁夏、甘肃等城池。户部列明需要粮草的地点和粮草数量,给出的报酬是,运送粮草的商人能够得到一定数额的食盐专营证。这些条件张榜公布后,公开招标。哪位盐商投标速度快,就能领到任务,并获得相应的食盐专卖许可证。而且朝廷还明令禁止四品官以上的公侯将相及其家人奴仆来竞标。

永乐以后,也就是仁宗宣宗的时候,这些公正透明的政策开始松弛,掌握内部招标情况的官员互相勾结,让自己的异姓亲戚抢先一步投标。这样,中标范围越来越窄,而中标额度越来越大。这些权贵通过自己的家属远亲,一次就竞投得五六万张食盐专卖证,甚至宫里的太监也通过族内亲朋一次竞投得一两万张专卖证。当时的俗语把根基、位置或不菲的权利称作“窝”,这些上万甚至几万份食盐专卖证汇聚一人之手的现象,被民间称为“盐窝”。权贵大族这种一下子抢占数万张专卖证的现象,就被老百姓称为“占窝”。

通过转卖这些食盐专卖证,权贵豪门无须自己经营,每年都能获得巨额进账,简直就是神话传说中的“聚宝盆”。这就是“金窝银窝不如盐窝”的真实含义。

买下这些权贵手中的食盐专卖证的盐商,需要相应的经济实力和运营经验。大部分“九边”重镇靠近山西,而且山西商人有丰富的运输经验,所以从明初开始,山西商人一方面为北方边疆的将士运送粮草,一方面在淮扬地区专营食盐以获得暴利。“晋商”真正的形成,就在这个时候。

到了明朝中叶,也就是明帝国成立一百年之后,市面上的白银储备充裕了,朝廷的政策就有了重大变化,从“纳粮开中制”转型为“纳银开中制”,也就是说,盐商要获得食盐专卖证,之前要为边塞运送粮草,现在直接缴纳相应的白银就行了。如此,晋商就失去了他们原有的优势。之前他们因为地理和地缘的熟悉而擅长边疆运输,现在仅仅从事长江中下游的食盐生产和贸易,毕竟离家太远,很不方便。因此,自明代中叶开始,晋商就逐渐退出了淮扬盐商的行列。

有人退出,就有人进入。在明代中期之前,徽州商人早就驰骋在中国大地,他们贩卖的大多是家乡特产,如宣纸、木材、茶叶等,因此对以长江为主干的横向交通和以运河为主干的纵向交通都非常熟悉。有专家认为,在成化、弘治年间的“开中改制”,也就是由纳粮改为纳银以后,徽商和晋商的力量对比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徽商的历史似应从明代中叶开始”。也就是说,之所以有庞大而紧密的徽商团体,是因为徽州商人整体成为盐商,在淮扬地区有了翻天覆地的发展,才使得这个商帮具有了二百年之久的事实影响力。

刚进入食盐贩卖领域的徽商,此时还是二级经销商,真正的食盐专营权垄断在那些占有“盐窝”的朝廷权贵和豪门大族手里,徽商只能通过买下他们手中的食盐专卖证来从事食盐贸易。到了万历年间,形势又产生极大的变化。

明朝在万历年间,开始在境内外大规模用兵,最著名的就是“万历三大征”,其后还有对建州女真一系列的战役。这就需要朝廷支付极为庞大的军饷粮草械弹,这些消耗不是传统的“皇粮”纳贡能够承担得起的。于是万历皇帝开放了“输献”体制,也就是商人用白银交换国家赐予的利益。刚开始,国家对商人的回报是赏赐官爵,比如当时有个姓吴的徽州盐商一下子捐款三十万两,朝廷赏赐了他六个子弟都是“中书舍人”的官衔。

但老实讲,官员的数量有编制约束,而朝廷对于白银的索取是没有穷尽的。为解决这个矛盾,朝廷终于改变了这种卖官鬻爵的做法,从根子上改革食盐专卖制度,实行新的纲盐制,即扶植一批富商充当“纲商”,规定他们每年可以领运多少食盐专卖证,其他人不能参与贩运。纲商所垄断的专卖制度,叫做“引窝”或“根窝”。这就是晚明著名的从“势要豪门占窝”向“盐业富商占窝”的重大转型。从此以后,这个盐商垄断“盐窩”的“纲盐制”,一直延续到了清朝道光年间,也就是鸦片战争前后,长达二百余年。这是徽商最鼎盛的时期,这些垄断型盐商中,虽然没有精确统计,据历史学家估算,徽商的数量起码占到一半。所以,后世一般所谓的徽商,就是指这二百年间在淮扬大地经营贩运的徽州盐商。

明清易代,清朝并没有改变纲盐制,反而变本加厉地以纲盐制为基础,加大了对盐商的盘剥。不过,说盘剥也未必确切,这些盐商,尤其是徽州盐商已经取得了所谓的“根窝”,也就是代代相传的食盐专营权,最担心的就是被官方剥夺。因此他们也乐意用银子孝敬朝廷和皇帝,以求这种特权永远继承下去。

明代的纲盐制,由于收入归于皇帝的内廷,因此派下来收钱的是内廷的太监,这造成了财政的混乱;到清朝,盐业专营收入归进内务府,也算是皇帝的私房钱,因此康熙、乾隆两位皇帝的南巡,用的都是食盐专卖的所得。盐业经营归内务府管理,而内务府派驻江淮地区最重要的官员就是江宁织造和苏州织造,所以康熙皇帝索性命令自己的亲信曹寅,由江宁织造去兼理淮扬盐政,后来又让另一个亲信李煦由苏州织造兼两淮巡盐御史。

众所周知,曹寅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李煦则是《红楼梦》女主人公林黛玉原型的祖父。《红楼梦》中所描写的那种“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富贵荣华盛况,正是对由徽州盐商供养着的盐业主管官员奢靡生活的真实写照。

但这样,问题产生了:盐商“占窝”,也就是购买可以传代的食盐专营权,需要真金白银;盐商又要一次次负担皇家费用,明里暗里报效内廷;对于盐政官员,比如曹寅、李煦等人的公私敲诈,也必须应付得当。这样下来,他们的非运营支出简直是天文数字,也成了食盐经营的最大成本。结局必然是,要么食盐价格高昂,要么他们自己破产。那么,淮扬的徽州盐商,是如何应付这种尴尬局面的呢?

这就要谈到第二条俗语了:钻天洞庭遍地徽。

钻天洞庭遍地徽

一句俗语之所以成为俗语并流行几十年乃至数百年,必定是有其真理性在里面。不过,考察这句俗语产生的时间和社会条件,也很重要。比如“钻天洞庭遍地徽”,我们基本能够确定,这句话一定产生于鸦片战争之后。

洞庭,指的是洞庭山,也就是太湖中的东山岛和西山岛,属于苏州府;洞庭商帮也叫“山上帮”,就是由东西山居民组成的商贸团体。晚明清初,洞庭商帮主要从事松江棉布的贩运。到康熙年间取消海禁,开放南北海运,上海县因此成为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后,洞庭商帮也随之转型为金融团体,以经营传统钱庄为主。到鸦片战争结束,1843年上海设立租界,一些大胆而专业的洞庭商帮成员进入英租界,成为入驻洋行和外资银行的买办。此后一百年,在许多赫赫有名的外资企业,如汇丰银行、渣打银行、沙逊洋行的买办间里,都能看到洞庭商帮的身影。这就是所谓的“钻天洞庭”,这个“天”,指的是顶尖的洋人企业。

这句俗语放到鸦片战争之前,应该是“遍地洞庭钻天徽”才对。我们已经知道,19世纪40年代之前二百余年,都是徽商(尤其是徽州盐商)的黄金时代。他们手里掌握着朝廷颁发的食盐专营权,为了稳定这种专营权的世袭,不断以各种名目报效朝廷,贡奉皇帝,贿赂官员,不说别的,单是康熙皇帝六次南巡和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在淮扬等地的隆重接待,都由盐商操持,一次接待所营建行宫的费用,就不下百万两白银。这才是真正的“钻天”,钻营到了天子身边。至于同时期的洞庭商帮,正在沿着长江将棉布从松江贩运到汉口、岳阳、长沙,说他们“遍地洞庭”,大概是对的。

由此可见,19世纪40年代中国商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影响了此后一百年的经济生态。鸦片战争后的上海租界开埠,当然算是影响之一;稍早之前两江总督陶澍的盐政改革,完全改变了盐商的生存基础,在短短几年间将徽商的营商条件全部摧毁。到1853年太平军出现在长江中下游时,徽商作为一个顶尖的商业团体,已经不复存在了。由“遍地洞庭钻天徽”一变而成“钻天洞庭遍地徽”,正是其真实写照。

按照《清史稿》记载,全国海盐产区有七个,分别是奉天、山东、两淮、浙江、福建、广东,其中,两淮盐场的食盐专卖收入一年差不多八百万两白银,占到了全国食盐专卖收入的一半以上。全国食盐专卖收入,又是天下财赋收入的四分之一,这样说来,两淮盐政收入占了中央财政收入的差不多十分之一。

这些盐政收入,就是盐商向朝廷购买食盐专营权的钱。除此之外,盐商还有两项明确的支出。一个是体制内公开的“报效”和“纳捐”,这是给户部的钱,一般以军需、助赈、河工的名义,仅乾隆、嘉庆两朝,就从淮扬盐商手中取走白银近三千万两。第二个是所谓“帑本”,即内务府推行的强制性高利贷,强行借钱给盐商,每年收取大约一成的利息。

两淮盐场生产的食盐,行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六省,这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两淮盐商每年发出的食盐专营许可证有169万张之多,一张许可证可以经销食盐364斤,每斤食盐在专营条件下可获利40文钱。按一千文制钱折合一两白银的官方牌价来算,两淮盐商的一年的毛利有二千多万两白银。除去支付给内务府的“盐课”,即“纲盐”专营权购买款八百万两,账面上淮扬盐商仍有一千多万两白银的净收入。

这些钱当然会引得从皇帝到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垂涎欲滴,如上所述,除了各种公开名目的报效、摊派和强制高利贷外,盐商还想方设法讨皇帝欢心。康熙皇帝前四次南巡并不铺张,对以徽商为主的两淮盐商也多有疏远。但是,他的亲信曹寅和李煦非常热情,他们身兼巡盐御史,也就是中央盐政专员,同扬州盐商的关系日益密切。为了张罗康熙皇帝的第五次南巡,他们暗中勒令盐商为皇帝在扬州城茱萸湾修建行宫。为了作出表率,两人还分别公开捐献二万两白银。这开启了康熙皇帝最后两次南巡的奢靡之旅。在第五次南巡中,皇帝还开了个先例,那就是收受盐商献上的古董书画。虽然每次献上的古董有三四十件,皇帝只收一件或一件都不看,但这毕竟使得盐商和皇帝有了互动,起码是增加了皇帝对盐商的感情。

为了答谢曹寅和李煦的忠誠,皇帝给他们加了职衔。对于盐商修建行宫和供奉古玩的花销,皇帝也有所表示,他作出了对后世盐政影响深远的决策:允许盐商给运销的食盐自行加价。这是康熙四十四年,即公元1705年的事。从此,盐价步步高涨,直到一百年后不可收拾。

盐政的腐败,根子不在盐商,也不在盐政制度,甚至不在盐政官员,而在于皇帝既想穷奢极欲,又不想从国库开销,于是只能在盐商身上盘剥。康熙皇帝去世后,继任的雍正皇帝当然明白这一点。雍正元年正月初一,新皇帝亲笔写了一份给各级盐政官员的圣旨,要求改革盐政制度。他当然不敢责怪自己父亲康熙皇帝的奢靡,只能指责两淮部分盐商虽然财力困乏,还是抱着祖传的食盐专营权不放,自己赚不到钱,给国家的专营费也交不上,还抬高盐价害老百姓。

对于这些指责,淮扬的徽州盐商早就发现了。从明末纲盐制开始到康熙末年这近百年的经营,有些盐商欣欣向荣,也有些盐商因为各种原因经营不善导致入不敷出,甚至交不上“盐课”,也就是交不上每年都要给内务府的食盐专营费。理论上来讲,盐商交不上盐课,就会被剥夺食盐专营权,他们会迅速沦为普通商人,甚至破产。

面对这种困境,一些上层盐商本着同乡救济精神,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组织。最上层有二三十个最富有的徽商组成所谓的“总商”,其余徽州盐商称为“散商”。散商是总商的分销商,散商每年需要缴纳的盐课,由总商负责。所以即使有财力困乏的徽商交不上盐课,也不再会被内务府取消食盐专营权了。这二三十个总商中再推举首领,叫“首总”,他是两淮所有盐业徽商的大家长,主要负责同官方尤其是皇家的接触。他有两个办事处,一个叫“办贡”,就是办理给皇帝的贡奉,修缮皇帝的行宫;另一个叫“办公”,两淮盐政所需的公私费用,都由这个办事处支付。

总商制名义上是两淮徽商为了整顿纲盐制,不至于拖欠朝廷的盐课而自我完善的一种制度,其实是为了对抗雍正皇帝对盐商的制裁。面对这种牢不可破的、类似于家族契约团体的团结精神,雍正皇帝倒也无可奈何。最后,整顿两淮盐政的宏愿,仅仅以追究曹寅、李煦的个体责任而告终。

徽州盐商的淮扬“总商”制度,价值观来自徽州古已有之的宗族制度。宗族制度中赈济孤贫残疾的慈善制度,也被扬州徽商用到了盐商内部组织上来,那就是“月折”。月折,又叫“给贫月银”,就是发给贫困盐商的月度补助。显然,这个制度将所有在两淮大地生存生活的盐商都当成了一个大家族的成员,有钱的家族成员有义务帮扶日渐贫困的家族成员,使他们不至于沦为赤贫。所有的徽州盐商都凝结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大家族。自此以后,不论皇帝还是盐政官员,对徽州盐商在财政依赖之余,更加无可奈何了。

其后的乾隆皇帝热衷于南巡,奢靡程度远远超过他的祖父康熙皇帝。他对于为他修建行宫的盐商非常感谢。后来有位姓汪的徽州盐商领袖的儿子濒临破产,他还特意让其他徽商出资五万元,把汪家的园子买下来作公产,以资助这家人渡过难关。

但是,淮扬盐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历史的事实往往这样,改革越迟,被改革者遭受到的伤害也就越大。徽商,终究不免于“遍地徽”的命运。

无徽不成镇

最后,我们谈一下第三条同徽商有关的俗语,“无徽不成镇”。

这句俗语的字面意义和民间理解,一般是“没有徽商,就形不成市镇”。这样理解初看没有问题,但细细想来却不然。徽商遍布的长三角地区和长江两岸,市镇村镇星罗棋布,市镇在集镇的基础上成型了,外来的游商,不管他来自徽州、绍兴还是江西,会觉得有利可图而扎下根来。说江南江北的乡镇到处都有徽州人,这是事实,但说没有徽州人一个乡镇就无法组建,这未免在事实上和逻辑上都因果倒置了。

而且,这句俗语被记录在书面上,是宣统末年。也就是说,“无徽不成镇”出现在纸面上才半年,清朝就灭亡了。在这个时候,徽商已经衰落了七十年之久。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徽商是如何没落的。

刚才我们谈到两淮徽商参考宗族制而形成的“月折”制度。道光中期盐政制度改革后,扬州城里竟然一夜之间增加了三千家风月户。这些人家原本都是破落徽商,有赖于总商的照顾,每月有“月折”领取,才能免于饥寒。现在官府取消了月折制度,使得这些徽商家庭难以为继,只能让妻女下海从事声色技艺以图糊口了。

从事这场盐政改革的官员,是两江总督兼两淮巡盐御史陶澍。他的这项政策,被这些吃了大亏的徽商唾骂了好多年。陶澍如此不顾舆情而兵行险着,看得出,盐政改革也是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了。

徽州盐商有三个码头,船码头、银码头、布码头。船码头,就是食盐的批发中心,指的是汉口;银码头,就是食盐交易的金融中心,指的是镇江;布码头,就是江南地区的手工业中心,指的是无锡。这三个“码头”是乾隆时期的俗语,后来汉口是九省通衢,镇江是金融业基地,无锡则是江南现代纺织业的发源地。

淮扬徽商的食盐批发价,以汉口码头标出的为准。到道光初年,已经上涨到四五十文制钱一斤,而淮盐的成本才几文钱。批发价四五十文,分销到各地,最起码六七十文一斤,若是偏远地区,则要超过一百文钱了。按照官方兑换牌价,一千文钱换一两银子,那么一两银子只能买十斤食盐。官鹽价格高昂造成的唯一后果,就是私盐泛滥。

走私食盐的往往都是武装贩运团伙,这些贩子通过武力保卫自己走私成果。武装团体而拥有经济利益,这是清朝统治者最不愿意见到的事。元末参与造反的张士诚,就是淮扬的私盐贩子。仅仅为了这一点,陶澍都要打击盐商,把盐价迅速降下来。

而且私盐贩子兴起,官盐就没人买了,这又造成淮扬盐商的销售任务无法完成。在整顿盐政之前十余年,淮南盐商只能完成六成任务,淮北盐商只能完成三成任务。如此下来,盐商的积欠越来越大。他们欠了内务府的“盐课”四千多万两白银无法缴纳;内务府发下的强制高利贷“帑本”,盐商也连本带利亏了两千万两之多。

陶澍的改革措施,无非是废除纲盐制,改行票盐制,核心动作是首先打击总商制度。他废除了总商和散商的区分,任何盐商都是独立个体,不得接受其他盐商或盐商团体的资助,一旦无法缴纳盐课,立即破产;徽州盐商也不得接受总商的月折资助,即使有三千家沦为风月户也在所不惜。

所谓废除纲盐制,首先,将一张食盐专卖许可证只能销售食盐三百多斤提升到一张证销售五百斤;而一张证之前向总商购买是二三两白银,现在降价到一钱二分,几乎白送。这样,总商手里的那个食盐专营特许权利“盐窝”,也就几乎等于废纸了。至于“票盐制”,是广泛低价地颁发盐票,让略有资本的商贩都能介入食盐专营。不过陶澍1839年去世时,这项改革才在淮北试点推行。整个淮扬产盐区完成票盐制改革,是在又一位两江总督陆建瀛手里,那时候是1853年,由长江顺流而下的太平军,已经逼近南京城了。

陶澍开启,最后由陆建瀛完成的食盐专卖改革,用时二十余年,正好在鸦片战争前后。这项改革造成的最直接也是最剧烈的后果,就是摧毁了徽商在淮扬大地的生存根基。回望康乾时代两淮盐商的豪放奢侈,想来就像一场大梦。到清末,学者杨荫杭,即杨绛的父亲写了本书,分析当时中国各大商帮的走向。研究上海的时候,他对徽商只字不提,可见当时徽商对上海经济已经毫无影响力了。研究汉口的时候,杨荫杭描述道:“徽州、太平帮。此帮商人所贩者,乃徽州各种土货,其运归者为各种油类、片麻、丝麻等货,其贸易额均不甚大。又徽帮业饭馆者甚多。太平帮每由上海输入棉纱、棉布,此项贸易,每年约五六万两。”

要知道,道光之前,汉口一直是徽州盐商的“船码头”,批发分销中心,整个汉口经济的二百年经济繁荣,一直由徽商赋予和控制。而现在,只贩运点土特产,竟已如此无足轻重了。

不过徽商,尤其是徽州盐商虽然衰落了,却仍然在大江南北留下深刻的印记。比如“银码头”镇江,是徽州盐商的食盐交易的钱钞汇聚地,经百年浸润,因白银充裕,汇水通畅,逐渐形成了长江沿岸的金融中心,开遍了大大小小的钱庄。徽商在19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衰落的时候,镇江也因为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而受到致命打击,一蹶不振。但镇江人留下了对钱庄业的记忆,也留下了丰富的金融业人才和经验。随着上海这一新的金融中心的兴起,镇江不断向上海乃至长三角输送着金融从业者,人称“镇江帮”。镇江帮和由宁波人绍兴人组成的宁绍帮,以及由苏州东西山人组成的山上帮,鼎足而三,支撑着上海新兴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所以当时有句俗语:“无镇不成庄”,意思是,没有镇江来的金融业者,你就开不成钱庄。

其实,这句俗语是连缀在“无徽不成镇”后面的。这下我们知道了,这个“镇”,不是乡镇村镇市镇,而是镇江。确实,徽州盐商在两百年中塑造了镇江这个城市的物理形态,也塑造了这个城市的精神内核与文化信仰。比如说金融从业习惯,十二岁的陈光甫随着父亲从镇江到汉口工作,这就是徽商开辟的物流通道;到他成年,经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为中国最著名的金融家之一,这也是徽商赋予的职业取向。

就民间崇拜来说,镇江同长江下游其他城市不太一样,镇江崇拜“都天”。所謂都天,指的是唐代的张巡,他因为死守睢阳城,把乱军挡在淮河流域,没有荼毒江南。对都天的崇拜,原本是徽州的本地风俗。在经营镇江二百年间,徽州人的影响,使得镇江本地庙会也成了纪念都天的“都天会”。镇江都天会的热闹程度,长期为江南庙会第一。

“无徽不成镇,无镇不成庄”,徽州盐商的足迹、业绩和白银成就了镇江,而受徽商滋养的镇江成为金融都市后,又将自己的财金能力辐射到了长三角各地,甚至辐射到了汉口。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就像中华民族的意志、禀赋和文化传统,虽然一代代的传承晦明不定,但始终,这些优秀的能力和价值观终于传了下去,有着适合的土壤,就会生根发芽。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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