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璋 朱 山

（1.景德镇市国控环境产业有限公司；2.景德镇御窑博物院）

在整个清朝时期，景德镇御窑厂为了保证宫廷对瓷器使用的需要，烧造了大量的陶瓷产品。这些数量巨大的陶瓷产品长期以来被通称为官窑瓷器。但这些官窑瓷器在烧造时间、资金来源、烧造品种、使用用途、生产数量等方面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同。根据相关的史料记载，清代御窑厂烧造的皇家御用瓷器按其性质可分为：大运瓷器、传办瓷器、进贡瓷器。

一、关于“大运瓷器”

大运瓷器是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御用瓷器之一。

大运瓷器是御窑厂烧造时间相对固定、烧造数量较大、烧造品种和用途较为齐全的一种瓷器类型。

目前，根据清宫文献所记较早的“大运”字样是在乾隆三年七月初五日太监毛团传旨：“瓷器七件俱各配一座，其余水盛等俟大运瓷器来时题奏再看”[1]。

以后“大运”字样开始大量出现，如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司库白世秀等将唐英烧造大运瓷器数目总册呈览，其中琢器134种，圆器254种[2]。乾隆八年二月二十日，唐英奏“将些次色脚货按件酌估价值，造成黄册，于每年大运之时一并呈进”[3]以后，从乾隆至宣统，几乎每年都有大运瓷器烧造及大运瓷器清册等呈进。

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大运瓷器在烧造时间上相对固定，一般是在每年二月开工，十月初一停工，十一月解运到京城。在烧造的数量方面，有些瓷器是为来年所用，有些是备用。但在乾隆三十三年之前御窑厂大运瓷器的烧造存在着盲目性，造成了有些产品较为严重的库存积压。

所以在乾隆三十三年、四十年、四十二年几次对大运瓷器品种的烧造进行了调整。到清中期嘉庆十二年就要求次年大运瓷器减半烧造，实行了减少烧造的措施。清晚期则少有调整，执行按例烧造的政策。在烧造的品种上，清代早、中、晚三期多有变化。早期品种丰富，除祭器外，中座的圆琢瓷器多在大运瓷中烧造。中期及晚期品种相对固定，除少量的瓶外，均为碗、盘等日常生活用瓷。

再从烧造的用途上看，大运瓷器用途广泛，除祭祀之外皆可使用，或御茶膳房，或各殿堂陈设，或赏赐王公大臣。

嘉庆、道光、咸丰时期，大运瓷器则基本局限在御茶膳房所用及少量的陈设和赏用。同治、光绪、宣统时期，大运琢器多为赏赐而用，但数量不多，圆器以御茶膳房使用为主。

清代各朝“大运瓷器”烧造的基本情况

清代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大运瓷器始于何时已不可考证。顺治朝有关御窑厂烧造瓷器文献资料极少，御窑厂是以“奉造”形式进行生产的，其规模也小，显然不是生产大运瓷器。

康熙朝有关瓷器烧造的记载虽然也不多，但从大量的传世品说明御窑厂已经开始较大规模的分批烧造。并且“陶成始分限解京”，应该说有了大运瓷器烧造的雏形。

雍正时期，御窑厂官窑瓷器的生产烧造已步入正轨，无论是烧造的时间、品种、用银等都有据可查。

据《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列》记载：“雍正四年七月遵旨派内务府官一员，照旧例于江西烧造瓷器。”又据雍正《大清会典》载：“凡上用瓷器，照内颁式样数目行江西饶州府烧造解。”文献所说的“旧例”“行江西饶州府烧造解”，应该是指每年的大运瓷器。再据唐英于乾隆六年十一月初七日奏折：“奴才自雍正六年出差江西烧造瓷器，至雍正十三年……每年所得瓷器，分别上、次各色，亦陆续运送淮安关，听年希尧装配匣座，解运至京”[4]。

从目前所掌握的清宫有关文献来看，大运瓷器从乾隆二年开始至六十年每年都有烧造。虽然在乾隆早期大运瓷器烧造已成定例，每年秋季解京，但所烧造的品种、数量并没有固定，多有调整，然而所烧造的品种丰富、产量巨大。

从乾隆十三年至乾隆三十二年，大运瓷器的烧造在品种及数量上都已成定例，没有大的变化。由此御窑厂的大运瓷器烧造进入了长达20年的稳定时期。

到了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内务府对库贮瓷器进行查核。共查得库贮本朝年款瓷器197179件，同时，内务府还查得“库贮乾隆年款瓷器内有黄瓷圆琢器皿88132件节年并无领用之处，以及高二尺一寸至一尺五六寸不等六方大汉尊、天球瓶等项大件尊瓶现有二千余件，大小莲子缸四佰多件，供橐台盘、靶盘、爵杯等项零星器皿均无用项，尽可暂停烧造，俟需用时预为行知该监督再为烧造，其每年应需圆琢瓷器仍令其照旧撙节烧造。”故以后大件琢圆瓷器不在大运瓷器中烧造[5]。

乾隆晚期又对大运瓷器中琢器的烧造品种及数量做出了更大的调整。乾隆四十年三月二十三日内务府：“查得九江关监督每年例造琢器一千余件，报销银三千余两，圆器五千余件，报销银二千七八百两不等。现在库存乾隆年款琢器一万六千一百余件，较比康熙年款琢器多至一倍有余，似可令该监督嗣后年例应造琢器内减半烧造，即将此一半琢器钱粮改造圆器，遵照钦定样款烧造”[6]。至乾隆四十二年又将每年大运琢器520件减少为37种200件。其所减钱粮俱添造圆器，即在每年烧造的7506件圆器的基础上再增加烧造[7]。

嘉庆时期的前三年由于太上皇尚健在，故御窑厂所烧造的瓷器数量和品种与乾隆五十九年和六十年无大的变化。

嘉庆四年开始，御窑厂烧造大运瓷器用银每年减到了5000两白银。到了嘉庆十一年再次对大运瓷器的烧造进行了重大调整，由原来的每年用银5000两减少到了每年不超过2500两白银。嘉庆十二年御窑厂的琢器停止了烧造，仅烧造圆器，其中既有御茶膳房用圆器66种1005件，也有瓷库备赏、备宴用瓷器5种2000件，共计3005件[8]。

嘉庆十三年内务府查点九江关监督解送嘉庆十二和十三两年份大运瓷器内御茶膳房瓷器有些品种足敷应用，毋庸烧造。

嘉庆十五年，内务府以“查御茶膳房年终所收之各样瓷器俱已足用，请旨传与包衣昂邦停止，俟后稍有不足用之瓷器奏讨向广储司瓷库领取……续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奉旨，九江关十六年份年例烧造盘、碗、盅、碟著暂行停止烧造……”。故从嘉庆十六至二十五年大运瓷器未见烧造。

大运瓷器在经历了十年的停烧之后，在嘉庆二十五年道光皇帝即位伊始又开始重新烧造道光朝的大运瓷器，按照嘉庆四年每年烧造5000两银照例烧造圆琢器解京备用。

在整个道光朝的大运瓷器烧造中，品种和数量经常有所调整，但总体来看变化不大，从道光元年至道光二十五年，大运瓷器年年烧造，到了道光二十七年，内务府以瓷器历年积存甚多，而要求减少烧造，所用银由原来的5000两减少到2000两。

咸丰一朝国运多难，仅有4年烧造瓷器。它的大运瓷器较前朝没有大的变化，只是数量、品种明显少于道光时期。咸丰三年四年的大运瓷器烧造因受战乱影响，直到同治二年才解运到京城。

到了咸丰五年（1855年），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太平军占领景德镇，御窑厂被完全烧毁。使得御窑厂的大运瓷器烧造被迫进入了第二次停烧期。

景德镇御窑厂在经过了又一个十年的停烧之后，于同治四年（1865年）开始重新烧造皇家御用瓷器。这一时期的典型标志是瓷器的品种、器型、数量基本固定，琢器为8种80件，圆器47种1204件。

同治四年后大运琢圆器与道光晚期及咸丰大运琢器相比毫无变化，生产活动较为正常。

光绪朝是继乾隆以来烧造大运瓷器最为正常的时期，光绪元年至十年琢器8种80余件，圆器47种1204件，均与顺治朝相同，光绪十一年至三十四年大运琢器6种，总数仍为80件，圆器无大的变化[9]。

宣统朝虽然只有三年时间，但这三年御窑厂的大运瓷器生产没有间断过。宣统元年烧造大运瓷器1284件，其中琢器6种80件，圆器46种1204件[10]。其后的宣统二年三年大运瓷器的烧造数量、品种均与宣统元年相同。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本年烧造的御用瓷器不是御窑厂从九江关直接运回北京，而是运至天津，再由天津招商局领回入库。

二、关于“传办瓷器”

传办瓷器是清代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皇家御用宫廷用瓷的又一种主要形式，是清代御窑厂烧造时间最久、数量最多、品种最为丰富的瓷器产品。

顺治时期有关景德镇烧造瓷器的记载极少，从有关文献记载的奉旨烧造龙缸、栏板等品种分析，应该属于传办瓷器。康熙朝虽有大量的瓷器烧造，但有关文献记载也不多，从有史料的记载分析，康熙十年所烧造的祭器当属传办性质。雍正时期传办瓷器渐多，而这种渐多主要是指传办的次数和品种的增加而非传办数量的增加。且雍正朝的传办以零星瓷器为主。乾隆朝传办瓷器较为频繁，故此景德镇御窑厂生产的传办瓷器直到清朝结束都是皇家御用瓷器的主要来源之一。

传办瓷器与大运瓷器的区别

虽然传办瓷器与大运瓷器都是为皇家御用烧造瓷器，但其性质有着明显不同。首先从烧造瓷器的器物用途来看，清代传办瓷器特别是晚期多是为皇家婚丧嫁娶和坛庙祭祀用瓷。传办用瓷比大运瓷在产品种类上要丰富，承担了皇家多种用瓷的需求。

其次，从烧造的数量和品种上看，传办瓷器少则一两件，多则数万件，例如乾隆十二年二月三十日，太监持出成窑五彩天字罐和成窑五彩罐各1件，传旨唐英配盖[11]。又例如光绪十九年为庆祝慈禧皇太后六旬万寿庆典传办庆典瓷器94417件。

其三，从所烧造的次数来看，大运瓷器的烧造是每年春季开工，年底解运进京的一次性交付。而传办瓷器在烧造时间和次数方面都是不固定的，呈现出随用随传、随传随烧、少则一单、多则数单的特征，例如乾隆七年十月末，窑厂已停工，唐英亦从御窑厂回九江关的途中接到家人来传旨命其烧造轿瓶，唐英随即返回御窑厂进行烧造。

又如光绪元年，御窑厂分别烧造了黄单传办、工部传办、内务府传办等数单传办烧造瓷器。

其四，从传办瓷烧造交付时间来看，传办瓷器所用甚多，有些是急传急用，要求烧毕即刻解京，有些虽不急用，但亦有时间限制，而大运瓷器烧造多为备用。交付时间较为固定。

传办瓷器的传办形式分别为奉旨传办和奉文传办两种，奉旨传办是指内务府根据皇帝的旨意行文九江关监督烧造瓷器，是清代传办瓷器中的主要形式，并且内附粘单一份，或有图样、或有木样、或有瓷样，或注明花色、尺寸、数量及解京日期。

奉文传办，是指清宫广储司瓷库因各衙门及内廷各处需用瓷器而库贮不敷应用，由内务府劄行九江关监督烧造的瓷器。其与奉旨传办瓷器最大的区别是，不是按照皇帝的旨意烧造。即使是有旨，也是各用瓷机构奏请皇帝同意而传办九江关烧造。

奉文传办的瓷器品种及数量均比奉旨传办的瓷器要多。乾隆、嘉庆时多为祭祀用瓷，道光时有生活用瓷，同治时有赏赐用瓷，光绪时又增加了庆典用瓷。

三、关于“进贡瓷器”

这里的贡瓷是指督陶官在御窑厂为皇帝烧造的进贡瓷器。清代御窑厂烧造的贡瓷大致经历了初创、成熟与衰落三个阶段。乾隆早期为初创阶段，乾隆中期至嘉庆朝为鼎盛阶段，道光至咸丰朝则为衰落阶段。

乾隆朝是清代历史上贡瓷最为丰富，制度最为完备的时期。主要原因有：其一，乾隆皇帝本人对瓷器的酷爱程度超过了自己的祖父和父亲，而历任督陶官都投其所好。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在位六十年来贡瓷不断，瓷器种类齐全、数量巨大。其二，乾隆皇帝和其母亲都很长寿，这也使得历任督陶官有了进贡瓷器的借口。其三，部分督陶官热心窑业，不断创新，使得御窑厂的制瓷工艺不断进步。

在乾隆中期开始，督陶官进贡的瓷器还担负起部分赏赐用瓷的作用，比如御窑厂烧造了大量的带钩、鼻烟壶、扳指、朝珠、斋戒牌等。到了乾隆中晚期，具有宗教倾向的供奉用瓷大量在进贡瓷中出现。乾隆晚期，又有大量的佛堂用瓷在进贡瓷中出现，如五供、七珍、八宝等。

嘉庆朝首次出现了进贡瓷器为公主下嫁妆奁用。嘉庆九年的贡瓷中出现了大碗、中碗、汤碗、饭碗及七寸、六寸、五寸盘。

道光朝进贡瓷器同样年年都有烧造，但进贡的次数明显少于前朝。

督陶官进贡的瓷器由新奇特向日常生活用瓷的转变开始于嘉庆晚期，完成于道光早期。

道光朝的进贡瓷器品种少、器型单调，以观音瓶、如意尊、双喜瓶、盖罐为主，日常生活用瓷以碗、盘、羹匙最为常见。

据《清宫瓷器档案全集》统计，道光一朝历任督陶官年年都有盖碗进贡，品种极为丰富，釉彩品种多达50多种，1500多件。

咸丰时期御窑厂生产的瓷器不多，日常生活用瓷在器型、花色、制作工艺水平都和前朝无大的区别。随着咸丰五年御窑厂被毁，就不再烧造进贡瓷器了。到了同治四年御窑厂恢复烧造瓷器，但再也不见有督陶官进贡瓷器。

纵观清代景德镇御窑厂瓷器的烧造，大运瓷器自雍正时期形成，后经历了不断调整和完善，使其成为一种制度，自乾隆至宣统，只要御窑厂有烧造，就会有大运瓷器的生产。

而传办瓷器，经历了零星传办到批量传办，再到大量传办的发展过程，品种也由日用、陈设、祭器逐渐过渡到婚嫁、万寿、赏赐等。成为了御窑厂生产的大宗品种。

至于进贡瓷器，自乾隆朝开始至咸丰朝，历朝历代烧造不断，据《清宫瓷器档案全集》统计，历任督陶官共进贡瓷器有45363件，无论是巧夺天工的尊、瓶、罐、罍，还是富丽堂皇的七珍、八宝、佛塔、金轮，和小巧玲珑的鼻烟壶、带钩、扳指，及制作精美的盘、碗、盅、碟，这些造型多变、釉彩丰富、技艺精湛的进贡瓷器代表了皇家瓷器制造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