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训昌

（西南政法大学 哲学系，重庆401120）

在《易学象数论》中，黄宗羲对象数学的考辨，实质上已经超出了《周易》经传系统——主要指象数易学而言。这是因为，一方面，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为单篇积累逐步汇聚而成。从顺治十八年（1661）到康熙十一年（1672）[1]560，在历经十余年的编纂过程中，黄宗羲对象数学的考辨虽冠以“易学”之名，但外编三卷的数论，实质上已经不属于《周易》经传系统。另一方面，黄宗羲为《易学象数论》所撰的《自序》与其文本不合。《自序》只能涵盖内编三卷的象论，基本不涉及外编三卷的数论。除了受顺治到康熙初年官方易学变化的影响外，这可能也是“《象数论》的本文和黄氏的自序早期个别流传”[2]65的一个原因。而且，与《自序》推重程颐《伊川易传》，主张义理易学不同，在《画川先生易俟序》中，黄宗羲则对程颐易学提出了批评，重申了象数与义理合一的宗旨。这才是黄宗羲的一贯立场，而更接近于朱子对象数学与义理学的会通①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2册，北京：昆仑出版社，2009，第466页。朱子对象数与义理的会通，如朱伯崑说，朱子是“站在义理学派的立场上，吸收象数学派的某些观点，以补其不足。”。只是在象数学的真伪问题上，黄宗羲与朱子有很大的分歧，即：“晦翁曰：‘谈《易》者譬之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路光明，若能尽去其障，使之统体光明，岂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节之学，使之统体皆障乎？”[1]2但是，现有的研究或受《自序》的影响，或因以易学哲学为论题的限制，往往只从内编三卷的象论出发，以“反对宋易中的图书象数学”[3]262概括《易学象数论》，而误认黄宗羲“作为义理派易学家，反对象数”[4]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