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卧杰， 黎 慈

重大疫情暴发后，由于“人传人”的病毒感染风险，必然会激发公众对生命安全保障的诉求。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无症状感染、15秒被感染、触摸带病毒物品受感染等病例的出现，让社会公众普遍处于恐慌情绪之下，“患者到过哪里”“我是否与患者有过接触”“我是否需要隔离”等诸多问题触碰着公众敏感的神经。为了安抚公众对重大疫情的过度担忧与恐慌情绪，政府部门将预防和控制重大疫情作为特定阶段的首要任务，披露涉疫人员个人信息的做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实施的。然而，涉疫人员个人信息被大尺度暴露在公共空间的情形又引发人们对隐私权的担忧，也使得部分涉疫人员无端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和谩骂。在公众生命安全保障和涉疫人员隐私保护的法益冲突下，政府部门是放弃披露涉疫人员信息以保护隐私权，还是为了保障公众知情权、维护公共安全而选择继续披露涉疫人员信息，抑或是直面涉疫人员信息披露的正当性问题并在维护公共安全与保护隐私权之间寻求平衡？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分析重大疫情防控中披露涉疫人员信息的正当性逻辑，剖析重大疫情防控中的典型案例以明确公共部门披露信息应当保持的限度，在此基础上，遵循“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1)新华社：《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2020年2月5日，politics.people.com.cn/n1/2020/0205/c1024-31572878.html.的准则，探寻保障涉疫人员信息披露正当性的法治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