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限度:符号性诠释理念的建构及其启示
2021-12-05卢嫕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年4期
卢 嫕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一、问题与背景:“模范读者”的两种过度诠释
如何在封闭的意义结构与开放的理解之间寻求一条辩证性的中介道路,一直以来是许多思想家在诠释问题上追求的理想境界。在这些思想家中,意大利学者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无疑占据了一席之地。众所周知,埃科曾经批判了“过度诠释”现象,并在他的符号学思想上建构了一种与文艺创作的批评活动相关的诠释理论。在剑桥特纳讲座上,他曾经发表了3篇表达其诠释思想的演讲,并收入在《诠释与过度诠释》一书中。在20世纪90年代末,该演讲集被译为中文,并在汉语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后来,在另一部演讲集《一位年轻小说家的自白》(2011)中,埃科再次以读者的反馈现象为例,描述了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往往会采取的3种诠释行动。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其中的两种诠释行动是他所谓的“模范读者”,即成熟的文艺作品的鉴赏者所可能使用的批评策略:一种“模范读者”倾向把文艺作品视为封闭的客体,因此他们的诠释行动总是建立在客体之间的相似性逻辑之上,从而经由类比把陌生的事物纳入到一种封闭的叙述体系之内;另一种“模范读者”则以埃科所举之学者海伦娜·科斯楚科维奇为代表,他们往往选择忽略字面意义与建立在文本整体性之上的自洽逻辑,并有意识地把文本化约为因偶然而连接的能指,以便在这些并不直接指涉特定对象的元素背后寻找一些漂浮、含混的未知联系与神秘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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