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祥林

（华北电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3）

一、引言

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繁荣文化的指导思想[1]31-34，对乡村问题的关注实现了从产业布局到空间拓展的转向，乡村居民在场问题、文化空间形塑问题、居民对话语境问题以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成为建设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关键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质量是乡村居民生活质量得以提升的重要测度指标之一，在“乐民、育民和富民”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129-135。乡村社会依托地缘关系基于血缘和情感网络联系在一起形成具有熟人关系的沟通网络，成为乡村场域内文化生产的重要支撑。文化网络与关系网络缠绕在一起。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认为，空间是历史的产物，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不仅是生产的结果，也是再生产者；空间是使用价值的函数，利害相关的各方需要充分介入空间生产和管理过程，形成“自下而上”的空间塑造秩序，克服工作空间与商品空间的分离[3]53-64。这为乡村文化的继承、重构与发展构建完善的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提供了前提。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经历了文化福利到文化权利再到文化治理的演化过程，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模式也相应地经历了从文化统治到文化管理再到文化治理的发展过程[4]100-111。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演进以实现村民的文化权益为立足点、以乡村文化资源整合为切入点、以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为着力点[5]57-67，不断推进着乡村文化发展机制和发展模式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