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源

(四川美术学院 通识学院， 重庆 401331)

长久以来，女性是象征主义诗学的核心命题，学界对中国象征派诗歌的女性研究大多聚焦诗歌意象，似乎女性形象是固定的符号，类型、特征、功能更成为僵化的意义。被忽略的“颓废”诗学、诗人心性及读者阅读，将这一问题的阐释引向更为幽深的领域，指涉批评史料与文艺理论的融合。基于女性主义理论框架，读者从接受层面再次传播近现代文学“夹杂着肉感和情欲的艳情书写模式”[1]。

“五四”新文化引入西方象征主义诗潮，苏雪林揭示法国象征派诗人“常用强烈的刺激如女色，酒精，鸦片，以及种种新奇的事情，异乎寻常的感觉……以刺激他们疲倦的神经聊保生存的意味”，位居首要的“女色是最基本的最强烈的刺激”[2]。苏雪林以专业读者的身份，揭示波德莱尔等象征派诗人奇特的都市生活，倦怠的感官需要持续猛烈的震颤，同麻痹神经的酒精、鸦片相比较，新异的女性声色是改善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的一剂良方。

法国象征主义的中国化，也令女性问题变得异常复杂。迥异的人生经历掺杂转型时期的社会风貌，中国象征派诗歌的女性书写，不是对异域风情的简单摹仿，也不尽然是对工业文明的消极反抗，它裹挟诗人的流浪足迹，舒缓抑或加剧神经的紧张程度，它在现代文学报刊的读者批评中，彰显出依恋和疏离的刺激效应。温婉低徊的女性特质与“颓废”诗学的基本要素不谋而合，女性想象中的欣喜、狂躁、失落、怨恨均是悲哀感官的前奏，流淌在中国象征派诗人的血脉，依托读者批评话语，勾勒出诗歌创作的“颓废”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