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伟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近年来，张江先生在以《公共阐释论纲》为代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提出了“公共阐释论”的思想，他系针对西方理论因为放弃了对意义确定性的追求从而走上一条极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道路，致使无力应对当代诸多全球化挑战的现实而发，试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间架下彰显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以《公共阐释论》为中心，张江先生在《阐、诠辨》《理、性辨》《解、释辨》等文中着力发掘中国古典阐释学的对话精神与公共性思想，而在《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不确定关系的确定性》《逻辑阐释的正当意义》及其与约翰·汤普森、迈克·费瑟斯通的对话中，则重点关注阐释边界、公共理性(公理和规则)以及意义的确定性问题。他说：

阐释是一种公共行为。阐释的公共性决定于人类理性的公共性，公共理性的目标是认知的真理性与阐释的确定性，公共理性的运行范式由人类基本认知规范给定，公共理性的同一理解符合随机过程的大数定律。公共阐释的内涵是：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文本为意义对象，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1]

这里缜密地界定了公共阐释的内涵、目标与条件，主要有三层意味：第一，任何阐释都是面向他人言说的公共行为，因而公共阐释召唤公共理解——这是一切阐释的自性诉求。第二，公共理解之达成，有赖于公共理性从阐释规则、认知范式和客观性等方面保证意义的确定性，从而将多元对话或协商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点之上，并由此开辟一片“多方共同体”的意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