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佛荣，景海龙

(1.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2.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20世纪50年代后，英美分析哲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以拒斥形而上学作为哲学的标准和原则，而渐渐以恢复形而上学的地位作为后英美分析哲学的目的，形而上学的地位逐渐得到恢复。同时，欧洲大陆哲学也进行了自我更新，不再拒斥分析哲学，而是以开放的态度与分析哲学等思潮进行互动，这种互动使得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从对立逐渐走向融合与对话。达米特(Dummett，M)和哈贝马斯(Habermas，J)作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的重要代表，在这一语境下，试图提出新的思想理论来解决当代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各自面临的困境。

一、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面临的困境

自20世纪初，罗素(Russell,B)和摩尔(Moore,G E)开辟分析哲学风格开始，英美分析哲学家借用现代逻辑技术，采用形式化的方法来处理传统的哲学问题，使哲学问题转变为语言的意义、指称等语义分析的语言问题，在西方哲学界掀起了热潮。而借用现代逻辑处理的语义分析方法一定程度上虽避免了因自然语言模糊性、歧义性而引发的一系列哲学争论，但它也带来了语言学转向所具有的缺陷，即“分析悖论”(paradox of analysis)的出现。分析悖论最初源于弗雷格和摩尔，但由兰福德(Langford,C H)明确提出。他说：“‘兄弟是男性同胞’，这个命题是对‘兄弟’的分析。兄弟与‘男性同胞’这二者的涵义是否相同?如果相同，则‘兄弟是男性同胞’与‘兄弟是兄弟’没有差别，因而是不足道的(Trivi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