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正欣 刘 星

一、《崇有论》的写作背景

西晋元康年间，为了肃清风气，稳定社会秩序，需要对名教加以提倡，但名教本身的弊端还没有得到纠补修正，官员至文人阶层均不堪政治压迫和礼教束缚，虚无放诞的趋势愈发明显。玄学发展到这个阶段，必须扬弃“贵无”论的理论形态，以新的体系替代之，这就是裴頠作为言谈林薮和政府重臣的历史使命。

“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①《晋书》卷三十五《裴頠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简体字本），第683 页。下文所引《裴頠传》均出自该版本，不再另行注释。裴頠担心当时风俗放荡，轻视儒家思想会带来消极影响。何晏、阮籍素来名声显赫，而言谈浮夸，不遵礼法，空受俸禄，为官不勤恳为民；至于王衍等人，声誉太过，地位高、权势重，且不约束自己，于是世人互相仿效，风俗教化衰败，因此裴頠著述《崇有论》来反对“贵无”的论说。自三国魏齐王正始年间何晏、王弼揭开“贵无”论的序幕，到西晋惠帝元康年间，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这种用“以无为本”为无为而治论证的方法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没有取得成效，尤其是“贵无”论在政治上的缺陷导致了遗弃名教礼义现象的出现。逃避现实无法解决问题，必须改变这种价值取向，因而“崇有”这种务实的理论应运而生。《崇有论》就社会存在来论说，肯定名教的现实性和合理性，试图以“有”为最高范畴，从中引申出一条更为切实可行的政治改造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