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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全国优秀出版科研论文奖分析

2021-12-04遆薇

出版参考 2021年10期

遆薇

摘 要:本文在深入分析近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全国优秀出版科研论文奖参评论文、获奖论文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时代做好我国出版科研工作的新思路、新策略,以期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出版科研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全国优秀出版科研论文奖 出版科研

随着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深入,2018年新闻出版划归中宣部统一管理,新闻出版业意识形态阵地作用进一步突出。新形势下探讨新闻出版领域重要的科研奖励制度“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如何做好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发挥好政策导向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是出版行业的国家级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共设包括全国优秀出版科研论文奖在内的三个子项奖,截至2020年,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全国优秀出版科研论文奖(以下简称全国优秀出版科研论文奖)评选7届,共评选出优秀论文318篇。多年来,各出版单位、高校和出版专业媒体参与论文评选的热情很高,他们把评奖工作看成是对出版研究工作质量的一次检验。

从近三届参评论文的数量看,传统出版类相关问题的研究仍旧是出版从业者关注的主要内容,占比三分之一。其中变化最大的是,随着行业的持续发展和不断深化改革,出版从业人员对出版理论的研究深入到出版的各个细分领域,例如阅读、版权、史料、营销、公共服务等都有涉及。

一、获奖论文特点

纵观近三届全国优秀出版科研论文奖获奖论文发现,既有出版学、编辑学、图书发行学等基础理论或应用理论方面的文章,又有出版经营管理、出版改革、书刊编辑等方面的学术理论文章。这些论文代表了近年来我国出版行业科研论文的最高水平,是其最新成果。通过比对分析,本文试图归纳总结获奖论文的一些共同特点。

(一)聚焦行业长远发展

随着出版体制改革的全面推开,出版单位从事业到企业,从企业经营、事业化管理,再到市场化经营主体地位的确立这一系列的全面转型,出版各个相关领域的从业者思想观念也经历了重大转变。他们积极应对新形势,适应新业态,针对关系出版业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针对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的政策问题开展研究。例如第七届获奖征文《落实国家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用大数据思维服务数字出版转型升级》一文,从国家宏观战略思考行业问题,提出了把大数据思维提升到行业核心思维的理论观点。第六届获奖征文《融合是出版业走向未来的关键词——从转型升级到融合发展》一文,从宏观的视角,以传统业态与新兴业态融合发展为背景,对融合的本质、内核、规律、演进进行了反思性探讨,并对寻找融合的具体路径进行分析和探讨。第五届获奖征文于殿利的《数字出版“七问”》一文,以专业出版者的视角,对数字出版技术给出版业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独到的观察剖析,认为在数字技术席卷全球的背景下,看到数字技术只是一次技术变革,出版业的核心本质仍是内容,指出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不是对立关系,数字出版为传统出版在产品形式和消费方式方面满足读者需求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以上论文从出版工作的实践出发,分析其发展规律和趋势,立足出版又能跳出出版,抓住事物发展的本质,视角新颖,开拓了改革思路。

(二)运用多学科知识,侧重出版研究新视角

打破学科边界,促进學科间相互渗透是取得科学研究突破性进展的重要途径。据统计,在1901—2008年间,颁发的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奖三项)中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占获奖总数的52%,在各个被统计的时间段中交叉学科研究成果占获奖总数的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最近八年这一比例已达到66.7%。交叉学科研究在出版科研方面也有明显的体现。近三届全国优秀出版科研论文奖获奖论文中有多位作者对出版与经济学、法学、统计学、计量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如第七届获奖论文李长青的《中国图书市场规模宏观经济模型建构与分析》,运用社会学、统计学的方法,通过数学建模,对各种数据进行了归纳和整理,从宏观上对中国图书市场进行分析,提出了中国图书市场规模主要与社会宏观经济指标相关,城镇推动作用远大于农村等观点。再如《电子阅读的文化忧思:技术现象学的视角》一文,文章视角新颖,使用技术现象学的原理和方法,探讨新技术与人的交互关系,提出了信息超载导致健忘症、多媒体阅读造成浅阅读以及阅读娱乐化的趋势,是对电子阅读发展到今天一次深刻的总结和反思。第六届获奖论文刘筱敏、马娜的《中国科协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分析》,通过定量数据分析法对科协期刊的国际影响力进行了深入剖析,为期刊制定国际化发展实施方案提供了数据基础。以上论文以跨学科的视角分析出版问题,拓宽了研究思路,为出版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三)重视出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理论探讨

近三届获奖论文中有数十篇论文是在新闻出版业改革发展的大框架下,针对编辑、出版、版权、国民阅读、市场发行、人才建设等各个环节,进行了前瞻性、针对性的理论探讨。如,任文京的《论编辑的价值》、李文娟的《我国编辑人才队伍的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杨钢的《各遵其道,相依而存——试析图书编辑的三种能力及相互关系》三篇获奖论文从新时代对编辑出版从业人员所提出的要求出发,论及编辑技能和编辑素养问题,显示出研究的贴近性和可操作性。

在媒介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内容始终是媒介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构成要素,在实际工作中版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媒体融合的发展。学者们也针对版权问题开展了相关研究,如周玲玲的《国际文本与数据挖掘版权新策解析及启示》、朱鸿军的《版权问题:制约媒介融合发展的瓶颈》、陆梅的《大学出版社版权贸易管窥》三篇论文对版权的本体、客体重新进行了界定,对国际文本与数据挖掘版权政策进行了解读,对版权贸易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以上获奖论文既有实践探索,又彰显了作者独立思考的能力,对推进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二、存在的问题

全国优秀出版科研论文奖举办以来,表彰和鼓励了在出版科研中取得成绩的出版人,推动了我国出版科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但仍有一些需要优化完善的地方。

1.评价制度与行业发展契合度不够

随着我国出版业的理论和应用研究蓬勃发展,科研论文数量也大幅度增加。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出版领域的科研论文超过5万篇,而每两年举办一次,且获奖论文数量为30篇的评选制度与我国出版科研的蓬勃发展不相适应。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以传承文化和传输知识为主的出版业,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优秀出版科研论文代表着出版领域的重要理论成果,是出版业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现行的获奖论文数量不利于发挥奖项引领出版科研、服务出版实践的作用。

此外,通过对近三届参评论文作者单位的统计(署名两位及两位以上作者的参评论文以第一作者单位为准)发现,最主要的参与群体大都来自出版一线的实践者,他们在行业发展的最前沿,结合自身工作经历,撰文表达其工作中切身的体会、感悟和理解。其次是来自出版专业院校的老师及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他们从事专业的学术理论研究,关注出版行业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并从学理的角度分析出版问题。这两部分参评论文占了参评论文总数的90%。尽管如此,但对于庞大的出版从业者来说,仍只是少数参与者,缺少更广泛的从业者参与。这不利于形成良性的学术研究氛围,也不利于出版队伍自身素质的提高。

2.缺乏对新兴出版产业的创新性研究

从近三届参评论文的类别来看,出版从业者关注的主要内容仍旧是传统出版类相关问题的研究,例如阅读、版权、史料、营销、公共服务,以及关于编辑人员、编辑生产、编辑相关理论等论文占全部参评论文的70%,关于数字出版等新兴出版类参评论文占比为15.4%。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的融合发展,深刻改变了出版产业,在内容生产、产品形态、用户建设等方面都因新技术的融入出现颠覆性变化。当前困扰出版业的有两大新问题,一是融合创新发展有哪些模式是适合出版业的?二是出版人才队伍结构和能力是否适应新的发展需求?一些一线的出版企业已经摸索出适合本企业的发展路径,但对于融合发展,绝大多数企业还在探索的过程中。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出版从业人员对于其相关研究仍不甚充足。

3.缺少具有国际水准的科研论文

“科研排名表不仅仅关乎声望,也是一国在国际舞台上竞争能力的晴雨表。”2011年英国皇家学会指出,中国的科研论文数量已跃居全球第二 ,超过英国、日本、德国、法国等传统科研强国,仅次于美国。单纯从公开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来看,我国已处于领先行列。以“出版”为篇名在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检索结果显示,自1979年至2018年6月底发表的论文有87269篇,出版科研论文同样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

三、出版科研发展策略

进入新时代,我国开启了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的新征程。出版科研与行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促进出版生产力解放和发展,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为出版赋予了新的内涵,出版科研也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完善評价制度,发挥积极导向作用

习主席在《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出版工作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力量。这为出版业改革指明了方向,也深刻阐述了新形势下出版科研所肩负的重要使命。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是出版行业的国家级奖项,更要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工作,应适当增加科研论文获奖数量,但不必遵循获奖篇数定额,根据每次的申报论文水平适当增减,既不造成对优秀论文的遗漏,又避免滥竽充数之嫌。其次,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基础理论研究是出版学术研究创新发展的基石和支撑,厘清出版学科的边界,探索出版的内涵与外延,使之增强活力,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再次,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群众性出版科研学术氛围,鼓励编、印、发、管各个方面的出版从业人员参与到科研工作中,逐步提高出版从业人员的学术自信、理论自信,充分发挥好奖励制度对出版产业的促进、服务作用。

(二)紧跟技术变革,实现创新发展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信息技术革命为出版业创新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首先,出版研究人员应勇于探索,密切关注5G、大数据、AR/VR等技术在出版应用中带来的新问题,从产业发展的实践中获得创新的动力,体现出新时代出版内涵。其次,出版一线的从业者应该密切关注、吸收国内外各个行业的最新研究成果,从跨学科的视角对出版科研形成新的认识,以创新思维开创新型业态。例如“罗辑思维”“樊登读书会”就是知识服务+社群电商创新思维的成功案例。此外,数字出版源于国外,出版科研人员应与国际性行业先锋保持常态、高效的交流与沟通,使出版科研真正成为推动出版业发展的重要生产力。

(三)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学术话语权

学术话语权核心在于“学术”二字,只有取得学术领域的优势地位,才能具有话语权。就出版从业者而言,首先应关注国际出版领域的前沿热点问题,对当今世界出版领域的重大问题,能够形成自己独特的认识,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提出国际通识的新概念、新观点。例如由我国首个提出并主导制定的标识符国际标准《国际标准关联标识符(ISLI)》在2015年发布和实施,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在标识符国际标准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

学术话语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接受,首先要从形式上得到认可。优秀出版科研论文奖可以采取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要求,引导出版人从学术规范入手适应国际学术评价标准,国际主流刊物关注论文五个方面的表达:正确(correctness)、清楚(clarity)、简洁(concision)、完整(completion)和一致性(consistency) ,要求作者在具有创新性的同时,更注重论文鲜明的层次感和逻辑性。

其次,学术话语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接受,就要在内容上让国际社会听得懂又不失“中国特色”,既向世界传达中国声音,又体现民族自信。出版学科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优秀出版科研论文奖应积极引导,在推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过程中做到从能讲问题转变到能讲清楚、讲生动问题;从能讲中国故事转变到能讲好中国故事。在评选中对具有原创性、体现中国精神、中国特色优秀出版科研论文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倾斜,发掘和展示更多优秀成果并推向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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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