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祖钢

一百年前的10月9日，蒋翊武签发下达了一道起义的命令，10月10日，他又签发下达了一系列类似的命令，这两天先后下达的命令点燃了辛亥革命的烈火。

这两天，也成了常常引起我思索的日子。我很小的时候，就熟悉蒋翊武这个名字，从长辈的言谈和家里留存的一些书籍中。不过这个名字闪烁的光芒极强，呈现出的形象极为高大，在我心中，崇拜多于理解，敬仰多于亲情。他是我的祖父，但更是一位革命家，是一位大英雄。随着时间的推移、阅历的增长，我开始努力地去理解他。

他为什么能当上总司令？

我曾经有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年龄只有二十多岁的他，到武汉也时间不长，怎会被选为文学社社长并被推举为武昌起义总司令？是否也只是一种机遇呢？当对这段历史更熟悉以后，我感到了其中的一些必然性。

其一，坚定的革命志向

首先，他很早就萌发了推翻满清的志向，并成为一名以此为目的的坚定的革命者。“自古夷狄入主诸夏，岁不满百。今神州陆沉二百余年矣，胡尚无兴吊民伐罪之师者耶？”（佚名《武昌起义首领蒋翊武事略》，1912年2月武昌铅印本）这是蒋翊武当学生时的言论。言语中，我们可明显地感受到一种历史责任感。只是由谁来组织“吊民伐罪之师”？

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中国，很快北京沦陷。这一过程中，蒋翊武看了许多，想了许多，并得出了“中国欲图自强，首当倾覆清廷，建设新政府”（王建中，《湖北文学社首领蒋翊武》，《革命逸史》第六集，第197页）的结论。这一结论也显示了他思想的升华，过去他以民族矛盾为基点反清，这时他更看重的是社会进步国家强盛，反清是为了“自强”。

1903年蒋翊武毕业于澧州高等小学，正逢各府、州、县的生员进行会试，这是清政府举荐人才的一种科举考试，是当时读书人进入仕途的必经之路，而这时的翊武已19岁，则未去，其父责怪他，他抗辩道：“奴隶功名，要它何用！”（蒋宗策1980年3月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填写的《清末中国同盟会会员调查表》）好一个“奴隶功名，要它何用！”这不是一句简单的不满政府的话语，而是一个刚成人的青年以行动拒绝了清政府给出的一条容易发达的人生之路。这也意味着，这时的蒋翊武已将自己的未来交给了自己“倾覆清廷，建设新政府”的理想。而通往这条理想的道路充满危险。而在这之后，蒋翊武的行动色彩越来越浓。就读于湖南西路师范时蒋 “常以革命启发同学，倡言反清，学生多附之。他还与林伯渠组织‘新知学社，传阅进步书刊，参加这个读书社的有黄贞元、夏国瑞、刘定仪、刘全、杨晓东、朱昌燕等四五十人”（见《常德一中校史》）。“新知学社”是蒋翊武参与建立的第一个组织，虽然这个组织只是一个读书为主的普通社团，但也为蒋取得了一些建立组织的经验。此后蒋翊武又参加了华兴会，并参与组织建立了“华兴矿业有限公司湘西联络分站”。这是一个真正的地下革命组织，“拥众约三百余人，成为发动起义的一支重要力量”（满大启《宋教仁在常德活动琐记》）。虽然后来起义失败了，但对蒋翊武而言，这是他最初的革命实践，从中获取的经验极为重要。

这次起义失败迫使蒋翊武离开了学校，此后，他与刘复基一起奔走于沅、湘两岸的数县之间，招纳会党，专志革命，重新聚集力量，成了职业革命家。不久，他们得敢死之士数百，为立机关于城内之祗园寺，名“新华会”，推胡幻安为秘书，驻会办公，俟机而动。此间，又应马福益之邀，与刘复基赴洪江密谋大举，已而失败，马福益牺牲。此后，他与刘复基继续在湘活动一个时期后，同赴上海。在上海，蒋参与了《竞业旬报》的创建与编辑，还加入了同盟会。这其间蒋翊武又回到湖南参与了萍浏醴起义的策划和组织，后在《竞业旬报》负责人杨卓林因参与革命活动而被清政府加害后，才离开上海。当蒋翊武到武汉时，虽然年龄不大，但已是有多年革命活动经验的人了，特别是他已参与组织了多次的起义，这些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其间的腥风血雨、刀光剑影，是一般人难以明了的，特别是起义失败后的人头落地、白色恐怖，更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他的許多亲密战友，如同盟会会员萍浏醴起义中的领导者刘道一、《竞业旬报》负责人杨卓林、哥老会领袖马福益等都在起义前后牺牲，仅萍浏醴起义中牺牲人数就不下万人。有过如此经历的人其革命毅力之强可以说已远远超过了普通人。在当时的武汉，虽然革命党众多，但亲自参与过起义的人并不多，像蒋翊武参与并组织过多次起义，对起义的经验教训有深刻体会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同时，蒋翊武还参加过《竞业旬报》的创建和编辑，可以说，这时的蒋翊武，不仅有坚强的革命信念，还能文能武，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已具有了革命领袖的基本素质。

其二，他具有卓越的见识

蒋翊武来到武汉不久便投笔从戎，从报馆来到新军。蒋翊武为什么这样做？显然，他是基于多年的革命经验和认识的。华兴会与同盟会过去组织起义时，主要形式是动员组织会党，同时在海外募集资金，购买武器，以支援起义。因此，他们发动起义的地点多在南方，不仅南方会党活跃，还因为从香港或邻国运武器支援起义时比较方便。但这种方式也有明显的不足处。

首先，会党是现成的起义力量，动员快，影响大，这是优势。不过，会党各自的团体利益明显，山头林立，难以协调，难以统一指挥。这是极为致命的弱点。比如，在萍浏醴起义中，洪江会的廖叔宝不待会议结果，即自率两三千人跑到麻石，张开“大汉”白旗，首先发难，打乱了起义的部署。这仅为一例。因为会党泄密或临阵退缩，而导致起义失败的也发生多起。以蒋翊武的话说：“绿林豪杰与日本浪人，可利用而不可重用。”

其次，依靠海外资金购买武器的方式也存在问题。因为募集来的资金总是有限的，所购买的武器自然也不会太多。如何将这些武器运进国内则更困难。这种情况让起义存在了先天不足。

比如镇南关起义，孙中山黄兴都极为重视，亲临前线指挥，但仗打到一半，弹药不够了，孙中山只能出国筹款买武器，武器刚上路，又被法国人扣住了，起义只能宣布失败。这些不足致使起义屡战屡败：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都只坚持了几天，规模最大的萍浏醴起义也只有几个月。往往是政府正规军一到，起义便宣告结束。以影响极大的黄花岗起义为例：1911年1月，同盟会在香港成立统筹部，专为起义准备，黄兴、赵声为正副部长，下设调度处、储备课、交通课、秘书课、编辑课、出纳课、总务课、调查课，具体领导这次起义，并陆续在广州设立秘密据点，为办事和储藏军械的地点。起义于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发动，黄兴为总司令。这种准备极为认真细致，但结果还是出现一系列问题：军火不足，战斗力不强，经验不足，甚至发生了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惨剧（极为重要的巡防营哨官温带雄，竟被自己人误杀）。同时，原定当地会党共同举义，结果只有黄兴一部及顺德会党按期发难，其余会党直到起义结束也未响应。起义持续不到一天便宣告失败，期间死伤惨烈，黄兴也是只身带伤回到香港。

这些起义的共同教训是：革命党人必须建立一支能够对抗政府军的力量，否则，还将屡战屡败。建立一支能够对抗政府军的力量，绝非易事，用孙中山先生的募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的财力远远不及政府。会党与民众虽然人数多，但武器简陋，军事素质差，与拥有现代枪炮的新军比，根本不是对手。那种靠刀枪剑戟就能起义成功的陈胜吴广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在如何建立一支能够对抗政府军的力量这一重大问题上，蒋翊武有了自己的想法，“当今天演竞争，惟武力乃能制胜，欲实行革命，当以联络军队，侧身行伍为要着。”（佚名：《武昌起义首领蒋翊武事略》，1912年2月武昌铅印本）也正因为这种想法，他当兵的目的性极强，他就是要加入军内的秘密组织，发展军内的秘密组织，把政府的军队变成革命党人的军队，用政府的军队对抗政府的军队。而当时的群治学社是一个只吸收军人的秘密组织，为了加入这个组织，蒋翊武毅然投笔从戎。

其三，卓越的活动、组织能力

当时国内起义反清事件不断，军内管制极严，因而在军内从事秘密活动风险极大，并且是以性命相搏的。群治学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5年成立的日知会，1906年日知会从事起义的事被泄露，以刘静庵为首的一批领导人和骨干被捕，日知会活动也告终止。幸存的成员于1908年成立了军队同盟会，几个月后又被侦破，主要领导任重远被迫逃亡。同年12月，群治学社成立。但风险依旧不断，1910年3月，又被清吏侦知。主要领导黄申芗逃亡，学社被迫停止活动。同年8月振武学社成立。学社规定了严格的保密制度：标、营、队分别设立代表，各营分别按代表指示行动不得彼此联络。后社长杨王鹏因“秘密结社，图谋不轨”被告发，被迫离开新军。蒋翊武因有长期的秘密革命经验，行动谨慎，得以安全度过多次变故。杨王鹏离开后，蒋翊武主持社务。

当时为什么推举蒋翊武出来主持社务？细节难以考察了，但要点还是明确的：蒋翊武得到了社内上层的认可和基层的支持。为什么会如此呢？蒋翊武身上有两种重要的品质：一是稳重、谨慎。二是乐于助人，善于团结人。有些人会不以为然。不过，仔细想一想，在那种危机四伏的条件下，稳重、谨慎是生存的基本保证，大家都以性命相托，怎敢选一个不稳重不谨慎的人呢？另外，乐于助人、善于团结人是获取大家信任的基础，谁又会去选一个自己不信任的人呢？其实，这是两种所有杰出领袖必备的品质。

不过，对蒋翊武而言，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他的言行只要稍有不当，他便会像他的历届前任一样，或被捕入狱，或流亡天涯，甚至命丧黄泉。他采取了更为谨慎的做法：改振武学社为文学社，宗旨为“联合同志研究文学”。社名和宗旨非常温和，这可避免清政府耳目过多的注意;同时也沿用了振武学社的行之有效的规定，如“凡愿为本社社员者，须得本社社员三人以上之介绍，经本社派员调查，认为与本社宗旨相合者，方得为本社社员。”可见，审查极为严格。

这些措施起到了明显的作用，直到起义前夕始终没有发生重大安全事件。（相反，共进会问题连连，引起俄租界共进会总部爆炸的是共进会的人，供出起义指挥部地点的也是共进会的人，未能将最重要的命令送达炮队的还是共进会的人（邓玉麟），这些问题个个都能致起义于死地。）除了制度性建设外，如何识人、用人也是一个杰出领袖必备的能力。在蒋翊武周围都是革命意志坚定、能力也很强的人，如起义前夕的三烈士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这足以说明蒋翊武识人用人的能力。他们个个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不愧为一代英豪。这三位都是文学社重要成员。其中，刘复基与蒋翊武相处时间最长。蒋翊武在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读书时，两人便已成为好朋友，这時，刘复基是湘西哥老会金凤山刑堂，性格豪放，蒋翊武年龄稍长，更显稳重。后两人一同加入华兴会，并参加了黄兴组织的起义。两人同赴上海，又同赴武汉，还一起当兵，加入群治学社。蒋翊武担任文学社社长时，刘复基为评议部长;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时，刘复基为军事指挥部调查部副部长，兼常驻筹备员。蒋翊武高度信任刘复基，委以重任，刘复基也处处维护蒋翊武的权威，甚至当清军破门而入义军司令部时，刘复基一面催促蒋翊武撤离，一面挺身而出，迎向清军。其情其景，至今仍令人感动。正因为蒋翊武周围聚集了一批有胆有识之人，又有较完善的制度规范大家的行为，文学社的成员迅速增加。到了1911年七八月间，“文学社社员之概数：军、政、学、商，及江流一带之江湖游人，投入该社共数，万一千余人。总共编制，毕当日实数，概计四百八十支队有奇，一百二十五整队有奇。”（王华国：《文学社事实》，载《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10-11页。）这是一组惊人的数据，以实数“四百八十支队”计算，每支队20人，合计9600人。

我常常在想，蒋翊武和他的文学社同仁们在辛亥革命中的最大贡献是什么呢？就在这9600人。也有5000人3000人之说，就是3000人也令人吃惊。当时，湖北新军共16000人，其中五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都是革命党人，这支军队实际上已被革命党人完全控制了。换句话说，文学社和共进会一起已经创建了革命党人第一支能与政府军抗衡的军队。正因为如此，当起义司令部受到毁灭性打击后，革命党人仍能在一夜之间占领整个武汉！而能与起义军稍有对抗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总督署，另一个是第八镇司令部，不到天明也都被起义军先后占领。文学社成员遍及新军各部，人数远远超过共进会，这也是蒋翊武被推举为起义前革命军总司令的主要原因。

临门一脚

当文学社成员到一定数量时，便在准备起义了，当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组成司令部时，起义的急迫感更强了。司令部派人去请黄兴宋教仁来主持大义，这样可通过同盟会来发动外省响应，增加起义的成功率，可惜迟迟未果。显然，同盟会上层并不看好武汉，更不了解文学社。虽然，蒋翊武本人是同盟会会员，但文学社几乎没有得到过同盟会的具体帮助。而这种迟迟未果增加了起义的风险。就在这时，孙武犯了一个重大责任事故，差点导致起义全盘皆输。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等，秘密泄露。如果将武昌起义比成一场足球赛，孙武这一脚将足球踢向了自己的球门。

蒋翊武于这天早晨刚回到武昌，上午召开会议，许以三天为期（即11日发难），嘱各代表回营紧急准备。下午突然传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出事，确实令人吃惊，蒋翊武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蒋翊武很快做出决定：当晚起义！也有人指责蒋翊武在这次会上表现犹豫不决，有些明显是恶意攻击，也有的可能是出于误解。这时的蒋翊武与一般人不同。一个参谋，乃至参谋长，都可以想什么说什么，说错了也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所说的只是建议。但蒋翊武则不同了，他是社长、总司令、一把手，他一旦做出决定，就必须付诸行动，产生后果。为了确保决定的正确性，他必须倾听各种意见，探讨各种可能性，而把决定留在最后。局外人有可能将此误解为犹豫不决。

这种现象，在今天生活中也常见。许多单位领导，特别是一把手都谨言慎行，其原因于此。往往地位越高越明显，甚至皇帝也是如此，有“金口玉言”“君子无戏言”之说。而这时的蒋翊武必须厘清以下问题：1.提前起义有违同盟会黄兴的提议（黄来电要求起义延期），是否对以后产生不利影响？2.共进会主要领导都不在场，对今后兩组织的合作关系有多大影响？3.除起义外，是否还有其他方法解决目前危机？4.最重要的是仓促之下，如何布置起义？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份起义命令，命令严密周详，显示了当时的蒋翊武和司令部成员沉着、冷静和临危不乱。

这份命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让所有接到命令的人进入了起义状态，只听炮响了。因当夜起义未如期举行，蒋翊武于第二天又下达了一系列类似的命令。如果再以足球比喻，这命令如同临门一脚，没有这一脚，则可能前功尽弃。蒋翊武和起义司令部及时踢出的这一脚奠定了武昌起义的胜利。

沉重的责任

蒋翊武做了两件大事。其一，他在敌人的军队中建立了一支由四百八十支队组成的自己的军队，敌人的高、中级军官竟毫无察觉。这是中外军事史上的奇迹。其二，他在惊变之中，下达了起义的命令，拉开了中国封建王朝灭亡的序幕。能做这样大事的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我常常翻阅我父亲让我保管的几封信，这是蒋翊武在桂林就义前留下的手迹，也是他最后的遗书。这些信都是当时蒋翊武写给他父母的，蒋已预料自己“解决当在此数日也”，其内容也都是交代后事的。不过，文字间，其语气之平和、交代之周详，让人吃惊。“又于哲士处存款洋叁千元。除托代还蒋恂九钱贰百串、蒋卯山处钱壹百串、唐松亭家接济洋五百元外，余贰千余元亦可即往领取，随行购买田产作为家中永远后用。”这里特别强调了还钱和对唐家的接济。“宗仁更名承武，长大时当教养为陆军人才，万不可以男不在世姑息一切至彼不能成器也。”这里，他交代了对子女的教育，特别强调“万不可以男不在世姑息一切至彼不能成器也。”他还对父母的生活、弟妹的前程、妻室的未来有细致的安排。他自己生无多日，却还在为别人担忧，为什么？

我突然有所理解：责任心。对父母他胸怀子女之责，对子女他心存父母之责，对弟妹他承担着长兄之责，对妻室他肩负着丈夫之责。对国家呢？少年起，他便拥有担其兴亡之责！为此，他追求的是如何更好地改变这个世界，而不是如何获取个人名利;为此，他一生都生活在风险之中。甚至在行刑前，他还不忘自己这份兴亡之责，留下了这样的诗句：

斩断尘根感晚秋，中原无主倍增愁！

是谁支得江山住？只有余哀逐水流。

每想到此，我只能感叹：沉重的责任，奉献的一生！

祖父蒋翊武，作为唯一被孙中山先生称为“开国元勋”的辛亥英烈，留给我们的，不止是一段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还有穿越百年风雨而来的、一曲荡气回肠的家国情怀和英雄气概。剪不断，诉不尽;传不息，至久远。在我们家人看来，蒋翊武留给他们血脉相承的精神财富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鲜明的民族大义，在历史重大关头、人生选择始终与国家、民族同向同行;昂扬向上的进取姿态，爱岗敬业、任劳任怨、奉献进取;艰苦朴素的作风，不攀比物质，不计较待遇;低调务实、不事张扬的信条，默行大德、埋头苦干。而这些“财富”，像一个个基因密码印刻在我们家人的每一个细胞里。受伯祖影响，家族中大多走上了革命道路。蒋宗策在抗战初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蒋宗恒解放前加入中共地下党;蒋宗成和蒋宗英都是在1949年5月先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蒋宗英在朝鲜战场上为国捐躯，牺牲时年仅20岁。蒋祖骏在辛亥革命百周年座谈会上发言最能代表蒋家人的心声，他说：“伯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这种精神财富是宝贵的，千金不换。”

如今历经百年风雨，蒋翊武后人已繁衍子、孙、重孙、玄孙4代50多人，他们主要居住工作在湖南老家、北京、上海等地，有中共党员、民主人士、国家干部、新闻工作者、人民教师，更多的是普通劳动者，不少成为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良好的家风成为蒋氏家族的精神纽带，影响着蒋翊武一代代后人笃定信仰、薪火相传，成人成才、立德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