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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家训,做一个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人

2021-12-04黄伟民

文艺生活·上旬刊 2021年10期
关键词:黄兴孙中山

黄伟民

黄兴原名黄轸,字克强,1874年10月25日(清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出生,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县)人。黄兴是辛亥革命伟人,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和孙中山并称为“开国二杰”。 1895年,孙中山策动广州起义失败,受清政府严令通缉。从此时起,他无法在国内立足,长期流亡海外,直到武昌起义后的1911年12月才得以回国。因此,国内各地的革命领导与组织发动工作,主要由黄兴主持。在黄兴的领导下,革命志士通过多次武装起义,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黄公为中华民族留下非常宝贵的品德和精神,他的家训“无我”“笃实”更是他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精神财富。

我是黄兴先生长子黄一欧的儿子,也是黄家的长孙。今天我向大家报告黄兴公“笃实”“无我”的家训是怎样形成的。这四个字是黄公的手迹,都是在革命实践中他将自己的切身体会总结定下来的。祖父在革命过程中自己首先做到,也对后辈寄予同样的期盼。

“笃实”二字是1912年父亲黄一欧赴美国留学时祖父写给他的。民国成立后黎元洪先生急需网络人才,任命时年廿岁的黄一欧为少将。多么诱人的官职!然而祖父认为民国初立,急需建设人才,故决定要父亲放弃官位去美国留学,学成后归国投入祖国的建设事业。所以书写“笃实”二字送他。父亲在美国留学期间不但要学好专业知识,还得密切关注国内的政局变化。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爆发。黄兴由上海至南京强迫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由于当时发难条件不够成熟,二次革命很快失败,黄兴再次亡命日本。1914年2月,黄兴在日本办浩然庐政法学校培养干部。中山先生在日本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把党员分成首义、协助、普通三等,要求党员绝对服从自己,并要发誓和按指模等。他还空出协理之位等待黄兴。黄兴则认为党员都是生死与共的革命同志,应该平等,不赞成重新组党,并且拒绝加入。孙中山坚持己见,二人发生争执。后黄兴应孙中山的要求离开日本远行美国,7月15日到达旧金山,收到一些拥护者的来信,希望他另行组党。黄兴说:“党只有国民党,领袖是孙中山。”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下了“无我”二字自勉,也影响同行的一批人。这就是“笃实”“无我”家训产生的背景。今天,这四个字悬挂在黄兴故居正厅之上,更牢记在黄家后代的心中。

曾有人询问“笃实”“无我”家训的含义,我用父亲教育我的话告知:“老实做人,诚恳待人;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做好工作,不浮夸,不虚华。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父亲的教诲够我受用一辈子。“无我”是一种高尚精神的追求,祖父、父亲他们的一生都是将国家的事、社会的事甚至他人的事放在自己的事前面,这种精神实在是值得传承和发扬。黄公在世只有42个春秋,从幼年到青年都在努力学习,两湖书院院长梁鼎芬评价他“文似东坡,字攻北魏”,黄兴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湘水校经堂、两湖书院,后被公派日本留学。1903年,他从理性认识“复兴中华”的道理进而体会到只有推翻腐朽的清王朝才能使中国兴旺富强。他从日本归国,途经上海、武汉至长沙,一路上宣传反清革命。回长沙后受聘于明德学堂,担任该校学监。同年,他借庆祝三十岁寿辰为名,邀集爱国志士刘揆一、周震鳞、宋教仁等十二人以兴办矿业为名筹组实为革命团体的“华兴公司”。1904年2月15日,黄兴、宋教仁、吴禄贞等100余人成立了中国国内第一个革命团体“华兴会”,黄兴被举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华兴会的革命宗旨是“驱除鞑虏,复兴中华”。1904年春,黄兴、刘揆一、马福益等计划发动起义。黄兴将祖遗田产2000多亩及占地几十亩的庄园出售,所得款项加上柳大任、刘揆一、龙璋、杨守仁的资助款购买了枪支弹药。后因起义事泄,甲辰长沙起义还未打响就失败了,但却震动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被誉为“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此次起义虽失败,但其革命精神影响深远。黄兴的无私无畏、舍己为公、舍生取义的品德在革命志士中树立了榜样。他团结影响了大批知识分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培养锻炼了许多优秀人才,为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创建中华民国奠定了基础。

1905年7月在日本东京经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介绍,黄兴与孙中山初次见面,商定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发起共同组建中国同盟会。20日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确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众多人提名黄兴为总理,黄兴却提名孙中山,并建议采用不投票鼓掌通过的方式选举孙中山为中国同盟会总理,黄兴任执行部庶务,成为仅次于孙中山的领导人。

1895年,孙中山密谋广州起义失败,遭清政府通缉,无法在国内立足,长期流亡海外,国内各项工作主要由黄兴主持。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中,虽历经挫败,但黄兴屡败屡起,愈挫愈奋,真乃可歌可泣。孙中山说:“十次革命,克强无役不从。”同盟会成立以来的萍浏醴起义(1906)、潮州黄岗起义(1907)、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钦廉防城起义(1907)、鎮南关起义(1907)、钦廉上思起义(1908)、河口起义(1908)、广州新军起义(1910)等,都是由黄兴领导,有力地消灭了清军的军事势力,积累了作战经验。1911年3月黄兴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原定10路起义军同时行动,后变成了只有黄兴带领下的敢死队,冲进两广总督府,在战斗中,他右手被打断两根手指仍坚持战斗。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为武昌起义的成功提供了经验和教训。黄兴伤势严重流血不止,由革命同志徐宗汉护送至香港雅丽氏医院治疗。孙中山在评价广州起义时说:“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并寿!”在总结广州起义失败时黄兴指出,举行起义地点应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江苏、浙江、安徽、陕西、四川亦同时相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黄兴委托宋教仁、谭人凤在上海成立中部同盟会,加强对长江流域各省革命的领导。在中部同盟会的推动下,全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湖北武昌确定辛亥九月初(1911年10月初)发动起义,同时全国十一省响应。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28日黄兴由香港经上海到达武汉,设司令部于汉口满春园茶楼,与清军激战一月余,赢得了时间,争得湖南等20余省相继独立。广州起义和武昌起义,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武装力量,唤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对腐朽卖国的清朝政府最终结束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

1911年12月,黄兴在上海与独立各省组织的代表协商组建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被公推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此时孙中山电告黄兴,他已在归国途中。于是黄兴决定不去南京就职,并说:“革命同志最重要的是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权利,互相推让。”还说:“孙先生不在国内,我可以代表同盟会,孙先生既已在归国途中,如果我抢先一步去南京就职,孙先生会不愉快,对革命不利。”民國成立需要大批开支,又是黄兴找到老友张謇,由他签字担保贷款。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912年元旦成立。孙中山、黄兴提出了一个包括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在内的九名国务员名单,黄兴担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元月15日临时政府授黄兴为陆军大将军。3月10日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黄兴力辞。孙中山应袁之邀北上,临时政府也北移,黄兴就任南京留守,期间为整编军队和留守府裁减做了大量工作。

黄兴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在亚洲的大地上第一次竖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黄兴为此做出了杰出贡献,立下了千古不朽的历史功勋。从留学日本到民国成立,黄兴以他全部的精力投身到革命事业,散尽家财支持革命,正如他所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

1912年8月,袁世凯授黄兴陆军上将,10月9日又授黄兴勋一位,黄兴辞谢不授。10月31日黄兴功成身退回到湖南长沙,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发展生产,提出吸引外资,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他主张优先发展交通运输业和矿业,并帮助湖南创办了10多个经济实体。他也十分重视教育事业,提出“欲言建设,当得人才;欲得人才,当兴教育”以及一系列发展教育事业的主张。他到明德学堂和周南中学演说,勉励学生努力学习,做国家的建设人才,并给周南中学捐款,希望学校培养出更多的女子学生。他在湖南还创办了湖南贫儿院,使贫苦儿童和参加辛亥革命的遗孤有机会接受教育,将来报效国家。

袁世凯称帝,遭到全国人民的抵制与反对。黄兴认为讨袁时机已成熟,他通过设在日本马关的机关为美国、北京、昆明三地转信。1915年9月,黄兴接蔡锷密使送来长达17页的密信,信中陈述国内详情,拟计划赴难讨袁,急切征询黄兴意见。黄兴即命长子黄一欧返日本留驻,以便与各方联系,嘱留驻日本的张孝准即刻回国,专门负责蔡锷出逃,随后又派在美国随员石陶钧回国协助一切。上旬蔡锷离天津至日本,张孝准在天津预为安排。蔡锷抵日后并未停留,即乘船南下,前往海防登陆,经过重重困难,通过人烟稀少的荒凉地段,于12月19日到达昆明。黄兴急电李烈钧一行速归云南起兵,实现蔡锷、唐继尧、李烈钧西南势力的聚结,为护国讨袁做好军事力量的准备。同时黄兴也将筹集讨袁的经费光洋一百箱火速运往云南。一切准备就绪,由蔡、唐、李领衔通电宣布云南独立,揭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1916年3月23日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袁世凯被迫取消“洪宪”帝制年号,3月27日全国17省议员通电各省迫袁氏退位。从以上事实可知,护国战争是按黄兴策划方略进行的。大国学家章太炎先生总结黄兴一生:“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父亲黄一欧1904年跟随祖父入明德学堂读书,后因甲辰长沙起义事发,黄家被军警包围,从此黄家一家人在长沙东躲西藏,湖南按察使欲捕杀黄兴长子黄一欧,后由友人营救于1905年黄一欧被送往日本,才免遭杀害。他到东京后由中山先生和章太炎先生作为介绍人加入同盟会,成为中国同盟会最年轻的会员,那时他才14岁。同盟会在槟郎屿(位于马来西亚)召开会议,决定发动广州起义。1911年元月黄一欧奉父命回国,他带了四大箱行李,里面全是枪支弹药,以日本人宫崎龙介的身份,顺利过了海关,将武器交给同盟会香港统筹部。同时黄兴又派一欧打入广东巡警教练所,黄兴认为如果能把巡警也运动到支持革命的一边来,广州起义的成功性就很大,为革命事业身先士卒,将18岁的儿子也派进了虎穴。

武昌起义爆发后,黄一欧应陈其美电邀赴上海,原来陈其美正组织军队准备起义,以新军第九镇部分官兵、上海警察及巡警营士兵为基础,组成沪军先锋队,洪成典任司令,黄一欧和蒋介石分任副司令。父亲在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中奋不顾身,冲杀在前。他奉命前往镇江、杭州等地联络,并给吴淞炮台运送弹药,为攻打南京做准备。祖父了解到父亲参加南京之役非常高兴。黄兴在北洋军攻打汉阳的危急时刻给正在南京前线战斗的黄一欧寄来一封“努力杀贼,一欧爱儿”的八字家书。读信后一欧倍受鼓舞,他带领先锋队首先进攻占领了天堡城,还将功劳让给别人。《东亚志士传》中写道:“黄一欧挥刀上阵,来往驰突,所向披靡,斩敌36人。”而父亲对自己功绩一点也没说,只是拾了几个炮弹筒,在上面刻了字留作纪念,这些炮弹筒中的一个在祖父去世后被送入墓中陪葬,现日本宫崎家中还保留了一个。

民国成立后,他奉命去美留学。反袁护国斗争开始后他又受父命赶往日本,在神户与蔡锷相会,向蔡锷汇报了东京情况及有关方面的行动计划。父亲另一个重要任务是了解日本的外交动态,争取到了日本外务省藤田局长对反袁斗争经济上的暗中支持。当时反袁斗争情况复杂,辛亥革命时期和民国初期形成了各种派系:立宪派与革命派、国民党与进步党、中华革命党与欧事研究会,还有地方派系中各派,他们的历史恩怨、意见分歧和各种利害关系对反袁斗争干扰颇大。在这种背景下,与各方关系良好的黄兴对促进反袁斗争各派实现大联合,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黄一欧作为黄兴的代表为反袁大联合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承担了重大的责任。其中,最重要的是协调孙中山与各派的关系、中华革命党与各党派的关系,由于双方的策略、方针及办事风格有很大不同,分歧也很大,故工作必须细致。

蔡锷领导的云南起义,事前没有告知孙中山,事发后也没有向孙中山汇报,因为他们认为中华革命党没有参与。因此,云南起义暴发后,孙中山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说:“云南事件并非国民党发动,与彼等无关。”张孝准见报后十分担忧,认为这会严重影响国际社会对云南起义的看法,于是便委托黄一欧前往孙中山寓所当面向孙中山汇报了云南起义的有关情况。黄一欧委婉指出:“先生对日本报界发表这样的谈话,很容易引起外间的误解,产生不良影响。”从此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方面,再也没有发表过不利于云南起义和各省独立反袁的言论。其后,黄一欧在日本多次谒见孙中山,为其传递各种信息。1916年5月,孙中山分别通电田桐、居正、朱执信等中华革命党领导人“一切事务求与讨袁各派协商进行”,还与各派一样悬挂五色旗,从而实现了反袁各主要派别的大联合。

黄一欧在后来的护法运动中同样沿袭辛亥革命时期的方式——运动军队和中上层人士,为孙中山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黄一欧出任长沙市市政公所第一任总理,做出了市政计划书,将长沙市扩大为原来的二十倍。拆城墙、修马路、拓宽街道、改良商场,另一方面,着手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建立有关相应机构,加强市政管理。

1923年父亲辞去长沙市政公所职务,出任川军第一路军司会。

1925年他出任广州国民政府参事。

1927年国民政府北伐胜利,父亲出任安徽省榷运局局长,因他胸怀正义,不愿意与贪腐现状合流,故引来工作中的种种麻烦,无法适应,支撑不到一年就辞职了。

1928年父亲与周震鳞等人代表南京政府前往北平接管原总统府等中央机关。

1929年父亲还是与周震鳞、王用宾作为国民党中央代表到沈阳与张学良商讨东北地区国民党党务。后又出任天津市政府参事兼特一区主任,任职期间,他试图改良社会,关闭妓院、取缔赌场烟馆,提倡文明新风,创办《坦途》杂志批判贪腐和社会的不良风气。这些举措得罪了地方恶势力,加上蒋介石、冯国璋、阎锡山中原大战的影响,父亲在天津任职一年多便辞去了职务。

1932年父亲应孙科邀请担任立法委员达十余年,因与国民党要人有不同程度的渊源,跟不少人是很好的朋友,交谊笃厚。由于他为人正直、厚道,对朋友之间争来斗去十分反感。特别使他绝望的是,在抗日战争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国民党内部那些斗红了眼的人仍不肯罢手,耍尽花招,置对方于死地,他多次辞职均未批准。1943年他借口养病,向立法院请长假,悄悄地从重庆回到湖南湘乡农村岳母家隐居,决计不过问政治。国民党人士想利用他的影响多次请其出山,都被他婉言谢绝。在他居乡期间,他指导农民自制卫生饮用水,种植农作物的新品种,以利改善当地农民生活和增加农民收入。

辛亥革命后,由于蒋介石排挤辛亥革命元老,许多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一般人士生活极端困难,虽然父亲也无固定收入,生活并不宽裕,但只要他还能帮助他人,他一定会倾其所有而助之。文化大革命抄家时,我发现一张写着别人姓名的地契,我问父亲是怎么回事。父亲告知:“这是别人借了我一笔钱,他一定要将这张地契作抵押,其实这是一块用处不大的沙洲地。”后来,我了解到借这笔钱的人已在50年代初远去海外,那时的土地都已收归国有。父亲为了让辛亥革命后裔有受教育的机会,利用辛亥革命纪念烈士祠办学帮助这批生活困难的孩子,同时也接受附近的学生入学。他还不辞辛苦,帮助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员每月能获得有限的补助,自己任劳任怨,到处奔波。在他辞世前一天晚上,他对我说:“我这一生奋斗,就是为了实现你祖父的遗愿,复兴中华!”

至于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向大家报告的,牢记老实做人,踏实做事。年轻时我的工作主要是从事小学体育教学工作,帮助学生增強体质,也为他们学会各项体育运动的基本技能努力。学生中有一些曾是国家队或省市运动队选择对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未能如愿。踏入政界后,我仍是以联系群众培养年轻人的工作为重点,不为名利而去争职位,也从不到上级领导那儿说三道四,只做好自己的事,团结好周围的同志一道工作。在七、八、九届全国政协会上我有过许多提案,有的被采纳,有的被评为优秀提案。1980年我为实现父亲的遗愿,找到当时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先生,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恢复黄兴故居,后经过多年努力,黄兴故居得到恢复。我将多件祖父用过的红木、小叶紫檀、花梨木家具捐给黄兴故居作为陈列用。有些祖父的遗物散落各地,我想了许多方法才找回来并捐给国家,现在湖南、湖北、台北、北京等地的博物馆都有我们捐献的文物,有的还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曾有人说我傻,将这些价值非同一般的文物毫无代价地捐出去,而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我虽没有得到什么,可保留了一段中华民族振兴的历史,只有记住历史,人们才会奋进。

“笃实”“无我”的家训永远是我们后辈前进的力量。我虽年岁大了,如果有什么工作需要我去做,我一定会努力完成。只要我所做的一切对国家人民有益就好,我也希望所有的年轻人比我强,你们才是祖国的未来、人民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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