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外交的学理阐释

2021-12-04高飞彭昕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3期

高飞彭昕

(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北京 100037)

引言

长久以来，在外交学研究中，相较于经济和政治，文化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在对外关系领域体现出来，一直是一个难以明确界定的问题。有学者曾总结出文化作为外交工具之一被边缘化的三个原因：政治家的不重视、结果评估的困难以及精准定义的欠缺[1]。就理论研究而言，文化概念的抽象和宽泛、文化交流主体的多元和灵活以及文化交流路径的模糊和潜在性都对文化外交的学理构建造成困难，亟需突破。就现实层面而言，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关系议题的丰富、国家软实力重要性的提升以及人员信息流动的加快，文化外交逐渐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并走进国家战略层面。即便在逆全球化大行其道、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以及政治交往和贸易往来受阻的当下，文化的交流与影响也不会中断。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对国际事务参与的频率增多、范围扩大，通过文化手段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和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任务。新的国际变局和时代使命为中国特色文化外交发展创造了机遇，对中国文化外交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有必要从学理层面重新理解文化外交，以期为未来实践提供启发与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