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润峰，梁 宵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2021年，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也由此将掀开百年再出发的新的长征篇章。从这个意义上讲，系统研究党的自我革命，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具有重大意义。事实上，国内学术界围绕党的自我革命已展开了相关研究，并取得一些较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向：一是针对党的历任主要领导人关于自我革命思想的研究，如对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思想的研究成果较多；二是将“自我革命”视为理论话语，聚焦概念界定、生成逻辑、实践指向以及推进路径等范式进行研究的较多；三是针对中国共产党某一阶段的自我革命思想的宏观研究，主要是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以来、新时代以来等阶段展开相关研究，但专题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自我革命思想的成果相对少见，更是缺乏以“中国共产党百年自我革命”为专题的研究成果。鉴于此，有必要对中国共产党百年自我革命的伟大历程以及历史经验进行梳理研究，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经验启示，进而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篇章。这样的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也正是本研究的学术价值所在。

一、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保持长期执政的制胜之道

纵观近现代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史，任何一个执政党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可忽视执政根基问题，这既是一个永恒的关乎政权兴衰的重大理论问题，又是一项需要时刻面对和必须作答的重大执政课题。一个政党之所以能够存在、稳定、发展并且长期拥有执政权力，其必要条件和核心抓手就是不断培育并巩固自身的执政根基。执政根基的维系又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任何执政党的执政根基既不是天然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后天获取的、与时俱进的。通过合理性革命等形式获得的历史资源，并不能替代长期执政所需的现实资源，过去的历史伟绩并不能替代现实的执政作为，否则就难以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朝代更替历史周期律。这两者在本质上又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有机统一体，前者为拥有执政权力奠定坚实的执政根基，后者为长期拥有执政权力提供稳固的政治保障，两者共同铸牢一个政党长期拥有执政地位的执政根基，其核心就是将执政根基的获得与维系有机统一起来。这对于长期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而，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发出警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1]367。

从百年发展的历程来看，中国共产党总能把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强烈的责任担当融入自身的初心和使命之中，不断聚焦筑牢执政根基并持续发力。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历史任务以及社会环境的差异，总有一种资源处于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根基的主导或中心地位，只有拥有处于主导或中心地位的执政资源，其执政地位和政权体系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从建立新中国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的主导资源是意识形态，但在这一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的资源并不是唯一的。事实上，在现实政权中没有一种执政权力的执政基础是单纯来自法理的、传统的或克里斯玛的，而是三种权力类型兼而有之，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政治体系中，各种结构所占比重有所不同[2]。但是要保持和巩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执政资源的有效性，需要执政绩效尤其是经济绩效来支撑。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为此，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执政资源成功转型到经济绩效主导的执政资源上来，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然而，以经济绩效为主导的执政资源依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中最大的威胁就是如何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否则就会陷入“经济绩效困境”之中。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共产党着力创新执政资源，实现了由以经济绩效为主导的执政资源向以科学发展为主导的执政资源的成功转型。当前，以治理绩效为主导的执政资源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不管中国共产党如何创新和转型自身所需的执政资源，要想从根本上夯实执政根基，最关键的就是紧紧抓住“民心才是最大的政治”这个永葆执政根基和执政地位的“牛鼻子”。也就是说，群众基础正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所需的最核心资源，也是集中彰显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外部表现。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够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4]。也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道出了一个古今中外不变的执政规律，即民心才是最大的政治，决定执政地位之兴衰。而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正是对“民心才是最大的政治”这一重大执政命题的理论解读和实践诠释。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这样一个著名论断，“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5]1096。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反复强调“人民利益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事业”。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1]360。那么，如何破解和应对这一重大执政命题自然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不断夯实执政根基的要义所在和重点所在。

而破解和应对这一重大执政命题的关键就在于永葆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尤其是要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锻炼，应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这是因为，“对于政党来说，其活力首先来自党员，其次才是来自党的基本组织。如果党员本身在整体上无法给政党带来活力，那么党的基本组织实际功效就要受到影响”[6]。因此，对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整个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取决于组成执政党个体成员的党性素养，特别是代表执政党直接参与到政治权力结构中并获得相应职位权力的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素养。这其中，关乎党性素养的最大变量就是理想信念不坚定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力腐败问题，毕竟，这会极大地削弱和损害执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地位，继而造成由信任危机引发的执政危机。由此可见，一个政党执政危机的起点从根源上讲，来源于党内成员对本党的纲领和章程所确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动摇和转移，构成了执政党巩固自身执政地位的最严峻的挑战[7]。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在不断强化理想信念的基础上，坚决反对和扫除一切消极腐败现象，同一切弱化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问题进行坚决斗争。而这一坚决斗争的实质就是一场伟大的自我革命，既关乎自身能否成功跳出朝代更替的历史周期律，又关乎国家与民族事业的兴衰成败。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没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有没有自我净化的过硬特质，能不能坚持不懈同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作斗争，就成为决定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8]。无论是从目标指向来看，还是从任务要求来说，抑或是从问题意识来讲，自我革命都是中国共产党永葆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代破解和应对“民心才是最大的政治”这一重大执政命题的必然选择，更是中国共产党不断筑牢群众基础进而巩固长期执政根基的重要法宝。

二、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的发展脉络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深刻揭示出，任何事物都是在自我否定、自我扬弃以及自我超越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前行变化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认为的，“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9]。中国共产党从其创建到发展壮大本身就是矛盾运动过程的一个见证，在其百年的峥嵘岁月中谱写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壮丽诗篇。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10]。而“如果不严加防范、及时整治，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小管涌就会沦为大塌方，甚至可能酿成全局性、颠覆性的灾难”[11]531。正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其百年发展历程中始终高度重视进行自我革命，并持之以恒地推动自我革命向纵深发展。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

革命者必先自我革命，才能确保自身始终具备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资格和能力。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一经创建，就自觉地将“自我革命”的基因有机嵌入到自己体内。事实上，早在中国共产党正式创建之前，部分先进分子就围绕要绝对自由还是要纪律秩序以及要不要严密组织纪律的斗争等社会思潮展开了公开论战，并逐渐在党的早期组织内确立了强烈的纪律观和自我革新的意识，而将党的早期组织内的无政府主义者清理出去就是对此最好的印证。“也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于是，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12]。中共一大制定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纲领》，虽然条文篇幅有限，但从制度设计层面看，“监督”二字成为党内组织生活管理过程中最为关键的词。1922年7月，中共二大首次将“纪律”专章纳入党章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依规依纪管党治党的“制度母体”。到了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相关文献中首次提出“批评”的概念，并在《中央通告第七号》中鲜明地提出“自我批评”的要求。这也正如刘少奇所说，“我们的党从最初组织起就有了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就有了民主集中制，就有严格的组织和纪律”[13]。而将诸如陈公博、周佛海等“大毒瘤”清除出党，则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半公开”中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但这次会议并未真正结束右的错误。直到此后的“八七”会议上，右的错误思想才得以纠正，并成功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崭新革命道路。正如《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中指出，“要纠正错误的方针，必须指明是怎样错误的，应当要使每个党员都得着过去的教训;……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怕公开的承认自己的错误”[14]。可以说，“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自我革命。“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战略方针，这对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为“左”的错误思想的形成埋下隐患。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出现并纠正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思想。直到1935年，中共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并在组织问题和军事指挥问题上又初步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由于环境和条件的客观限制，这次会议并未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彻底清算“左”的错误思想。

后来，为充分应对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日战争，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就在这一关键时刻，过去一贯坚持“左”倾错误思想的王明径直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在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口号，强烈反对独立自主的原则而主张对国民党采取让步的战略举措。但随着1941年“皖南事变”的发生，进一步强化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和彻底清算一切“左”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决心和意志，由此开启了为期3年多的延安整风运动。其最主要目的就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从认识论的高度彻底清除内部存在的错误思想，教育全党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可以说，延安整风运动既是一场马列主义普遍教育的活动，又是一场思想上的自我革命，对清算一系列错误思想具有决定性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错误思想尤其是“左”的错误思想从此就销声匿迹不再产生实际影响了，事实上，在解放战争时期，一些“左”的错误思想又露出苗头，而土改过程中的“左”的错误思想就是最集中的体现。不过，这一“左”的错误思想在苗头期间就被及时发现并进行了有效的纠正。与此同时，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夺取和建立全国政权的新的艰巨任务。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思想，随后又正式提出“赶考”命题，无不集中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艰苦奋斗的进取精神，集中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坚守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和践行自我革命的铮铮誓言。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从局部执政向全国执政的转变，其组织体系及规模也伴随着这一执政范围的变化而迅速发展。据记载，仅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就迅猛增加了140余万，由年初的310万人发展到年末的450万人，到了1951年末，队伍规模更是扩大到580万人，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也达到25万个[15]。虽然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鞭策性地提出“两个务必”思想，“警惕党内可能滋长的骄傲自满、贪图享乐、不求进取、以功臣自居等四种消极情绪和党外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隐形攻击”[16]。但是，在老干部和老党员队伍中，也有少数党员干部的革命意志极速衰退、骄傲自满情绪不断滋长，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严重，极大地破坏了党群关系；在新发展的党员队伍中，一些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乘机钻进党组织内，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纯问题尤为突出。更有少数党员干部经不起执政考验，贪污腐败、违法乱纪等极端现象时有发生。因此，1950年4月，毛泽东在干部整训工作批示中明确指出，“整训干部已经成了极端迫切的任务，各阶层人民相当普遍地不满意我们许多干部的强迫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17]。

为了解决这些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即1950年下半年的整风运动，其重点对象则是担任各级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也正因为如此，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只是初步解决了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而基层党组织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计划从1951年初到1954年春，用3年的时间开展一次有准备、有计划、有领导的整党建党运动，其实质也即是一场“三反”的整风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正如1952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中所讲的那样，“事实证明：‘三反’运动是一个更加现实与深刻有力的整党运动。如果不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三反’运动，则党内许多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就不能被揭发出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分子就不能得到适当的惩处，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与危害，也就不能彻底克服和肃清”[18]。据资料记载，在这一持续3年之久的“三反”整风运动中，“共计有41万人被开除党籍或被劝告退党，占全体党员人数6.4%”[19]。可以说，这一次的“三反”整风运动，既为全党进行了一次较为深刻的思想教育，又对全党进行了一次较为有效的清理，使党组织初步经受住了胜利和执政的双重考验，有效巩固了自身的执政地位。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社会关系和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也要与时俱进地改造自己。正如1957年4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所讲，“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20]，这是完全有必要的。但是由于1957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致使本属正确且有必要的“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据统计，截至整个运动结束时，全国共有55万人被划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比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透“底”估计还多出40万人[21]。虽然从1959年到1964年，中共中央先后分五批摘掉30多万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但在当时极“左”思想的影响下，是不可能实事求是地完成甄别改正工作的，事实上，直到1981年底，这项甄别改正工作才算基本完成。在这期间，也正是由于受到极“左”思想影响，相继发生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共产党、新中国以及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虽然如此，中国共产党却能始终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来改造和锤炼自己，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毅然革除自身病症，在思想“革命”中不断巩固和强化自身的执政地位。

(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

针对自身内部长期存在的极“左”错误思想以及“两个凡是”思想的禁锢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完全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思想路线上的“革命”运动，毕竟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等各个方面拨乱反正的先导和前提，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则是对这一场思想“革命”的理论诠释和实践解读。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22]。这也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并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完成了自身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人勇于自我革命的自觉意识和政治勇气，并由此拉开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序幕。这也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问题，我们党的错误和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23]。

正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正式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征程，尤其是对自身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谋篇布局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24]333。只有切实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重点从制度上彻底改革诸如官僚主义现象、家长制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以及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现象等特权现象，才能推动自身的建设科学化和民主化，进而保证自身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198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丧失工作能力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候选人的决定》，打响了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第一枪。随后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规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内部长期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得以正式废除，这无论是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还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外，自改革开放初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逐渐摒弃了以往盛行的那种较“左”的群众运动式的整党整风方法，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集中教育活动，并持之以恒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与整党整风活动，将其打造成推进自我革命的锐利思想武器。虽然这一次从“运动”到“活动”的制度变革对过去那种偏激过火之处进行了有效纠正并取得良好的效果，但也出现了偏宽偏软的一面，尤其是在管束干部、惩戒腐败分子方面出现了“手软”现象。为此，邓小平同志在不同场合反复批评这一“手软”现象，并强调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和其他犯罪活动，包括惩治腐败、纠正不正之风等。邓小平同志曾严肃指出，“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要雷厉风行抓，要公布于众，要按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25]297。1989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强调，要重点做几件使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其中一个就是抓紧惩治腐败分子，并语重心长地讲到，“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25]314。这一政治嘱托不仅反映了党组织内部存在着严重问题，更深刻体现出管党治党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释放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强烈信号。

正是在这一政治嘱托的指引下，进入新时期后，中共中央正式将新时期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的工程”高度，并从执政党与国家政权关系以及治国与治党关系上，明确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思想，又特别强调要把“左”与“严”区分开来，切勿将二者混为一谈。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也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好这个方针，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保证”[26]。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纪念大会上再次告诫全党，“要深刻认识和吸取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党执政的时间越长，越要抓紧自身建设，越要从严要求党员、干部”[27]。而落实这一从严治党的方针，尤其是要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工作力度，这是因为“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为害最烈的是吏治的腐败……这种历史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注意”[28]。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中共中央在全面推进这一“新的伟大工程”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科学命题，并反复强调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中共十七大报告又明确把反腐倡廉建设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将其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一同纳入中国共产党党建格局之中，实现了由四大建设向五大建设的拓展和升华。也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届中纪委七次会议上所言，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态势可以概括为三个“并存”，也即是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29]。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深刻阐释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更警示全党唯有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勇气和胆魄，坚决同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斗争到底。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

进入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世情来看，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局势变得更加波诡云谲与复杂敏感；从国情来看，当前国内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与繁重；从党情来看，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尚未从根本上解决，“老问题”反弹与“新问题”出现的风险并存，“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变得更加复杂严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从强化党的作风建设着手，以“中央八项规定”作为动员令和切入口，精准抓住“反四风”这一突破口，在全党范围内有计划、有目标、有领导地开展一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了谨防和避免作风建设呈现“一阵风”现象，中共中央明确表示，全党要充分认识党内作风问题存在的顽固性和反复性，拿出严抓的耐心和常抓的韧劲，用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来防止和避免这一问题的反弹。这一“从严从实”抓作风问题的韧劲、气魄和卓见切实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党内集中教育形式的又一次制度变革，即从“活动”到“主题教育”的制度性转变。无论是2015年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还是2016年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抑或2019年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都是在延续这一发展逻辑的基础上，进行的常态化制度化的经常性学习教育，无不彰显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

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自始至终都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贯要求和根本方针。早在执政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就深刻指出，“我们现在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是不是过严了？答案是否定的。很多要求早就有了，是最基本的要求。现在的主要倾向不是严了，而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不存在严过头的问题”[30]。正是在这一主基调下，中共中央向全党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命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又站在全面从严治党与执政安全的高度郑重提出“自我革命”这一理论命题，发出中国共产党“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31]的伟大号召和豪迈誓言，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置于前所未有的战略新高度，其目标就是使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着力提升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以及自我提高的能力，进而巩固自身长期的执政地位。这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那样，“如果缺少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勇气和能力，我们党就将陷入危险境地，做不到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葆青春”[32]。这不仅彰显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更展现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以及推进自我革命的勇气和胆量。

显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刮骨疗毒”式反腐败斗争所取得的压倒性胜利成果正是对这一自我革命精神、勇气和能力的实践诠释。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出席中纪委全会时指出，“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33]。一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发出“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34]98的反腐誓言。这一系列重要表态，既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强决心，又向党内外和国内外宣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自我革命的鲜明态度，构成了“打虎”“拍蝇”“猎狐”同步推进的反腐新格局。事实证明，在新时代的反腐成绩单中，反腐对象既包括正国级干部又有基层“两委”干部，反腐领域也不仅涉及党政机关还涉及企事业单位和军队内部，更是将反腐败的触角延伸到境外，其力度深度广度以及效度前所未有，真正做到了“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凡腐必反，除恶务尽”[34]103。此外，事实又充分证明，在取得这一显著性反腐成绩中，中国共产党内部进行的法规制度建设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从2013年5月中共中央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以来，中共中央高度关注并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化构建工作，把权力牢牢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持续扎紧这个制度之笼，筑起党内法规体系的“四梁八柱”，形成了新时代体系化的反腐败法规制度利器。

三、历史遗产：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经验总结

系统全面地总结中国共产党在百年自我革命历史实践中所积淀的丰富经验，能够为中国共产党乘势而上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提供宝贵的历史遗产，这也是把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大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的信心所在和优势所在。审视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推进自我革命的百年历程，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实现伟大的自我革命，离不开对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坚定维护，离不开对人民立场的坚定捍卫，离不开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推进，离不开对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的同向发力，离不开对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的坚持运用，也离不开对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有机结合。

(一)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保证：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注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既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坚定的政治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政治基因并将其深深根植于体内，更是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保证。正如列宁所讲的那样，只有在党内实行像军事纪律一般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真正拥有广泛的权力以及成为全体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后，这样的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35]。虽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达成“要在党内实行严密的组织纪律”的政治共识，但是正如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深刻指出的那样，“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直到遵义会议开始，才逐渐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25]309。后来，通过对张国焘等人妄图分裂党中央这一政治阴谋的坚决斗争和彻底清算以及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反党集团的彻底粉粹，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以有力维护和巩固。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都十分坚定并反复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强调，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坚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解决党内问题相统一[11]535。建党百年来的实践证明，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政治前提，党的自我革命才得以有效推进。

(二)敢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坚定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更是中国共产党敢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责任，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36]。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精神和勇气，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牢牢根植于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之中。无论是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各种形式的整党整风“运动”和党内集中教育“活动”，还是坚定不移地严厉惩治腐败分子，无不是将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这不仅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34]7。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自身长期执政的群众根基才得以夯实，为其敢于自我革命筑牢政治根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能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撑，毕竟人民群众往往最能看清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哪些突出的问题，这就是要自觉推动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有机结合。

(三)推进自我革命的政治胆识：坚定推进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

从某种程度上讲，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持续进行的一场伟大的自我革命，这也是其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探索出的一条能够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举措。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自我革命史，无论从党的早期组织就将“纪律”“监督”等“严”词纳入党章之中，还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就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以及对刘青山和张子善案的处理，抑或是再到改革开放以来“从严治党”这一重大命题的正式提出以及实现了向“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飞跃并将其纳入党的十九大修订的党章之中，无不体现着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始终都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贯要求和根本方针。这是因为，无论是局部执政时期还是全国执政以来，中国共产党都深刻意识到，“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37]6-7。此外，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的自我革命史还表明，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就是要牢牢抓住“关键少数”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就能产生事半功倍之效，毕竟“一把手位高权重，一旦出问题，最容易带坏班子、搞乱风纪”[38]。

(四)开展自我革命的政治谋略：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统一

坚定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与同向发力，既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建设必须始终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又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更是彰显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开展自我革命的政治谋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从严管理干部，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既从思想教育上严起来，又从制度上严起来”[37]138。这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进行自我革命的经验总结。就思想理论建设而言，从古田会议首次明确提出思想理论建党的具体要求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此后执政的不同时期，始终高度重视通过整党整风“运动”以及后来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进行思想理论教育，以此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就制度建设而言，早在中共一大召开之际，就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由此拉开了党内制度法规建设的序幕，后来，中共中央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正式提出“党内法规”这一重大概念，会议明确强调“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39]。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又逐渐筑起“四梁八柱”式的党内法规体系，进一步夯实了自我革命的制度根基。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相统一，二者共同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开展自我革命的政治谋略。

(五)实施自我革命的政治基石：坚持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

批评与自我批评，历来都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优良作风和独特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40]，更是解决党内矛盾和突出问题、推进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有力抓手，为实施自我革命培植良好的政治土壤。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和任何其他革命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己并依靠批评自己而壮大起来”[41]。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早在建党之初，就鲜明地提出“批评”这一重要概念以及“自我批评”的具体要求。从此，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贯穿党的自我革命全过程，时刻不丢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锐利的武器。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24]390。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推进自我革命的伟大进程中，批评与自我革命“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5]1096，只有大胆且经常使用这个批评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才能强身治病、保持自身肌体持续健康。

(六)进行自我革命的政治智慧：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既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又是对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推进自我革命所遵循思路的经验总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1]74。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持之以恒所推进的自我革命，也都是为了解决自身在不同时代存在的突出问题而作出的必然选择。如果没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及鲜明的问题导向，就难以及时且精准把握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旨在打造和锤炼自己的“自我革命”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也必定会犹如“温水煮青蛙”般的埋下危害其前途命运的重大隐患。只有牢固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不断检视自己、不掩饰缺点，不文过饰非，坚决同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危害党的肌体健康的现象作斗争”[11]530。中国共产党才能在自我革命中不断克服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也只有在不断克服突出问题中才能永葆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目标追求。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持之以恒推进自我革命过程中，不仅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还具有鲜明的目标导向。只有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并贯穿自我革命始终，才能有的放矢、取得实实在在的执政成效。

四、使命艰巨：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

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段血与火的百年发展历程中之所以能够始终永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生机活力，其中一个最为关键的原因就是其勇于且持之以恒推进自我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要想始终永葆生机活力、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把自我革命推向深入。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百年自我革命的经验启示，更是历史赋予的庄严使命和时代给予的重大任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42]。显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应对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关键在党”[37]6。

由此可见，“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决不能有停一停、歇一歇的想法”[11]532。必须要在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在党的建设中存在突出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坚定不移地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这个艰巨使命推向深入。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推进自我革命的发展逻辑来看，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除了必须坚持历史积淀下来的宝贵经验之外，全党还必须不断强化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保持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自觉意识的持久觉醒；必须不断强化艰苦奋斗的进取精神，做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实施主体的内生力量；必须不断强化适应历史和时代变化的思维模式，推进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体制机制的建立健全；必须不断强化长期执政的能力建设，推动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内生动力的持续注入。总之，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在推进自我革命中留存了不同的时代印记，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即将踏上新的长征路，世情、国情、党情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深刻变化，坚定不移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越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越不能丧失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必须坚决持续打赢党的自我革命这场伟大的硬仗，进而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