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翼飞

（吉林艺术学院，吉林 长春，130021）

“建国三部曲”分别上映于建国、建党、建军的周年庆典，作为高规格献礼之作，一经上映，便引发了不俗的理论热度。当前关于“建国三部曲”的研究，多数都是围绕其令人耳目一新的商业化探索，改变了人们对主旋律文艺作品的固有印象。但事实上，该系列电影在历史叙事上同样是有所突破的，在坚持主流历史观的基础上，又适应新世纪的文化语境，既成丰富了中国电影的经典谱系，也为党史学习提供了重要素材，标志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成功与成熟。

一、民族国家的共同体寓言

民族性作为“建国三部曲”中历史叙事的首要特征，主要表现为：将国家塑造为历史的主体，影片中所有的人物与情节都是围绕国家进行串联，国家成为真正的“主角”，而这种国家意识则源于由“中华民族”这一身份共同体所引发的认同感。

关于“民族”的由来与释义，安东尼·史密斯认为，近代以来的所谓民族都是18世纪末期民族主义思潮盛行的产物，不存在民族主义之前的民族。反过来，如果认为18世纪末期之前就存在民族，将民族视为坚固、持久的共同体，用生物学和文化等概念对其加以界定，那么这基本上是原生主义的民族，存在于时间的第一序列，是以后一切发展过程的根源。[1]尽管安东尼·史密斯的措辞颇为激进，但他并不否定民族的长期存在，而是将民族区分为原生的与构建的，他认为近代以来语境下的民族是一种观念性的存在，即构建意义上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