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制度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之契合
2021-12-04崔玲玲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2期
崔玲玲
(西北大学 法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P6)这是费孝通先生对传统乡村社会的经典界定。以血缘为链接纽带、以区域性或地方性的自然空间为枢纽的农村社会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加之血缘巩固了这种稳定的社会关系,由此世代定居成为常态,迁移则是非常态。后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的乡土社会在不断蜕变,尤其改革开放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强劲地推动了农村经济制度的改革,进一步调动了农民个体的积极性,也激发了农民个体的经济理性。在农村经济环境放开的前提下,市场经济逐渐浸透了中国农村的各个角落,以一种更加持久的力量颠覆了中国农村一贯的“乡土”形象[2],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形成基础开始动摇,“乡土”特质在不断弱化。乡村经济结构的转变直接促使了社会关系的变化。乡村社会人与人之间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牢固而稳定的社会关系开始发生变化,从前互帮互助的紧密依赖关系开始变得疏远,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差序格局”逐渐发生了改变。加之,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盘活了各种生产要素,更多的外来因素渗入相对孤立且封闭的传统乡土社会,中国乡村由来已久的“熟人社会”逐渐向“半熟人社会”转变。乡村社会本来的“熟人”相处之道慢慢被“陌生人”之间的交往规则所代替。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了数量递增幅度明显、发展向度多维、所涉客体复杂、类型多样和强度大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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