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 坤，孙学喜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战国时代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各家思想学说竞相涌现，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鬼谷子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开创者，《鬼谷子》即是这一时期纵横家的代表作之一。《鬼谷子》是先秦纵横家学派的一部代表性子书，全书以游说之法为内容主体，但不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于纵横家的游说艺术之书，其书崇尚布局用势、谋略机断，蕴含深刻的哲理,具有显著的实用主义色彩。《鬼谷子》一书主要从人们的心理角度出发来认识、把握、驾驭世界，强调利用规律与实际情况来满足人的欲望、实现人的目的。决断思想是《鬼谷子》游说理论的重要部分，目的在于使游说者和被游说者各自做出既有规划目标的选择，达到各自的期望。李邦儒认为，重视决策是《鬼谷子》重要的思想特征，具有重要作用。[1]64探讨《鬼谷子》一书的决断思想，要关注决断思想的重要性、受用对象、问题解决的原则和方法、应用情境及其现代价值。

一

《鬼谷子》把决断视为“万事之机”[2]137，认为决断能够达到“正乱治，决成败”[2]137的作用，即决断关系到厘正国家的乱治、决定一国的成败。《鬼谷子》将是否善于决断视为关系事情成败极其重要的决定因素。《鬼谷子·决篇》言道：“凡决物，必托于疑者，善其用福，恶其有患”[2]134，即凡是做决断，必定是因为事情处于犹豫不决的境地，善于决断就会得到福报，有助于成功；反之，则会招来祸患，于事无益。其与《孙子兵法》所言“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兵事同样重要，两者皆“不可不察也”。因此，决断是《鬼谷子》整个谋略过程中的核心要素和终结点，重要程度不遑多言，也因为它的重要性而要求身处高位、掌握实权的决断人须审慎周密地进行决策，故而“难为”，以至于出现“先王乃用蓍龟者，以自决也”[2]137的情况。从《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记载看，祭祀在一定条件和一定形式下承担着国家大事的决策功能，能够诉诸蓍草、龟甲占卜以问神灵的事件又多与征伐、灾异、王权继承等相关联。由此又可证明，《鬼谷子》决断思想的价值大到与整个国家的战略相关，而受用对象往往是一国之君或实际掌权者。因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和皇帝制度的特点，身为决断者往往具有生杀予夺、移风改制的力量，故而决断须持有原则。

《鬼谷子·决篇》载：“善至于诱也，终无惑偏。有利焉，去其利则不受也，奇之所托。若有利于善者，隐托于恶，则不受矣，致疏远。故其有使失利者，有使离害者，此事之失。”[2]134这里提到三个决断的原则。其一，获取实情。“善至于诱也，终无惑偏”，意即决断之前必须掌握准确的情报，以此作为判断的根据，如此方能避免决断的困惑和偏失。如果不能获取实情，决断就会迷乱、偏颇，留下祸患，强调全面准确的了解事实情况对于决策者决断的重要性。其二，出奇取利。“有利焉，去其利则不受也，奇之所托”，《鬼谷子》认为，决断必须以能够带来利益为准则，决断若不能带来利益，人们便不会轻易地接受这一决断。而若想做到每次决断都能带来目标之内的利益，就必须寄希望于决策者决断的变幻莫测、出人意料，基于这种情况，决断者往往需要运用智慧做出灵活多变的决策。在政治的博弈中，能有获得势均力敌的利益已属十分不易之事，能够不断地做出合理决断更是对决策者的决断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所以这一原则对决断者的能力提出了考验。其三，趋利避害。“若有利于善者，隐托于恶，则不受矣，致疏远。故其有使失利者，有使离害者，此事之失。”《鬼谷子》认为，如果所做决断从综合的角度看对于形势是有利的，但其中蕴含着部分不利的方面，那么这个决断很大程度上将不被接受，并且造成关系的疏远。如果决断招来失利抑或是遭受灾害，《鬼谷子》则认为这是决断的失败。从先秦纵横家的主张和目的来看，出奇取利、趋利避害的原则是纵横家对自己价值的评估，是纵横家们游说国君时最为倚重的重要筹码，因为大多数国君和掌权王公大人无法做到决断中的“出奇取利”，因而便需要策士提供的帮助来获得当时国际、国内问题的良好解决。对于纵横家而言，这是受到国君任用甚至器重的原因，能够以此实现自我的人生抱负。

对《鬼谷子》决断原则的价值问题进行讨论可以深入理解纵横家所秉持的理念。牟善承认为，三晋开启战国的纵横文化，直接导致战国纵横家的兴起，实来自晋国卿族的内斗。[3]36-43钱穆论及三晋文化说：

至三晋之士，则其目光意气，往往仅限于一国，仅以谋其国家之富强为基准。其用意所在，仅就现状粗加以革新，并不能注意及于整个社会，全部之人生。其思想大体，仅为因利就便，趋于目前之功利而止。故其议论，往往尚权力而薄文化，重现实而轻历史。[4]3

从这一点看，纵横文化崇尚达到预定目标，以能否“成事”作为判断的标准，所以,以道德伦理进行批判的说法固然有其立场、观点的合理性，但以《鬼谷子》为代表的纵横思想也有着最为现实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家的实际需求，双方各有其立足点和出发点。唐代柳宗元作《辩鬼谷子》一文，认为：

《鬼谷子》要为无取，汉时刘向、班固录书无《鬼谷子》……恐其妄言乱世，难信，学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纵横者，时葆其书。尤者，晚乃益出七术，怪谬甚异，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陿，使人狙狂失守，而易于陷坠。[5]33

柳宗元首先对《鬼谷子》的真伪提出质疑，并且认为此书“妄言乱世”“难信”“怪谬异甚，不可考校”。上述观点是否合理姑且不论，其认为《鬼谷子》一书“其言益奇，而道益陿，使人狙狂失守，而易于陷坠”之言恐怕应是持儒家价值观念发论。柳宗元是唐代中期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虽然古文运动源自文学领域，但实际是以复兴儒学为政治目的，而纵横家的学说很大程度上又与儒学之精神不甚相容，因此后人不免认为柳宗元批判《鬼谷子》有着为儒家站台并以此“抑道扬儒”的目的。展立新谈到先秦纵横家时说：“先秦纵横家思想具有对传统道德的叛逆特征：破除了传统的圣王合一观念，提出了圣王相分的主张；对传统道德规范采取了蔑视态度，提倡一种超人主义道德观，认为‘圣人’不应该是传统道德的体现者，而应该是传统道德的超越者。”[6]42从传统道德超越者的角度看待《鬼谷子》是明清之际的一种思想倾向，随着现代化理念的深入，《鬼谷子》一书的思想日益挣脱传统道德思想的束缚而被外交家、企业家、政治家运用现代理念进行重新解读。如果像古人一样把《鬼谷子》看作“术”而非“道”，那么运用不同的价值理念看待《鬼谷子》则有着不同的价值认识。因此，看待《鬼谷子》决断思想的原则时，不必也不能以某种道德理念一棍打死，何况《鬼谷子》书中的诸多思想以“圣人”为依托，并不直接排斥智、行、忠、信等传统道德价值理念。《鬼谷子》固然有着浓厚的实用主义，甚至功利主义价值理念，但从战国征伐的时代背景和时代需求看，它的价值不容抹杀。淡化儒家的道德化评判，《鬼谷子》在方法论方面有着极高的研究价值，而书中决断思想的原则是适用于决策程序的过程，并非针对社会中比较理想的伦理道德思想，秉持这样的认识才能更好地认识、理解、运用《鬼谷子》的决断思想。

二

决断之法是《鬼谷子》决断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鬼谷子·决篇》以圣人成事的五种方法来阐明决断之法:

圣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阳德之者，有以阴贼之者，有以信诚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阳励于一言，阴励于二言，平素、机枢以用。四者微而施之。[2]135

即阳德、阴贼、信诚、蔽匿、平素五种方式。南朝梁代陶弘景注曰：

圣人善变通，穷物理，凡所決事，期于必成。事成理著者，以阳德决之；情隐言伪者，以阴贼决之。道成志直者，以信诚决之；奸小祸微者，以蔽匿决之。循常守故者，以平素决之。[7]

阳德是本身掌握真理正义和舆论优势，在有意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光明正大的方法，是用有利于自己的明“势”应对对手的阴谋，争取到更多力量的支持，所谓“得民心者”就是“阳德”的运用事例之一。阴贼是在难以明言事物之时，不适合以公开的形式使用计谋，而使用权术暗中解决问题的方式。信诚则是以信用和诚意取得对方的信任，借助志同道合之人的力量完成预定目标。蔽匿就是隐瞒实情、蒙蔽对手以避祸，使对手无法获取准确情报而利于己方计策的展开，例如周瑜打黄盖、群英会蒋干中计等事例。平素是以一般化的程序去决断大量的常规事务，从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这五种方式是决断的基本因子，常常在重大决断上综合运用。圣人对不同的问题往往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最终达到事情的成功，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矛盾的特殊性思想，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穷理变通，达到目标。此外，《鬼谷子》对这五种方式的使用还有具体的区分与要求。“阳励于一言，阴励于二言，平素、机枢以用。四者微而施之”，将圣人成事的五种方式首先分为阴和阳两类，即阳德、信诚的运用要注意言行一致，表里如一，阴贼、蔽匿的使用要真假难辨，不能让对手轻易揭露自己的目的，加上“平素”和“关键”时期使用的方法，将四者运用自如以支撑起重要的决断。有了基本的理论原则、方法还不够，还需要“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2]135，也就是说，决策前需要参照历史事件和平常事件的经验作为参考，以未来的事作为验证，因时因地因事因人做出调整，结合过去的经验、面临的形势、未来的趋势判断进行最后决策，如仅囿于理论原则而不知“变”，则复有“纸上谈兵”之危。

何云葵认为：“周密审慎的决策是鬼谷子权变思想的目的。”[8]220要做到周密审慎，决策者首先要具备优良的素质，“非至圣达奥，不能御世；非劳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见情，不能成名；材质不惠，不能用兵；忠实无真，不能知人”[2]77。意即决策者首先应当具备高尚的道德，通达高深的道理才能治理天下；应费心力思索体悟才能穷尽事物的原理；精心发现事物的本质以达到名实相副；天赋不足便不足以带兵，为人处世缺少真诚便不能了解他人。这对决策者的才能、智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其次要求在整个决策过程中“通权达变”，根据情态变动不断调整，使决断处于一个动态过程，《鬼谷子》要求策士助王公大人决断要分不同的情境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鬼谷子》载:“王公大人之事也，危而美名者，可则决之；不用费力而易成者，可则决之；用力犯勤苦，然不得已而为之者，可则决之；去患者，可则决之；从福者，可则决之。”[2]135意即，当王公大人处于高位而决断大事，且事情做成之后能够获得好名声的情况下，可以帮助其做决断；不用费多少心力就能成功的情况，可以为其做决断；做某事须经历非常之艰辛，但迫不得已而非做不可的情况，可以帮助其做决断；能够为其除去灾祸，招来福祉的情况，可以助其决断。从这种情境的预设上看，“通权达变”的理念是《鬼谷子》决断思想的要求，这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学方法是一致的，这使得“决断”不是孤立的部分，它纵贯于决策的各个程序之中，使得《鬼谷子》决断思想构成一个动态的而非静态的体系。此外，不得不承认《鬼谷子》有着浓厚的实用色彩，为策略运用者追求最大限度上的利好，这种利好首先是为策士谋取的而不是为王公大人，纵横策士可以择主而事，这种策士与公侯的内部博弈说明忠诚的价值理念并没有对纵横之士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可以理解，《鬼谷子》的决策思想受到道德伦理的制约程度并不强，而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则成为策士决断的核心权衡因素，因为重大决断可以“正乱治、决成败”，决策者从形势和大局着眼也不得不忽略道德约束而以利益为先。从《鬼谷子》成书的本来目的看，它旨在达到策士预期的政治目的，虽然也讲“非独忠信仁义也，中正而已矣。道理达于此之义，则可与语”[2]128，但还是有着最现实的功利目的，追求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手段和方法。

三

《鬼谷子》决断思想无疑是具有较高现代价值的，尽管它与制度性儒家所倡导的价值观有所出入。从中国古代学者的诸多评价上来看，《鬼谷子》并不被传统意义上的正统学者们所正视。《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载:

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颛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班固的态度是可取的。他指出,邪人为之才会“诈谖弃信”，正人为之可“因时制宜”，更何况行人之官本就是重要的国家正职，为孔子所承认。然而，随着制度儒家的确立、发展，正统学者普遍认为运用纵横之术的便是邪人。唐代柳宗元言其：“险赘峭薄，恐其妄言乱世，难信，学者宜其不道……其言益奇，而道益陿，使人狙狂失守，而易于陷坠。”宋濂在《诸子辨》中更是言辞过激地批评道：“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偾，天下用之则失天下，学士大夫宜唾去不道。”[9]23-24从《鬼谷子》的实际效用上看，宋濂此言是欲盖弥彰，他既然贬斥《鬼谷子》的思想为“小夫蛇鼠之智”，又承认其有家亡、国偾、失天下的本事，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从宋濂的学术背景、政治立场以及奉命主修《元史》时的情况看，宋濂对《鬼谷子》进行抨击有着明确的思想目的和政治价值选择。

从价值倾向上看，《鬼谷子》决断思想并非全如表面呈现的阴谋论一般，它有着最为务实的一面。薛瑞泽认为：“鬼谷子的经世致用学说明显优于其他诸子，其价值观也正蕴含于他的学说之中。”[10]48从战国两大显学儒墨的纷争以及后来法家学说盛行，秦国以耕战之法强大，最终统一六国的事实反观孔孟奔走各国而不得志的现实，从另一个角度凸显了《鬼谷子》的价值。赵逵夫认为：

孟子和孔子一样有着消除社会战乱、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拯救贫苦百姓于水火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因而抱着积极的入世态度，但也同样未能取得成功。这是因为孔子、孟子都只从社会的政治、道德方面考虑问题，而没有考虑在中国当时的社会制度下，一个国家的君主和掌权的卿大夫的意愿便是这个国家政治行为的唯一准则……要达到参与政治的目的，首先要专权者能听信你，任用你，接受你的建议或意见。[11]58

章学诚也有“战国者，纵横之世也”[12]95的观察，承认纵横家的历史作用。抛开传统道德伦理的枷锁，从《鬼谷子》决策思想的原则、方法来看，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和致力于问题解决的经世思想对国家、群体、个体的重大选择上都具有启发意义。《鬼谷子》中的决断(决策)思想也正是关于游说、治国、谋事、成事的重要部分，随着决断思想受用对象的扩展，个人、社群组织、政府组织都可以对其进行合理的理解和有益的学习，使其在应用领域得到发扬，将时代性和思想性契合服务于现实。

总而言之，以实用主义为基本特征的《鬼谷子》吸取先秦各种思想的合理成分形成了内容宏富、哲理丰富的思想体系。但由于《鬼谷子》蕴含的思想内容极端的追求实用主义，讲求人在社会活动中的巨大作用，甚至带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色彩，因而与中国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矛盾重重，所以常为正统学者非议。《鬼谷子》决断思想的主体内容主要以《鬼谷子·决篇》呈现，认为决断者多为君王公侯或实际掌权者，因此“决断”具有“万事之基”的重要地位。《鬼谷子》决断思想包含具体的原则和方法，具有现代价值。从整体来看，决断首重“决情定疑”，取得实情，在此基础上进行“审慎周密”的谋划，再给王公大人谋划时策士要注重“谋局立势”，由于情况不同，要做到因时因地因人的变化，即以“通权达变”的理念来使整个决断过程处于良好的动态，最终做出“趋利而避害”的决断。看待《鬼谷子》决断思想的现代价值要跳出单纯的传统道德范围，立足于现代化价值理念审视其合理性，并从国家、社群、个人方面因应实际来取舍，使《鬼谷子》的决断思想有益于现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