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久文 张皓

摘   要：1949年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反复波动，其中，1949—1960年大幅扩大，1961—1963年快速缩小，1964—1975年小幅扩大，1976—1990年缓慢缩小，1991—2003年缓慢扩大，2004—2015年大幅缩小，2016年至今变动趋缓，这一变化与我国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导向有着紧密联系。进入新时代，虽然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处于相对较低的稳态平缓期，但省份间人均GDP差距在不断增大，当前正处于决定未来区域发展差距水平的调整临界期。“十四五”时期，要继续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因地施策形成差异化和特色化发展模式，利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契机进一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关键词：区域发展差距;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发展政策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1）11-0071-11

区域发展差距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当区域发展差距较大时，便会阻碍国民经济发展、激化社会矛盾。1949年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反复波动，基于基尼系数的测度结果显示，不同时期的差距水平各异：1949—1960年大幅扩大，1961—1963年快速缩小，1964—1975年小幅扩大，1976—1990年缓慢缩小，1991—2003年緩慢扩大，2004—2015年大幅缩小，2016年至今变动趋缓，这一变化与我国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导向有着紧密联系。虽然区域发展差距在不断波动，但从整体来看，区域发展差距从1949年的0.30下降到2020年的0.23，区域发展差距总体是缩小的。进入新时代，我国区域发展差距虽然有小幅波动，但缩小的基本趋势未发生改变。

区域发展差距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十四五”区域发展呈现新趋势和新变化的背景下，重议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剖析1949年以来多尺度下区域发展差距的变迁状况，形成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的综合分析与理论解释

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相对较大。基于基尼系数的分析结果显示，区域发展差距水平主要在0.22至0.40之间浮动，具有显著的反复波动特征（见图1，下页），这一变化与已有研究分析结论基本一致[1-2]。我国区域发展差距水平最高为1960年的0.40，此后，区域发展差距逐渐缩小，主要是因为“三线建设”推动了内陆地区的发展，内陆地区承接了大量重工业项目。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交流激发了各地经济增长活力，使各地区均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特别是中西部的一些欠发达省份经济发展迅速，避免了区域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但是，随着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东部沿海地区凭借着独特的区位优势，经济迅速发展，再一次拉大了区域发展差距。为缓解区域发展差距快速扩大，我国于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又陆续实施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区域发展差距。进入新时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社会供需新矛盾，我国不断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制定出台了若干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政策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差距水平相对较低，为1949年以来最低水平，长期在0.23左右浮动，区域发展差距处于蓄势调整的临界值，需要通过更加有效地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其他国家战略相结合，促进区域发展差距的进一步缩小。

从人均GDP来看，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极大提高了人均GDP。即使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我国人均GDP仍增至72 447元。但是，从各省份人均GDP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近年来各省份间人均GDP差距快速扩大。这说明，在相对稳态的差距水平表象下，实际暗含着人民生活水平差距扩大的趋势。

结合各省份经济增速可知（见图2，下页），1949年以来，我国经济平均增速达到11.19%，其中有20个省份平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分布在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东北地区1949年至今的经济平均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是由于近些年东北三省经济增速放缓，一些老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分阶段来看，1949—1977年、1978—1991年、1992—2011年和2012年至今，各省份经济增速存在差异，这与所处时代背景有着紧密联系。新中国成立初，国民经济百废待兴，尽快实现经济运转，需要从基础设施建设、工农业发展、国防工业等方面重新建设和布局。受国外经济封锁和国内资源禀赋在特定时期内的相对欠缺等因素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较慢，但国家竞争力有所提升，极大保证了国家安全和主权的完整。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策略发生转变，通过灵活的政策调整和适当的权力下放，激发了各地区经济发展积极性。同时，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显著促进了沿海地区发展，使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省份经济年均增速位居前列。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初期，西部大开发等战略极大地促进了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随后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和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进一步确立了区域协调发展思路，不同板块开始发挥比较优势向新发展路径前进，开放型城市、资源型城市等城市发展模式初具雏形。这一阶段中西部地区经济平均增速超过其他板块，内蒙古、宁夏、陕西、山西等省份的年平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央更注重区域协调发展，依据各地要素禀赋、市场化水平以及具体需求等，以脱贫攻坚、经济轴带建设等战略举措持续推动内陆地区发展，使得贵州、云南、西藏等省份经济平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虽然各省份自改革开放以来均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但面对国内外宏观环境的不断变化、各地产业结构调整、产能过剩以及“挤水分”等，近年来东北三省、天津、内蒙古经济增速降幅明显，甚至趋近负增长，我国地方经济发展出现了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和新趋势。

从四大板块来看，板块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发展战略及其区位优势紧密相关（见图3，下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东北地区凭借较高的产业发展水平和重工业体系，在国民经济的比重长期维持在15%左右，并持续到改革开放;此后，东北地区经济总量占比持续减少，受国有企业体制机制问题和人口大量流出等的影响，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减缓甚至出现负增长，最终被其余板块挤占经济份额，近些年仅占5%。东部地區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和保证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中坚力量。中西部地区经济份额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较为稳定，经济份额占比仅在20世纪90年代末有所减少，但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经济发展不断向好，近几年经济增速高于其他板块，经济总量均维持在21%左右的水平。总的来说，虽然板块经济增速变化相近，但板块间本身存在的固有差异会受相近增速水平的影响而使区域发展差距格局不易被打破，从而成为一种长期性问题。同时，从各省份经济增速统计变化也能够发现，虽然各省份经济增速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均处在10%～17%的范围内，但不同发展阶段仍存在一定差异。

考察现有经济理论，新结构经济学中所提到的经济体制内生于发展战略的观点基本能够解释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变化，并对现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理论指导。第一，区域发展差距及其关系发展是不断演变的动态变迁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调控和全国性的社会生产运动能够有效影响区域发展差距的变化。改革开放后市场的逐步放开提供了以要素禀赋为切入点形成地区比较优势的契机，这有助于央地共同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第二，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本质上是中央政府利用有限资源优势创造局部有利条件，支持内外资企业利用本地要素禀赋培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实现部分地区的“先富”。第三，后续在区域发展战略实施中所强调的协调发展实际上是打破传统贫富二分法的既有观点，以期通过区域协调合作使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沿着一条共同路径实现协调式发展[3]。区域发展差距的变化与受限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禀赋结构有关。因此，不仅要在宏观层面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而且要加快促进中微观层面形成内在的协调机制，以此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二、区域发展差距的多尺度考察

现有关于区域发展差距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以三大地带和四大板块为研究对象，认为三大地带内部的差距呈现缩小趋势[4-6]，四大板块中，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7-8]。以不同划分方式为基础所探讨的差距分析存在差异具有必然性，如何从中总结客观规律，并对我国未来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指导，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考虑到现有区划尺度存在忽略区域内部差异的可能性和近些年出现南北发展差距问题，本文从多尺度考察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的演变历程与基本规律。

（一）基于三大地带的分析

三大地带作为“七五”计划的宏观区域政策产物，为过去我国资源配置、宏观调控和政策扶持提供了重要基础。图4（下页）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大地带及其内部的差距演变趋势①。

基于三大地带测度的地带间和地带内的差距分析可知：第一，三大地带间差距整体上存在显著的波动趋势，并在2004年左右达到最高值，这主要与沿海和内陆发展差距逐渐拉大有关。第二，东部地带内部差距水平高于其他地带，存在着先升后降的波动趋势。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带各省市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后，而后又因为改革开放时期沿海城市开放和率先发展促进了东部地带除直辖市以外的其他省份迅速发展，从而有效缩小了内部发展差距。但是近几年，东部地带如辽宁、天津经济发展减缓，导致地带内部差距再次增大。第三，中部地带和西部地带内部差距相对较小，整体上存在着差距缩小的趋势，这可能是因为，在承接东部地带产业的同时，两地带部分省份（如四川、湖南、陕西、重庆等）均在此基础上根据地方特色形成了独特的优势产业，并通过较高水平的公共服务质量不断提高吸引力，导致区域内部发展差距相对缩小。

（二）基于四大板块的分析

考虑到过去三大地带划分方式不便于深入分析区域发展差距和制定政策，我国于“十一五”时期把区域经济布局调整为四大板块，以期更好地实现区域间的良性互动和区际协调发展。图5（下页）展示了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差距变化趋势。

基于四大板块得到的差距趋势变化除在新中国成立阶段和近些年与三大地带分析存在一定差异以外，其余阶段的趋势基本相同。这主要是因为，当东北地区从原先的东中地带整合为一个独立的区域整体后，东北地区产业发展水平一度领先和当前发展速度放缓的情况凸显，最终导致整体差距波动情况不同于前述分析。分板块来看，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区域发展差距相对较为稳定，在0.1上下浮动，这主要是因为板块内各省份经济发展实力相近。近些年，东北三省均处在产业结构调整的经济疲软期，而中部地区经济合作交流密集，使地区内部差距有所缩小。东部地区差距变化走势与前述东部地带相似，在此不再赘述。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呈现倒N型趋势，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以西的自然资源环境等客观因素限制了地区经济发展。虽然“三线建设”缓解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矛盾，但在改革开放后受西部地区以东的快速发展影响，西部地区内部差距再次拉大，最终又依靠西部大开发战略有效遏制了区域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从目前来看，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战略确立后，西部地区内部逐渐衍生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积极要素，推动着贵州、新疆、西藏等地的快速发展。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大板块发展差距的变化反映出以政府为主导的区域发展政策对调节区域发展差距的作用。改革开放所释放的经济活力，促使各板块经济均有所增长，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使东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挤占了其他板块资源，导致地区发展不均衡。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使板块内和板块间发展差距再次缩小。但是，东北地区经济增速较低甚至出现负增长，而西部地区不断发展形成内生动力，促使区域发展差距在近些年再次扩大。

（三）基于南北方的分析

近年来，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出现新特征，即南北经济差距逐渐扩大，且存在南快北慢的新趋势。周民良曾在2000年指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重心南移将导致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南北方[9]，而现有研究主要认为北方资本积累、经济体制机制、劳动力数量、工业价值链韧性等方面落后于南方，从而导致南北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10-11]。通过测度人均GDP差距后发现，南北方在过去长期以北快南慢为首要特征，而自2011年后，南北方人均GDP差距开始缩小，最终于2016年南方开始领先北方并不断扩大。到2020年底，南北方人均GDP差值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值，达到14 495.13元，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见图6，下页）。从差距测度分析中能够看出，南北方区域发展差距水平长期较低，1958—1960年最高，而后呈螺旋式缩小，1993—2005年差距最小，之后便开始反复变化，并在2015年后再次增长。但是，结合南北方内部差距分析发现，二者内部差距均在不断缩小，并具有相近的变化趋势，这反映出南北方差距的变化不是某一省份单独造就的，而是地区整体发展大环境就存在绝对差距，从而导致二者差距不断缩小，最终在某一点实现根本性扭转并突破既有峰值。

究其根本，南北方区域发展差距的产生与多方面因素有关。第一，从地理位置看，南方海岸线更长。便利的对外贸易环境不断激发南方地区经济活力，促使其在形成内生动力之余还能吸纳更多的外部投资。第二，从体制机制看，不同于北方地区享受过去计划经济红利而循规蹈矩，南方地区的经济行为更强调效益优先，从而形成一种正向循环累积，最终促使南快北慢格局的形成甚至固化[12]。第三，南北方经济发展思维与民众意识存在较大差异。南方地区更注重自我意识和创业意识，并在政府支持下不断发展民营经济，注重拼搏和创造机遇。第四，现有国民经济政策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经济发展。北方地区以煤矿开采发展起来的城市较多，导致其不得不在现行政策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从而影响了现阶段经济发展增速。但是，对于南北发展差距而言，其产生时期较短，可能只是短期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后的必然现象，对国民经济发展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负面影响要显著弱于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因而仍有待进一步观察，现阶段应继续着重解决东西横向发展差距问题。

（四）小结

从三大地带、四大板块和南北方区域发展差距的分析可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存在着周期波动且差距缩小的特征和趋势，但是这种下降暗含着我国地区發展仍然存在不均衡的特点。事实上，区域发展差距除受区位环境、市场化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外，还与地方长期历史环境等因素有关。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应从区域政策入手，根据不同区域特色形成不同的优势发展路径，而这也是当前以及未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三、“十四五”时期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基本思路

区域发展差距的变化一方面受国内外环境和区域要素禀赋影响，另一方面则受区域政策和区域发展战略等的影响，而后者往往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从前述区域发展差距的分析不难看出，在特定阶段的差距水平与同期的区域政策紧密相关。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的区域平衡化发展是以政府为中心协调资源流动的，虽然发生了“大跃进”等社会生产冒进运动，但区域发展差距维持在一定水平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改革开放后，我国根据发展实际需要先后实施了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导致区域发展差距反复波动，最终形成当前区域发展差距缩小且趋缓的态势。在“十四五”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现实背景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随之进行调整，在新形势、新环境和新格局下作出一系列改变，以此在决定区域发展差距未来走势的关键期进一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继续坚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必然选择，在新发展阶段有着更为重要的使命。

“十四五”时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可进一步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地区，对每个地区实行“精准+周期浮动”式的定位调整，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并最大发挥比较优势，形成国民经济发展的最优合力。同时，也要把区域协调发展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撑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结合起来，使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成为承接发展规划和指导具体细节实施的中坚力量，促进各区域全面可持续发展。总之，要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

基于这一思路，各个地区具有了不同的时代价值和存在意义。第一，相对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要利用外部投资、财政支持和转移支付等，在内部形成“先富带后富以实现共富”的生产循环，同时对外依靠资源禀赋优势形成效益链条，以此发挥应有角色和最大优势。例如，新疆凭借独特的自然环境优势已成为我国重要棉花产业基地，在这一背景下，应加快新疆农业现代化和特色化发展，并基于地区劳动力结构完善相应的产业链、拓宽对外销路，从而进一步发挥新疆农业优势。第二，进一步巩固东部地区在支撑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稳住其经济增长面，充分挖掘东部地区创新发展潜力。东部地区政策资源丰富，现有五大区域发展战略①均与东部地区有关。在各方面资源均较为丰富的现实背景下，保障东部地区平稳发展就是稳住了国民经济发展大局，这一点尤为重要。第三，就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而言，前者要继续通过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培植区内新增长点，后者要剖析区域发展病症以勇于试错的精神不断试点调整，参与国内大循环和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以点带面式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活力。总之，要健全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区域合作互助、区际利益补偿等机制，更好地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共同发展;深入挖掘各个地区比较优势，基于现实状况设计可行思路，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从而利用好地区优势盘活资源，加快经济发展。

当前五大区域发展战略的辐射范围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受到政策资源辐射较少，特别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等[13]。针对这一问题，需要在实地评估考察中理性地规划部署区域发展战略，使协调发展的正效应辐射到更多地区，丰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内涵，从而通过区域政策助力地区经济发展。要促使各个地区形成战略支点，通过辐射作用带动其他地区发展，支撑国民经济平稳运行，这是因为，中心城市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例如，在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要尽快培育设立类中心城市，以此带动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缓解政策资源辐射较少的阶段性困境。

另外，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践内涵，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的堵点，打通这些堵点不仅有助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而且有助于加强发达地区和相对欠发达地区在供给侧和需求侧方面的联系。在国内大循环构建中打破循环阻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提升，有助于在要素流通畅通且循环的大环境下加快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提高人民生产生活质量，实现共同富裕。

除上述内容外，“十四五”时期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还需要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多个方面着力，特别是要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基础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特殊类型地区的建设投入，扭转欠发达地区与基础设施等的错配，使其具备承接和发展本地产业的基础条件。对其他基础条件相对欠发达的地区也要予以政策倾斜，使其具备形成增长内生动力的基础条件，防止返贫。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改变地区发展环境的愿景为共同动力，共同促进地区发展基础条件的改善。

四、“十四五”时期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政策建议

本文以区域发展差距为切入点，基于多个尺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整体、三大地带、四大板塊和南北地区的差距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存在着在周期波动中下降的基本特征，这种下降反映出我国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特点。同时，现阶段区域发展差距处在内部不断调整的平缓期，是决定未来区域发展差距走势的关键期。

区域发展差距演变过程和当前呈现的新趋势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紧密相关。面对当前国外宏观环境新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应在优化已有战略的基础上尽快迈入区域协调发展新阶段，打破当前区域发展差距的平稳固化，以此实现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发展差距的进一步缩小。值得强调的是，区域协调发展是在特定时间和特定范围内的协调发展，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应在“十四五”时期以更加长远的眼光对未来区域布局和政策制定提供有益指导，抓住战略窗口期的可能机遇。

（一）正确、客观认识与利用区域发展差距

面对我国未来也可能长期存在区域发展差距的基本现实，应正视区域发展差距，并利用区域发展差距造成的地区发展水平落差，使其从不利变为有利，成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动力。具体而言，在明确欠发达地区存在发展机遇和潜力的基本认识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发达地区经济优势，基于区域发展差距考量估计当前可解决的差距因素，利用此挖掘发达地区能够为欠发达地区作贡献的可行方式，从而加快要素流动，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

当前，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仍然是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乡村振兴重点地区的选择、资源型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的扶持政策等，都是从东西部之间差距的角度进行选择的。南北方的发展差距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分析和研究。但是，南北方的发展差距还没有到影响区域发展政策的地步，也就是说，对于南北方的发展差距仍需进一步观测。

（二）因地施策形成差异化、特色化区域发展模式

建立统一规范、层次明晰、功能精准的区域发展政策体系，是从全局性和区域性出发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14]。当前我国区域发展政策已从国家顶层设计—区际规划—省际部署等方面展开诸多有益探索，成效显著，但缺乏进一步从更小尺度的空间单位制定更加精细的地方政策。事实上，在扶贫攻坚中实施精准扶贫战略证实了精准施策在完成战略目标和短期任务中的突出价值和积极作用。现阶段，可在明晰各区域发展所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设计与施行更具针对性的经济发展政策，以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推动地区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

“十四五”时期，应针对重大战略覆盖区域、城市群、中心城市、特殊类型地区等制定差异化和特色化的发展战略，从区域经济的比较优势出发，确定其发展定位。例如，原来对于西部地区的一些深度贫困区域，我们重视的是如何对其进行发展援助，在新时代则需对这些区域进行重新定位，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形成新时代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

（三）统筹协调区域发展重大战略、地区发展与要素禀赋间关系

区域发展政策是基于地区发展水平和要素禀赋而制定的。虽然已有政策是在考虑上述因素的基础上制定发布的，但从实际应用推广效果来看，往往会受体制机制或资源环境的限制而减弱。在五大区域发展战略的背景下，统筹协调其关系，突破行政区划界限，促进各个地区互融共通，形成从上至下逐一辐射、逐一落实的协作关系，对未来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要针对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差异制定差异化的发展规划，使之与重大战略相匹配，从而形成优势互补的层次关系，以便促进区域发展差距缩小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区域发展重大战略”，充分彰显了中央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取向。其中，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都是涵盖东中西部、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带发展战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个地区的发展战略，则为辐射带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确立了发展的中心区域。

（四）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十四五”时期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体现新机制的新价值。首先，区域发展战略特别是经济带战略要进一步深化带状连接，形成空间联动机制，依托中心城市形成扩散式点轴模式，辐射带动周边相对欠发达地区发展。其次，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财政金融、区域利益等方面做到优化和平衡，为新机制的实施创造良好的软环境，以便形成区域协调发展的最优合力。最后，深度挖掘地区比较优势，促使各个地区在协调发展中协同合作，以此提高各自效率，实现国内大循环。主要的机制应当包括：一是协同发展机制，要推动城市、交通、生态、产业等各个方面的区域协同发展。二是区域一体化机制。区域一体化包括商品贸易、基础设施、要素流动和政策设计等多方面的一体化，要有统一的领导，编制一体化的发展规划，制定相关的发展政策，用来推动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三是区域合作机制。在建立地区党政主要领导定期会晤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建立有组织、可操作的专项议事制度，积极推动各类经贸活动的开展。加强政策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消除市场壁垒，规范市场秩序，形成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发展条件。

总之，依托新发展格局，打通、整治不同区域之间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堵点、难点、痛点，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利用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契机，充分发挥和挖掘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优势，从产业结构、人口流动、对外开放等多个方面，在政策和资源上向相对欠发达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快相对欠发达地区城市群建设，吸引更多的人口与资源向相对欠发达地区的核心区域集中。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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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scale Investig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 in China and Its Trend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SUN Jiu-wen   ZHANG Hao

Abstract： Since 1949，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 has fluctuated repeatedly. Among them， it expanded significantly from 1949 to 1960， narrowed rapidly from 1961 to 1963， expanded slightly from 1964 to 1975， narrowed slowly from 1976 to 1990， expanded slowly from 1991 to 2003， narrowed significantly from 2004 to 2015， and the change has slowed down since 2016. This change is closely related to China's national strateg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In the new era， although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 is in a relatively low steady-state period， the per capita GDP gap among provinces is increasing， which reflects that China is 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adjustment to determine the level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 in the future.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we should continue to adhere to th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m a differentiated and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model according to local policies， and take the opportunity of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o further narrow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

Key words：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基金項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与政策耦合研究”（42071155）。

作者简介：孙久文，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皓，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