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莹

摘  要：新时代背景下，从主体来看，档案机构表现出实现文化职能转型的需求，从客体来看，科普知识服务市场出现了新风口，从工具来看，数字人文的发展要求档案机构提供科普知识服务的新体验。为了应对上述趋势，建议档案机构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以主题为抓手，优化科普知识服务的叙事表达;二是以市场为导向，提高科普知识服务的到达率;三是以数字人文为工具，加强科普知识服务的获得感。

关键词：档案机构;科普知识;科普产业;数字人文;档案管理

Abstract：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suppliers， archival institutions should also upgrade and reform popular science knowledge services.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bject， the archival institutions show the need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fun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bject， a new trend has emerged in th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ervice mark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ol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 requires archival institutions to improve the experience of knowledge service. To cope with the above trend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archival institutions take the following measures： First， use the theme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optimize the narrative expression of popular science knowledge services; Second， take the market as the guide to increase the arrival rate of popular science knowledge services; Third， use digital humanities as a tool to strengthen the sense of acquisition of popular science knowledge services.

Keywords： Archival institutions; Popular science knowledge; Popular science industry; Digital humanities; Archival Management

1 導言

自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颁布以来，我国的科普工作已经过19年的发展。从中国科普研究所2018年发布的《我国科普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来看，当前我国的科普产业发展面临着社会和公众的科普需求与科普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呈现出公益性科普事业与经营性科普产业的不平衡发展状态。[1]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2]科普作为面向大众提供知识服务的重要类型，承担着引导和传播知识大众化和科学化的核心任务。

笔者通过文献调查发现，多数研究聚焦在对科技档案科普、科普档案管理、科普档案与知识管理等主题上。然而，以数字人文、档案艺术、科普短视频、知识图谱等为代表的新理念、新方法、新平台和新技术等因素对图情档提供科普知识服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潜在的机遇。基于此，有必要对当下面临的趋势与挑战进行分析，梳理出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从而探索出适应时代需求的科普知识服务实现路径。

2 档案机构开展科普知识服务的范围界定

目前关于档案机构开展科普知识服务的理解存在一定的争议。

一方面，部分学者将其理解为针对档案工作的科普活动。高大伟认为，档案科普信息资源指进入社会传播过程中的各类档案科普产品，如科普文章、影视作品、书刊和网页等。信息资源是科普资源的核心，是档案科普的重要载体。[3]也就是说，此处的档案科普指的是对档案的科普，即为了传播档案学基本知识、方法、技术、手段和精神等而形成的信息资源。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将其定位为面向馆藏开发的档案机构知识服务。王秀华认为，科普档案是记录和保存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技术普及、生产活动的科普文件。[4]也即是说，档案机构开展科普知识服务主要是对馆藏档案进行开发，所开发的内容也不仅仅局限于档案工作自身。此外，以梁丽明为代表的学者，引入知识管理理念，扩大了科普档案知识服务的范围，她强调档案资源不仅仅包括档案机构的核心资源，还包括员工在工作中获得的内源性且隐性的知识。[5]

值得关注的是，在引入知识管理视域之后，档案机构所提供的科普知识服务也随之具有了更强的包容性，无论是自身的馆藏，还是档案工作经验，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都被纳入了档案机构科普知识服务的范围。这也是本文所界定的研究对象及范围。

3 档案机构开展科普知识服务的新形势

3.1 档案机构实现文化职能转型需求。2020年6月，新修订的《档案法》再次明确，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各类档案馆是“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

基于广义范围的科普，除了科技档案馆之外，公共档案馆、其他专业档案馆以及企业档案机构等都存有各自的特色资源，包括历史、城建、人文、组织发展等方面的信息。科普知识服务必然是面向公众的，必然是面向传播的，这些信息对于特定的受众乃至广大公众而言，都是具有知识价值的科普资源。

档案机构通过开展科普活动丰富档案信息服务形式，部分企业档案机构甚至可以将其作为一种具有商业价值的科普活动。例如，在2017年4月22日地球日前夕，美国苹果公司制作上传了4条环保科普视频，以此传递环保理念，并向公众开放苹果工业园的科普访客中心，以提升企业品牌价值。[6]

3.2 科普知识服务市场出现了新风口。面向市场提高经济效益也可以作为档案机构实现社会效益的增长手段。关注科普知识服务市场是推动档案机构提供高质量、高信息到达率的知识服务的出发点。

从近年的发展趋势来看，金融、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法律等其他科普领域在内，都开始出现一些极具影响力的意见领袖。这个过程就是实现科普的过程。这一市场趋势为档案机构开展科普知识服务并使之更广泛地到达公众提供了支持。

同时，高质量的服务供给反映出来的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知识科普需求。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回形针PaperClip所出的科普视频《关于新冠肺炎的一切》将复杂的感染过程和数据进行了科普化处理，也通过击破谣言的形式弱化了当时人们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率的未知恐惧。这一案例非常恰当地反映出当前公众对于热议主题更加关注背后数据的支持，也反映了公众开始关注科普的进化性，尤其是在特殊时期人们对科普的需求更是急剧上升。

科普的进化性作为一种能力，具有“用进废退”的基本特征。档案机构的科普能力需要在科普活动这种科普过程中才能显现，也就是说，档案机构所保管的大量资源如果没有运用到科普工作中，只能表现为潜在的能力，只有在使用过程中，才能表现为能力，并在不断运用、调用、使用过程中得到提升和进化，尤其是形成这些能力资源的内在机理、机制，这才是档案机构科普能力、国家科普能力的真正体现。[7]

3.3 数字人文的发展要求知识新体验。以数字人文为窗口，可以看到海量数据分析为知識服务创造的价值空间。笔者在此处不再赘述数字人文中常用的技术[8]实现的知识服务价值，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在数字人文的统携下，知识的呈现开始注重调动起人们的视觉、听觉和触觉，也就是说，促使知识可以以更加内化的状态输出到人脑。

对于科普知识服务而言，技术的发展正在使得知识更加情感化，也开始真正打破部分“高阶”学科的门槛。这一趋势对科普知识服务的最大影响就是呈现方式的创新与变革。

数字人文对于档案机构走向市场而言，不仅仅是带来了技术手段与人文资源相结合的契机，更重要的是，为档案机构走向公众铺垫了一个更加具有引导性的桥梁。档案机构的科普知识服务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信息服务，只有走向大众才是真正科普价值的实现，将未经过处理的“生米”，“处理”成为一种可供大部分人“食用”的知识，而数字人文就是重要的处理工具。数字人文所主张的可计算性、可视化、拟实化、智慧化[9]都是在从主体上强化档案的知识可到达性和获得感，可以真正打开档案机构走向公众的大门。

4 档案机构应对新形势可采取的对策与措施

4.1 以主题为抓手，优化科普知识服务的叙事表达。对于档案机构科普知识服务而言，主题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主题意味着要对馆藏资源进行选择与组合，其中就必然出现取舍。

具体来说，在内容选择上，首先要密切联系时代发展。譬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选题方向可以集中在公众关心的防疫工作经验、疫情数据分析、疫苗接种知识等相关主题;在建党100周年的重要国家社会活动节点上，选题方向可以集中在党史教育科普等相关主题。其次要重视呈现给公众对档案数据分析的过程。这一要求是为了应对新时代背景下出现公众需求与品位发生的转变。今天的人们渴望知识，不是文盲时代的“应声虫”，也不愿意接受任何强加给他们的结论。

譬如，科普视频《关于新冠肺炎的一切》的爆火，就在于他们呈现给了公众关于新冠肺炎传播结论的数据分析过程与原理，从而更加具有可信度。当前的公众有着多样化的信息来源，喜欢围观事实，更相信自己的判断。正如《断刀》总编导李膺先生所说：“今天的观众早已不买账老套的灌输式的手法，他们挑剔的眼光不会因为你是所谓的大题材、大制作而给予认可。”[10]

对于科普结论的怀疑本质上也来自于数字时代带来的信息焦虑，对于档案机构的科普知识可信度和公信力而言都是重大挑战，而应对这一趋势的重要对策就是更加重视档案的考证与数据的分析，使得整个档案机构知识科普过程更加透明化，从而以更加科学可靠的形象向公众提供知识服务。

最后，需要重视叙事技巧的应用。叙事对于科普知识服务而言，不仅仅是组织内容的线索，还是加强主题趣味性的关键。譬如，成都市档案馆在科普知识服务的叙事上采取了相对“刁钻”的技巧，曾推出过关于“快递行业的前世今生”“百年慈惠温暖的城市——蓉城档案里的人性之光”“爱上成都的第一步——成都方言”“老成都的光影故事”“回顾与时俱进的成都消防”等主题，聚焦在了快递、慈善、方言和电影业等更加社会化和生活化的视角，通过今夕对比的历史演变视角，更好地加强了人们对于成都历史和社会生活的了解，小叙事的视角和切入点也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

4.2 以市场为导向，提高科普知识服务的到达率。科普面向的主要市场群体是公众，决定了档案机构必须重视市场的需求，如果科普没有到达公众的话，那么就失去了其本身的价值和作用，也就是前文提到的“用进废退”。具体来说，为了提高档案机构科普知识服务的到达率，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一是重视与科普企业、文化产业、新媒体等市场主体的合作，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二是重视推动科普知识服务平台化。对于科普活动而言，知识的呈现形式直接影响知识服务的到达率。从公众到达率与知识转化效果的角度考虑，较为理想的状态是构建起有交互性和用户黏性的知识答疑与共享平台。当然，这种生态的构建需要建立一定的激励机制和引入kol等，对于档案机构而言具有较大的难度，但是换个角度思考，档案机构本身也可以作为参与者加入到知乎、微博问答、B站等知识共享平台，在平台上构建自己的话语圈和粉丝圈，从而借助平台的流量实现科普知识的有效传播。三是调研和跟踪公众的科普需求导向。档案机构应当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公众的实际科普需求，及时反馈给科普企业，确立内容战略，有效激发公众对科普产品的需求。同时也可形成一体化公众体验监控平台，进行实时数据存储，形成大数据库，方便进行历史趋势分析，及时了解公众需求，及时跟进档案科普产品供给。[11]

4.3 以数字人文为工具，加强科普知识服务的获得感。科普知识服务的获得感在于公众获得科普知识时的情感体验。这一特征与需求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知识服务，因其面向的受众是公众，受教育水平和知识接受能力参差不齐，在进行科普知识服务的设计时，需要考虑到受众自身的很多因素。档案机构保管的资源具有一定的地域或者主题特色，或者说，在内容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聚焦性。为了更好地打开受众市场，拓展聚焦知识的受众面，就需要进一步推动知识的完成度，这就需要数字人文的参与。从本质上讲，数字人文也是面向传播的，数字人文和科普都在推进对知识的挖掘与分享，无论是借助于技术来推进人文知识，还是借助于人文来推进科技知识，都是为了降低专业领域知识或者海量数据等带来的知识获取门槛。关于如何引进技术，促进档案机构科普知识服务的智能化，笔者在此处就不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强调的数字人文并非单纯地将科普知识服务与数字人文相结合，而是需要更好地促进科普知识服务质量的提高，在充分利用技术的同时，也需要把利用技术得到的成果更好地投入到实践之中。建议可以引入专业的设计团队，尤其是做数字媒体艺术方向的，从而真正发挥数字人文对公众知识获得感的效果。譬如，阿德里安娜·西格尔（Adrienne Segal）在2017年完成的加州水权项目（California Water Rights Project），就是利用数字人文技术，同时充分提高科普知识获得感的案例。加州水权制度是其历史经验的产物，先占水权制度发源于公共土地上，由早期采矿者的引水习惯演变而来，按照将水投入有益利用的时间确定用水人的权利优先序位，即先到先得。[12]加州水权分配与历史档案所记载信息密不可分。阿德里安娜·西格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档案机构合作，收集并统计分析了加州水权相关的档案信息，最终将水权数据的演变以实物化的艺术模型呈现出来。她将超过10000英尺的滚珠链悬挂在楼梯上方和周围，宛如悬挂在一条蜿蜒的河流上，随着参观者在空间中的转移感受到“水流”的流动。滚珠链是1072个用水户的实物代表，其中链条的长度与水量相关，链条的颜色与水权主体类型有关。通过这座雕塑，参观者可以对加州大量水资源的分配情况建立相对直观的了解。[13]这一案例充分调用了数据分析与人文艺术的优势，以展览的形式调动起了公众的空间感，非常恰当形象地帮助公众感知到水权的分布、类型与演变等知识，值得档案机构在开展科普知识服务时进行学习与借鉴。

随着公众在社会文化需求方面的迭代与升级，科普知识服务无论是作为公共文化事业的重要职能之一，还是作为未来知识消费市场可能的增值空间，都值得引起档案机构的关注。档案机构的公信力和资源优势决定了其在科普知识服务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占据一定的市场并承担社会教化的重要角色。科普知识服务本身独特的传播性、教育性和低门槛等特征，要求档案机构以一种更加“亲民”的姿态来提供知识服务，因而需要对档案机构的科普知识服务进行专门且深入研究才可以更好地放低知识的姿态，真正提高公众的档案知识获得感。

参考文献：

[1][11]中国科普研究所.我国科普产业发展研究报告[EB/OL].[2021-07-02].https：//www.crsp.org.cn/KeYanJinZhan/YanJiuChengGuo/KXCBYKJZL/092123222018.html.

[2]程萍，宁学斯，康世功.新时代科普工作的新理念[EB/OL].[2021-07-02].http：//www.kepu.gov.cn/www/article/dtxw/e3843a4250d44c6ab48d27ca99460cad.

[3]高大偉.档案科普信息资源开发初探[J].山西档案，2018（03）：35-38.

[4]王秀华.科普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J].兰台内外，2015（02）：75.

[5][6]梁丽明.知识管理视域下的科技馆科普档案管理[J].档案天地，2019（03）：55-56.

[7]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国家科普能力发展报告（2006～2016）[EB/OL].[2021-07-02].https：//www.crsp.org.cn/uploads/soft/181114/1-1Q114100044.pdf.

[8][9]刘炜，叶鹰.数字人文的技术体系与理论结构探讨[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43（05）：32-41.

[10]冷冶夫.真实的力量——《断刀》的叙事方式及档案解密[J].当代电视，2012（04）：52-54.

[12]黄顺星.美国加州水权制度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14：1.

[13]杨万欢.沉浸理念下的档案信息服务研究[J].档案学研究，2021（01）：134-143.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来稿日期：2021-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