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健华 钟晴伟

摘要：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毛泽东逐渐探索形成了军事行动自觉能动性思想。毛泽东军事行动自觉能动性思想的形成根据，主要包括敌我力量对比的要求、军事行动博弈性的要求、军事行动不确定性的要求、军事行动诡诈性的要求。毛泽东军事行动自觉能动性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计划性、主动性、灵活性、创新性、前瞻性和实践性等。毛泽东军事行动自觉能动性的发挥途径，主要有：知彼知己，科学决策;当机立断，断而敢行;辩证思考，调动敌人;践墨随敌，达权知变;临危不惧，沉着应对。毛泽东军事行动自觉能动性思想的积极作用，主要包括：成功指导我人民军队在艰难卓绝、敌我力量悬殊的中国革命战争中取得了最终胜利;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当今中国处理局部军事冲突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军事行动;自觉能动性;博弈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1）06-0024-13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向来重视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发挥，关于人的自觉能动性的思想更被公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大特色。同时，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也贯彻了这一思想，强调军事行动中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发挥，认为人能自觉地活动是人区别于物的重要特点，且这一特点在战争中表现得特别强烈。在毛泽东看来，所有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中，“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1]469。也就是说，人是战争中最关键的因素，人的自觉能动性是否能充分发挥将最终决定战争的胜负。

一、毛泽东军事行动自觉能动性思想的含义及形成根据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重视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探索形成了其军事行动的自觉能动性思想。

（一）毛泽东军事行动自觉能动性思想的含义

自觉能动性，一般认为，是主观能动性的一种，关注的是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精神状态即主观的努力程度，强调人的自主性、积极性、主动性、创造力和意志力的发挥。马克思说，“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2]162，“也是能动的存在物”[2]163。在马克思看来，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人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存在物，人的实践活动不是被动的，而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这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毛泽东的自觉能动性与此有所不同。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自觉能动性的涵义的界定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1]477因此，毛泽东的自觉能动性思想既要求尊重客观规律、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也重视“人”即优秀的决策团队、卓越的军事统帅在其中的关键性作用。其自觉能动性的内涵也更为丰富，不只停留在人的精神状态层面，还囊括了人的实践活动，既包括人主观的努力也包括人自觉的行动，既有思想意识方面的内容又有客观物质方面的内容。

毛泽东军事行动自觉能动性思想，顾名思义，就是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关于军事行动中的自觉能动性包括哪些方面、为什么要发挥自觉能动性以及如何发挥自觉能动性的经验总结和理论体系。

（二）毛泽东军事行动自觉能动性思想的形成根据

毛泽东军事行动自觉能动性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既是毛泽东对战争客观实际情况和敌我力量对比综合考量的结果，也是在系统总结军事行动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中发展成熟的。

一是敌我力量对比的要求。在中国人民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不同时期革命的对象有所不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土地革命时期，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封建主义残余;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及其背后的美帝国主义。无论哪个时期哪一阶段，中国革命的敌人都异常强大，我方的力量则相当弱小。敌方军事实力对我方形成压倒性态势，并表现在兩军对峙所涉及的官兵数量、人员素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方方面面。在这样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要增加胜算，就必须充分重视人的因素。正如毛泽东所言：“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取决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3]182事实确实如此。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感慨，“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3]150，最后成功打破了敌人的围剿。如果不是充分发挥了将士们的自觉能动性，人民军队不可能在力量如此悬殊的战争中顺利突围。

二是军事行动博弈性的要求。军事行动与一般的实践活动不同，是有组织、有目的地使用武装力量的活动。除了实力（兵力、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的较量以外，军事行动过程中各方的博弈状况也直接影响战争结果。博弈性贯穿军事行动的全过程，无论是在军事行动的准备阶段还是实施阶段，参战各方都在持续不断地抉择、较量和竞争，以使己方获得最优的结果。军事行动的准备阶段包括收集处理信息、制定作战计划等。由于军事行动中的各方往往处于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的状态下，为了正确决策就必须广泛收集敌方的各种信息，占据“信息优势”。收集信息的过程需要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只有发动尽可能多的将士与群众、采取尽可能多的方法和手段扩大信息的来源和渠道，甚至打入敌人内部或策反敌方人员，才能搜集到丰富而真实的信息。当大量的信息汇总到决策者手中时，必然是鱼龙混杂、有真有假，这时决策者要发挥自觉能动性，对信息的真伪进行鉴别、评估整理出有效的信息，并根据已知信息制定出作战计划。这一过程既考验决策者判断、分析、综合等方面的能力，又依赖于决策者的智慧与经验。在敌我对垒的过程中，更要求指战员始终发挥自觉能动性，全力以赴地实施战争。可以说，这一过程既是实力的比拼，也是智力、心力的博弈。

三是军事行动不确定性的要求。战争作为人类对抗的最高形式，其发生发展均具有动态性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在军事行动的每一环节都会产生多种可能的结果，孰胜孰负，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敢肯定，这也就意味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有人说，军事行动中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不确定。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中所有情况都是不确定的。”[4]81毛泽东也认为：“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1]490不确定性作为军事行动的显著特性，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不能完全掌握敌情、天时地利等自然界不可抗力的影响、指挥者的能力水平、对战争的执行程度等。但军事行动的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军事行动完全不受控制、没有任何规律可言，人们只能听天由命。毛泽东就曾肯定地说：“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1]490也就是说，战争同样有规律可循。他要求指战员发挥自觉能动性，深入钻研一般战争、革命战争尤其是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战前做好充分准备，战时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兼顾计划性与灵活性，掌握主动性，注重战术的创新……。这些都是减少军事行动的不确定性、增加己方胜算的方法。此外，不确定性也是战争的魅力之所在。越是不确定，就越具有挑战性;越是不确定，指战员发挥自觉能动性的空间就越大，就越能发挥其聪明才智。从这个层面来说，战争是勇敢者的乐园。

四是军事行动诡诈性的要求。“诡”指诡计，“诈”指欺诈。孙子早有言之：“兵者，诡道也。”意指战争是一种诡诈的行为，需要发挥自觉能动性，运用各种方法去欺骗敌人以取得胜利。诡诈性是用兵的奥妙之所在，也是战争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诡诈性的实质就是“兵以诈立”，即通过不断地制造假象，隐藏我方的真实意图，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作战计划，陷敌于错误的判断和行动之中。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围魏救赵、空城计等都是古代用谋略来迷惑敌人而取得成功的著名战例。诡诈性是相互的，既要给敌方制造玄虚，引导其出现失误或误判;也要反复侦察，识别敌方制造的玄虚，防范其设置的陷阱。诡诈性是隐秘的，无论在谋划时或施策时都要保守机密，不能让敌方察觉或产生怀疑，否则将归于失败。诡秘之策要成功，就必须令敌人意想不到，将其打个措手不及。运用诡诈性，既要求指挥者善于利用气候、地理、环境等客观条件;也要求指挥者善于利用敌方的弱点，研究敌方将领的性格、心理等主观方面;还要求指挥者随机应变、灵活变通。总的说来，诡诈性既是谋略的撞击，也是意志、胆识、心理的较量，要求军事指挥者充分发挥将士们的自觉能动性，诱导敌人走向失败。

二、毛泽东军事行动自觉能动性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军事行动自觉能动性思想内容丰富、内涵深刻，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归纳起来主要体现为计划性、主动性、灵活性、创新性、前瞻性和实践性六个方面。

（一）计划性

在战争中，人的自觉能动性首先表现为计划性。所谓计划性就是人们根据现有的客观物质条件，预先做好周密的安排，制定出具体的实施方案。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计划性关乎战争的成败、决定军事行动的方向，缺乏计划性，就会陷入混乱、盲目、被动的局面之中。毛泽东认为打仗一定要制定好计划，有所准备。他反复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5]1247。有些同志从战争流动性的特点出发，认为两军对战只能灵活应变、见机行事，计划毫无意义。对此，毛泽东有着不同的见解，他承认战场瞬息万变，纷乱、黑暗和不确实性是战争的特性，但认为计划还是要有的，走一步看一步，没有计划、临时仓促应战，必然会导致失败。毛泽东进一步分析认为，战争的不确实性主要源自于敌方情况的不明朗，但这个方面可以通过缜密的侦察、细致的情报工作来弥补。在发达的近代技术协助下，知己又知彼完全可以实现，这也就是制定计划的客观基础。

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毛泽东主张首先制定整体性的战略计划，再依照战争的发展态势来确定各战役计划，小兵团和小部队则要适时拟定具体的战术计划。在各种计划中，毛泽东尤其重视初战计划，因为初战是拉开全战役序幕的关键环节。他在总结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时说：“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3]220因此，他要求初战必胜。在毛泽东看来，要制定出一个好的计划，必须正确认识战争的规律、全面了解敌情我情、准确把握战争的整体态势，计划性实质上体现的是军事指挥者对战争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总而言之，毛泽东认为完备的作战计划和充分的准备是胜利的保证，重视计划性也是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

（二）主动性

如前所述，自觉能动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点，与动物只能消极地、被动地适应自然、服从自然不同，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认识和改造世界。可见，主动性本身就是自觉能动性的核心要义之一。在毛泽东眼中，主动性主要表现为战斗员在两军对战时所采取的一系列自主、积极的行动。他认为“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 [1]487-488。也就是说，只有主动性强的军队才能牢牢把握战场的主动权并获胜，缺乏主动权的军队只能打败仗，因此，他强调我们要力争主动，避免被动。同时，他认为主动性与被动性是相对的，在战争中，敌我作为矛盾着的双方，其主动性和被动性是依据一定的条件相互转化，因此，他强调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我们必须努力爭取主动权，使敌人陷入被动地位。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详细分析了主动性和被动性转换的条件和依据，并将其成功运用于中日战争之中。在他看来，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是战争力量的优劣，日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方面优于我方，在地理、人口、兵源数量和士气方面不如我方，但从总体上看我方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我方要摆脱被动地位、争取主动权，就要注意：一是确有把握才动手，否则持重待机;二是指挥员要增强计划性和灵活性，正确指挥战斗;三是通过战役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来取得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四是利用敌人的错觉和不意。正是在毛泽东主动性思想的指导下，我军逐渐扭转不利形势，变被动为主动，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三）灵活性

灵活性指的是作战时使用兵力要灵活、随机应变。具体来说，就是指挥员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机智灵活地、及时恰当地使用和变换不同的战术，使我方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从表面上看，灵活性与计划性是一对矛盾，计划具有固定性，灵活性则要求变化。但在毛泽东看来，两者绝不是水火不相容的。他认为，“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1]495，这种相对的确实性就是制定计划的基础;同时战争的流动性又决定了必须灵活作战，也就是要根据战场的情势及时调整原有计划，否则必败无疑。正如他所言：“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3]180

毛泽东认为，在战争中要有随时变化作战计划的自觉，计划的部分改变甚至全部改变都是常见的事。战役计划在战争实践中是经常要进行部分调整的，有时甚至全部改变;战术计划则变更得更为频繁，一日数变是常有的事;战略计划较为固定，但只是适应于一定的战略阶段，须随不同阶段而变更。毛泽东说：“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的具体变化，据此以修改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3]222也就是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我们的思想、计划适应最新的情况。根据实际作战的时间、地形、环境、敌我双方的状况等作出適宜的判断，因时、因地、因情、因势而变，慎重灵活地与敌人周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反之，只固守原有计划而丝毫不懂变通，就会犯冒险直冲的错误，变成机械主义者。

（四）创新性

创新性是指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改变以往的思维方式，提出有别于常规或常人的思路、见解、方式、方法，用于指导实践。创新性与守旧性相对立，体现的是推陈出新、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是自觉能动性的突出表现。马克思、恩格斯一贯重视创新，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有着浓郁的创新意蕴，是创新性理论的典范。例如，恩格斯认为，“每个在战史上因为采用新的战法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统帅，不是亲自发明了新的物质手段，就是首先发现了正确运用在他之前所发明的新的物质手段的方法”[6]335-336;无产阶级要实现解放，也必须创造出特殊的、新的作战方式，因为无产阶级“在军事艺术上也不可能用旧的手段取得新的成果。只有创造新的、更有威力的手段，才能取得新的、更重大的成果[6]335-336。并且他坚信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将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新的作战方法”[6]332。

毛泽东传承并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精神，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不断创新军事战略战术：“从红军时期的‘十六字诀，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持久战;从解放战争时期的‘十大军事原则，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零敲牛皮糖”[7]，从战略上的“以一当十”到战术上的“以十当一”，从战略上的持久战到战术上的速决战，从“围城打援”到“围点打援”……。凭借这一系列创新性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带领人民军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战争奇迹：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突破乌江天险、巧渡金沙江、奇袭腊子口、千里挺进大别山、一纸吓退十万兵……。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无论面对多强大的敌人，无论眼前的处境有多艰难，毛泽东总能以创新性的指导思想、卓越的指挥才能领导人民军队渡过难关。以至于无论是敬仰他的人，或是他的对手，都不能不由衷地感慨：“毛泽东用兵真如神！”毛泽东用兵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他始终做到了勇于创新、善于创新。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奋斗史，就是一部军事创新史。

（五）前瞻性

前瞻性也是自觉能动性的重要表现，意指人们运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利用所掌握的信息，分析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预先作出推断的思维特征。前瞻性思维是进行战略决策的重要前提。在前瞻性思维的指导下，人们既可以提前预见可能出现的困难和挑战，准备好应对之策，也可以预言光明的前景，以团结民众、增强信心、鼓舞斗志。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具有前瞻性思维的领导者才能算是真正的领导。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毛泽东曾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8]毛泽东自己正是这样一位雄才大略、高瞻远瞩的领导者。

1930年前后，在革命接连遭遇挫折、全国革命潮流低落、党内悲观情绪弥漫的情况下，毛泽东撰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系统地批评党内的悲观思想。他对比了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和反动势力的发展趋势，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在1927年革命失败后被大大削弱了，但发展很快，反动势力的发展则相对较慢，而且反动势力之间的矛盾在不断激化，这必将引发革命高潮，并由此推断中国革命将比西欧更快走向高潮。1938年5月，为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论调，毛泽东撰写了《论持久战》一文，作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结论。他认为这是由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四个相互矛盾的基本特点决定的。其后，在《论新阶段》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我们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们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建设新中国，也一定能够达到这些目的。但是由现在到这个光明前途的中间，存在着一段艰难的路程。”[1]519抗日战争末期，他估计美国会扶蒋反共，蒋介石将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于是反复提醒同志们要做好准备，以应对大事变。1946年，当蒋介石真如毛泽东所料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向解放区发起进攻时，毛泽东满怀信心地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5]1195这些准确的预判，极大地增强了人民的信心，武装了人民的头脑，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伟大的作用。1947年，毛泽东在主动撤出延安前曾说，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就要回来。后来，果然如毛泽东所料，仅一年零一个月，人民解放军就成功收复了延安。解放战争后期，在国民党主力被消灭、人民解放军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时，毛泽东又冷静地预见到了巩固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之艰巨，并用“两个务必”告诫全党决不能骄傲自满、固步自封。正是因为毛泽东总能用前瞻性的思维思考问题，我人民军队才始终能够捕捉先机、赢得主动，战胜强大的敌人，从胜利走向胜利。

（六）实践性

实践性指的是要打通从主观到客观的通道，使“主观见之于客观”，将思想化作行动，将目标变成结果。如前所述，毛泽东的自觉能动性思想既包括思想方面的自觉，也包括行动方面的自觉。思想、道理、意见是从客观事实引出来的，进而就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目标等，最后的关键是要“做”“做得好”，这就是实践性的要求。对任何理论来说，走向实践性是其现实性的充分条件。毛泽东自觉能动性思想的实践性特点承自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502列宁也曾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9]可见，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特点和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本就源自实践，其目标指向是回到实践。同样，毛泽东思想也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带领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最终也要回到实践，用于指导实践。

与一般的实践活动相比，战争更具危险性和复杂性，战场上的胜负直接关系到将士的生死、组织的存亡。因此，战场也是最重视实践性的地方，一切的战略战术都要用于指导作战，任何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发挥也都要指向胜利，否则将毫无意义。毛泽东自觉能动性思想的实践性特点体现在军事行动的全过程，在战争的准备阶段实地侦查、了解敌情;在战争进行阶段则根据既定的方案、计划，运用各种战略战术来执行作战任务，并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概括地说，就是为着胜利而付诸一切行动。

三、毛泽东军事行动自觉能动性的发挥途径

（一）知彼知己，科学决策

在战争中，知彼知己指的是要利用各种手段广泛搜集各方的资料、情报、信息，占有尽可能丰富、真实的材料，以便全面把握敌情我情。科学决策则指军事家在系统整理、综合分析前期搜集的各种材料后，制定出正确的战略计划、战术方针以指导战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知彼知己、科学决策正体现了由生动直观到抽象思维、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认识发展过程。知彼知己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只有首先获取真实反映客观外界性的感性材料，才能据此进行分析判断。在两军对垒的战场上，指挥者掌握的信息越是充分、越是完备，越有利于其作出正确的判断，成功的几率也就越高。反之，一支军队如果闭目塞听，只会瞎打乱撞，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科学决策是知己知彼的理想指向，知彼知己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科学决策。要做到科学决策并不容易，科学决策属于理性认识层面，是一系列复杂思维过程的结果，它极大地考验着指挥者对感性材料进行分析、概括和综合的能力，考验着指挥者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由已知推出未知的能力。

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毛泽东主张通过细致缜密的调查研究，全方位、多角度地把握敌我双方的客观实际情况，认为这是进行科学决策的基础。在他看来，有些同志之所以比较常打胜仗，是因为他们既“摸熟了自己的部队（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又摸熟了敌人的部队（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給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3]180-181。在毛泽东的提示下，陕甘支队第一大队的参谋长耿飚长征时对敌人骑兵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总结出应对骑兵的方法用于实战，打了不少胜仗。1936年10月5日，为实现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毛泽东给中共定边工作委员会书记罗迈（李维汉）、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和政治委员宋任穷发了一封电报，详细布置了两项侦察任务：“一是派人伪装成生意人经宁夏直到阿拉善旗达王根据地之定远营，侦察该地日本人修建机场、储存飞机情形，该地城堡高厚程度，达王步骑蒙兵数目及宁夏到该地沿途里程、房屋、关隘等情形;二是派人专查宁夏绥远两处日本人是否已筑飞机场及设特务机关。”[10]类似的例证还有很多，足见毛泽东对知己知彼的重视程度。除了要做到知己知彼，毛泽东还强调要“开动机器”“凡事要有分析”，即善于、勤于开动脑筋思考问题、进行分析。他认为，正确的认识、理性的决策基于正确的分析。指战员要学会正确的分析方法，一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二是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1928年1月，江西的国民党军准备“进剿”井冈山工农革命军，毛泽东分析了根据地周边的地形特点后，判定宁冈县新县城是重要的关节点，夺取这座新城是顺利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关键。经过仔细侦察，发现守城敌军不多，且孤立无援、疏于防范，便决定以每天早上的晨雾作为掩护，采取突然袭击和围三缺一的策略，终获全胜。其后，第二次反“围剿”战斗打响之前，毛泽东与彭德怀又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到白云山勘察地形、查看情况，深入分析，最终确定了三面包抄的成功打法。

（二）当机立断，断而敢行

当机立断，意指当机会或危机到来时，要迅速反应，果断地作出决断;断而敢行则是指作出决断后要果敢地行动，高效执行计划。前者考验的是指战员快速决断的能力，后者考验的则是指战员组织执行的能力。两军交战，形势错综复杂、千变万化，战机稍纵即逝，略有延误就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因此，善战者首先要能洞察秋毫，及时捕捉战机，快速决断并确定计划方案，切忌瞻前顾后、优柔寡断，以致延误战机。当然，从人的认识过程来看，当机立断只是完成了从实践到认识这第一步，还需要完成第二步，也就是从认识到实践，把行动计划变为现实。“断”而不“行”，只是“纸上谈兵”，唯有“断”而敢“行”、“断”而力“行”，有效地组织战斗，才能真正击败敌人。

作为著名的军事统帅，毛泽东过人的胆识、超强的决断力和果敢的执行力一直为人们所称道。当机立断、断而敢行是他领袖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重要的历史瞬间，我们都能看到毛泽东是如何不失时机地作出影响历史进程的决定并成功实施的。例如，1934年中央红军从江西突围后，被国民党十万重兵围追堵截，在红军四渡赤水后，妄图将红军全部歼灭于川黔滇边境的蒋介石更是亲自督战。当时，红军面临着四条不同的行军路线，毛泽东果断地选择了敌人兵力最薄弱同时也是最艰险的一条路——向云南方向进发，西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在行进途中，又以抢渡大渡河的过程最为惊心动魄。由于船只太少，红军渡河缓慢且追兵迫近，在情况万分紧急之时，毛泽东当机立断，指挥红军分两路沿河而上直取泸定桥。在红四团的勇士们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英勇夺下泸定桥后，红军主力顺利渡过了天险大渡河，成功把这条蒋介石口中的“死”路走通。这是红军长征路上一个关键的决断，这次胜利也由此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的篇章。到了抗日战争末期，在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打着共商“国家大计”的旗号，分别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对蒋介石的诡计，毛泽东洞若观火、了如指掌，但为了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蒋介石“假民主真内战”的阴谋，他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毅然决定勇闯虎穴，亲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毛泽东的这一举动无疑是用实际行动向世人昭示中国共产党人谋求和平的真诚与决心，展现了伟大的人格力量和浩然正气，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诗人柳亚子赋诗盛赞毛泽东，称这一行动是“弥天大勇”。

（三）辩证思考，调动敌人

在指导战争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注重运用唯物辩证法思考问题，作出决策。他擅长从全局出发思考问题，凡事注重通盘考虑，不纠结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作为核心关注点。他擅长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不会被当前的革命低潮或挫折所蒙蔽，总能看清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在革命低潮时坚持斗争，在革命高潮时保持谨慎。他也擅长依据战争形势的变化采取奇妙多变的战术，时而进攻，时而退守;时而防御，时而进击;有时以守为攻，有时以退为进;有时尺土不争，有时寸土不让;有时找准时机先发制人，有时以逸待劳后发制人。

毛泽东辩证思考、调动敌人的经典战例数不胜数，但他“平生最得意之作”四渡赤水战役应属经典中的经典。“四渡赤水出奇兵”，充分展现了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军事辩证法思想。1935年遵义会议后，红军计划北上攻克土城、北渡长江，未料在青杠坡受阻。为避开强敌，红军凌晨从土城一渡赤水，进至川南;下一步打算北渡长江，但国民党重兵防守并封锁了长江，于是毛主席决定放弃渡江、趁黔北兵力空虚二渡赤水，取得了遵义战役的胜利。如果说一渡赤水、二渡赤水是被动应战的话，那么其后的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则是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不断让敌人兜圈圈。遵义战役失败后，国民党紧急调兵剑指遵义、打鼓新场等地。为牵制敌军，红军强打鲁班场后三渡赤水，让蒋介石误以为红军准备北渡长江，从而将国民党的周浑元、吴奇伟等主力部队引至赤水以西。完成诱敌任务的小部分红军虚晃一枪后，即按照毛泽东的指令四渡赤水，重返国民党兵力空虚的黔北，逼近贵阳，蒋介石无奈只能急调滇军支援贵阳。在成功调动敌人、把敌人弄得晕头转向后，三万红军急转向西，直插云南进入昆明，北渡金沙江，成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解放战争时毛泽东带领党中央主动撤出延安也是辩证思考的结果。1947年春，国民党胡宗南率二十多万大军大举进攻陕北。面对敌我兵力上的巨大悬殊，毛泽东决定暂时撤离延安。红军将士们对此表示大惑不解，毛主席解释道：“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11]在胡宗南部占领延安这座空城后，西北野战军分成小分队，运用毛泽东确定的“蘑菇”战术，在陕北的大山里利用险要的地形、良好的群众基础等条件，巧妙地与相当于己方十倍之多的敌军来回周旋，忽东忽西、忽南忽北，使其来回奔波、疲于奔命。最后，敌军被“磨”得筋疲力尽、弹尽粮绝、士气低落，毛泽东再派主力部队集中歼灭之。在毛泽东高超战略战术的指导下，国民党军摧毁中共中央的计划被彻底宣告破产。

（四）践墨随敌，达权知变

践墨随敌、达权知变指的是在两军交锋时，军事指挥者不死守常规，而是根据战争情势、敌情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作战方式。《孙子兵法·虚实篇》中说：“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意思是用兵就像流水一样没有固定的模式，要根据敌情变化来打仗才能克敌制胜，能做到这一点，就是用兵如神。所谓践墨随敌、达权知变，其实质就是指在战场上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客观存在的事物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世界，根据变化发展着的客观实际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战场厮杀，向来以情势复杂多变、结果难以预料而著称，如果不能适应情况的变化，及时根据敌方的变化调整自己的作战方式，只能以失败告终。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中始终重视根据敌人的最新动向调整己方的作战计划和作战方式。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通道转兵”就是一个经典案例。

1934年10月，由于博古、李德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在发现红军向西突围的迹象后，国民党军调集了三四十万的兵力，在红军西进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原定计划是转移至湘西地区同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合，但由于敌我兵力、武器装备差距悬殊，中央红军在突围中损失惨重。尤其是惨烈的湘江战役后，虽然成功突破国民黨军的第四道封锁线，但兵力也已折损过半。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极力主张根据敌情变化改变红军的突击方向，即放弃北出湘西的计划，选择继续西进，避开已在锦屏和黎平一带重兵设防的国民党军阀，朝敌军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发。所幸，其后的通道会议顺利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中央红军在通道转兵向贵州突围，成功避开蒋介石布下的天罗地网，于极端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刘伯承后来在《回顾长征》中写道：“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12]可以说，“通道转兵”是长征史上关乎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历史抉择，无怪乎有人把它称作“伟大转折的开端”。

（五）临危不惧，沉着应对

临危不惧出自《邓析子·无厚》，意指面对危险时也毫不畏惧、镇定自若，不会惊慌失措、自乱阵脚;沉着应对则是指在紧急关头方寸不乱，能采取正确、有效的措施化解危机。在战争中发挥自觉能动性，还需要具备临危不惧的心理素质和沉着应对的危机处置能力。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在慌乱时身体会呈现出应激状态的消极反应，比如心跳加快、血压升高、躯体紧张、思维混乱等症状，本来平时能完成的事情也无法做到。因此，临危不惧、沉着应对是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必然要求。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在面对危险时，将士们都已惊慌失措、陷入混乱的话，自然溃不成军，不仅不能采取有效策略应对，反而可能采取错误行动，贻误战机，导致失败;反之，如果能保持冷静，第一时间作出正确的反应，则有可能化险为夷。毛泽东墩儿梁遇险记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1947年6月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驻扎在王家湾，国民党在美军的协助下侦察到了指挥部的大概位置，决定派胡宗南率大军偷袭。当时，毛泽东手里只有4个警卫连，且武器装备落后、缺枪少弹，若与敌人数万大军硬拼，无疑是以卵击石。毛泽东不得不带领部队实行转移，可是正当他们准备越过墩儿梁往西走时，敌人也刚好顺着大墩山口向东开来，险些迎面相遇。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沉着冷静地发出了队伍立刻就地隐蔽的指令，让战士们给牲口套上笼头，所有人将身体紧趴在沟底的岩石上保持静默，同时做好作战准备，一旦暴露就与敌人决一死战。敌人的大部队在他们头顶的山梁上走了半个多小时，始终没有发现沟里有人。凭借着沉着冷静的应对，毛泽东和部队成功脱险。

四、毛泽东军事行动自觉能动性思想的积极作用

（一）成功指导我人民军队在艰难卓绝、敌我力量悬殊的中国革命战争中取得了最终胜利

在我们党成立之初，由于还没有彻底了解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一直没有自己独立的武装队伍。直至1927年8月1日人民军队才正式成立，但人数、素质、武器装备、物资供给等各方面均不占优势，且短时间内不可能迅速成长为一支足以战胜敌人的武装队伍。基于此，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要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必须在军事行动中充分发挥将士们的自觉能动性。因此，他强调各级指挥员和战斗员要深入钻研和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要根据现有条件提前作好整体部署和计划，要和民众打成一片，在战争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要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势和战争的发展态势灵活应变。可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自觉能动性思想的指导，如果不是在战争各个环节充分发挥将士们的自觉能动性，我军想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几乎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自觉能动性思想是我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是学习、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同时也是践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主观能动性的思想，更将这一思想发展成了自觉能动性思想。他相信“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2]320，因此，在军事实践中特别重视将认识战争和实行战争的自觉能动性结合起来。正是在毛泽东自觉能动性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战场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此外，毛泽东还认为，虽然实践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我们不能教条主义地去理解它，更不能脱离中国实际照搬照抄。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3]111-112毛泽东认为不能离开中国的实际和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否则，只能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还曾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说，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没能领导全党巩固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重要原因就是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因此，他告诫全党：“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534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三）对当今中国处理局部军事冲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军事行动自觉能动性思想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想，更是一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成功典范。它不仅在过去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对当今中国处理各种局部军事冲突同样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虽然没有爆发世界性的战争，但世界并不太平。据统计资料显示，二战以来，全世界发生了至少200次军事冲突。就我国而言，近年来由于边界、领土争端等导致的局部军事冲突偶有发生，如2019年的中越“万安滩对峙”事件、2020年的中印加勒万河谷地区冲突事件等。毛泽东军事行动自觉能动性思想告诉我们，要全面分析敌我双方的特点，充分利用外在的客观条件，将计划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力争主动，避免被动……。这些思想对我人民解放军解决当前和未来可能发生的局部冲突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应该深入领会并灵活运用之。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5]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张明仓.百年大党建设强大人民军队的历史启示[N].学习时报，2021-05-28（1）.

[8]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94-395.

[9]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83.

[10]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618.

[1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M].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76.

[12]刘伯承.回顾长征[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7：86.

责任编辑：曹桂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