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皓峰

一、善书—社会主义

1951年公映的《武训传》，其剧作是《悲惨世界》一般的配置。

雨果的《悲惨世界》，是19世纪欧洲顶级畅销书，一部书的赢利等于一个跨国企业，法国评论界分析原因，用词是“天主教—社会主义小说”。

当然小说中的社会主义，是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还不懂阶级斗争。揭露各种不公正现象，设想解决社会矛盾的是“大工厂”——像大家庭一样、提供福利的工厂，19世纪中期欧洲的报纸、口头舆论都在讨论这种大工厂，是穷人改善生活的希望，也是富人追求社会进步的理想。

主人公冉·阿让一生都是个司法制度的受害者，符合“揭露不公正现象”，他创办了含托儿所、工人救济金、免费药房的企业，符合“大工厂”，晚年似一位天主教圣徒般，以全面牺牲个人幸福、奉献他人的方式，获得精神升华。

天主教道德观是大众传统，空想社会主义是大众热门，写这两桩事，人人都知道、人人有共鸣，阅读人群的覆盖面大。

《悲惨世界》是雨果个人最畅销的书，用此种配置，他仅此一次。《巴黎圣母院》《笑面人》《九三年》的读者限于平素看小说的人群，未能广及民间，而《悲惨世界》发动了平日不读小说的人群也看。

《武训传》公映后引发全国范围的大众好评，是1951年上半年的票房冠军，没有看电影习惯的人也争相看，《泰坦尼克》一般。模仿法国评论，可称为“善书—社会主义电影”，采用善书传统和科学社会主义观点。科学，是懂了阶级斗争。

善书——讲因果报应范例、个人成道的故事，从字面解释为“劝人行善之书”，是清朝民间畅销书类型，延续到民国。1930年代的《扬善半月刊》是学术刊物，却冒充善书为刊名，为争取读者吧？可想当时善书销量仍大。

善书的兴旺，因为清朝有两百多年，全国范围，每月民间都要宣讲圣谕十六条——康熙总结的道德规范，在各地孔庙里。确实枯燥，为招揽民众来听，热场一般，以弹唱表演的方式先讲善书，后来喧宾夺主，以演出为主。所以孔庙从不冷清，里面是吹拉弹唱。

所讲善书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更新。

《武训传》男主由凡人到圣贤的善书故事，辅以新时代广为传播的阶级斗争观点，人人都知道、人人有同感，必是高票房。

善书是用来唱的，我这代人不會。唐诗宋词是用来唱的，我这代人不会。“四书五经”都是用来唱的，我这代人不会。香港电影1993年《青蛇》、1994年的《梁祝》里，私塾读书在唱，可惜用的是现代流行歌曲，或山东快板。

《武训传》的可贵，是片中留下了一段私塾吟唱的调子。

私塾吟唱的调子有多种，韩国釜山孔子学院录音了几位韩国私塾时代老人的吟唱，未听到原版，听到一位当年派去跟老人们学的教师的唱。跟《武训传》不同，是另一种，竟然耳熟，是现今我们寺庙里唱《大悲咒》的曲调。

悲欣交集，慨叹文人不要的，被寺庙保留下来。祖辈的东西毕竟还在，在我们的地方上没有绝，只是“当面不相识”，不知它原是什么。

善书分两种，因果报应、个人成道。

“因果报应”多找名人编故事，梅兰芳是入善书的。如下：

梅兰芳的父亲是一位穷苦的胡琴琴师，领了一年薪水，回老家过年，途经一地，发水灾，不忍心见灾民饥饿，就把年薪都捐出去了，空手回家。

他过了个穷年，善报落在儿子梅兰芳头上。梅兰芳成为戏曲界龙头，一生的富贵荣耀，其实都是父亲一年年薪的回报。

——肯定不符合事实，梅父不是打工仔，是老板，除了拉琴，还经营饭庄。梅兰芳成为四大名旦之首，是祖孙三代累积出的综合实力。比如，其他三位名旦的乐师班底，都出自梅家，不是他父亲教的，就是从梅家乐师班分出去的。

但老百姓更愿意听“一年年薪换一生”的故事。

因果报应的故事是底层的励志书、成功学，以小搏大、以少胜多，代价不高，收获难以想像的巨大。穷苦琴师一年年薪，没多少钱，换来儿子成为京戏龙头。

另一种“个人成道”的故事，更是以小搏大，小付出，能成圣贤。比如：

明朝初年，湖南潭州，有个叫“黄打铁”的铁匠，收入少，手停口停——今天不打铁今天没得吃，十分苦闷，觉得自己如同犯人，一生都将被囚在火炉前，动弹不得。有位过路僧教他，打一下铁、念一声佛。他老实照做，三年后，成道了。

没看过经书，却超越高僧大德。

武训三十年乞讨办义学，一番辛苦，朝廷赏黄马褂、立功德牌坊，封为“乞圣”，成为圣贤，超过了功臣、忠烈、鸿儒。功臣要冒险、忠烈要惨死、鸿儒要著作等身，代价巨大，他们成不了圣贤，你成了，跟他们比，你还是“以小搏大”。

低起点的人达到最高成就，对于大众，实在励志。善书畅销，是因为怎么看怎么高兴吧？描述出“唾手可得、一步登天”的捷径人生。

二、元曲苦情

苦情戏典范是《窦娥冤》，跟好莱坞剧作截然相反，美国的观影人群主体是城市蓝领阶层、农场打短工的牛仔、零售贩子，都是手停口停的月薪阶层，他们喜欢赢，赢了才能活。所以，好莱坞电影是“一场胜利”，个人跟现实搏斗，战胜现实。

苦情戏是“一场失败”，个人面对现实，像霜打的茄子般——蔫了，坏事接踵而来，一桩比一桩严重。好莱坞是有来有往，在现实打击下，个人能反击，《窦娥冤》是一边倒，个人毫无还手之力，窦娥被逼死。

元曲苦情，因国破家亡，科举废除，文人居下流，前所未有的无力，写的剧情，要逼出心底最后一滴泪。哭痛快了，才能爽了。

民国电影《苦菜花》、大陆1980年代《天云山传奇》、香港1960年代《可怜天下父母心》、台湾1980年代《妈妈再爱我一次》，都是苦情戏。

沟口健二导演的《山椒大夫》，是日本苦情戏典范。父亲死后，坏人就来了，母亲被卖作妓女，儿女被卖作奴隶。女儿长大后，自杀，儿子长大后，一度当官，观众刚舒了口气，打击立刻落下，为了实现亡父的理想，儿子丢了官。

成为穷人后的他找到母亲，而母亲已又瞎又疯，过去的灾难无法挽回，现今的他也没能力让母亲过上好日子，母子二人终于团聚，却只能相拥痛哭。

日本传统文艺是“颓到底、惨到底”。影评人佐藤忠男提供史实，“二战”期间，日本鼓励民众参战的宣传片，为赢得最大覆盖面的观众，要采用苦情戏模式：一个男人打仗去了，家里的父母妻儿陷入贫困和无人帮的处境，很快病死累死，得知自己家破人亡的他，洒泪重上战场。

美军入驻日本后，清剿战争宣传片，不料看后发现，明明是反战电影呀，讲述战争摧毁个人幸福。不知日本民众看了，会产生上战场的冲动，思维是“他都那么惨了，还要上战场，可钦可敬，我没他惨，更要上”。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喊苦就有大众缘。

卡耐基总结人性误区，第一是不认错，第二是总觉得自己冤。是考察犯人得出的结论，刚判刑会认错，监狱里待久了，就会觉得自己没错，是被冤枉的。欺负人的人，内心自我定位也是被欺负的，是给挨打者“逼的”。

好人坏人、弱者强者都内心委屈，对“受欺负”的电影，深感共鸣。

好莱坞1940年的《魂断蓝桥》也是苦情戏，女主在生活打击下毫无还手之力，战争来临，爱人、父母、事业全部失去，因为还想活着，为一口饭，当了妓女，结尾因为自尊，吃不下这口饭了，选择自杀。

简直就是我们的《苦菜花》，在美国本土没观众缘，却感动民国。

《武训传》前半是苦情戏，武训生来就是乞丐，跟母亲沿街乞讨，父亲已死，很快母亲也死。十七岁到张举人家打工，被赖去工钱，三年白干，还遭毒打。

所爱女子小陶被张举人的打手掳走，武训无能为力，小陶要被张举人高价卖给一个龌龊老男人，武训无能为力，小掏被逼自杀，武训无能为力。

惨成这样，肯定能赚到钱了，剧组也真的关机了，不料被追加投资。钱得花完，剧组二度开机，一百分钟左右的电影，扩充为三小时。

多了的钱，让导演重新思考，加了“武训悟道”段落，影片后半，不再苦情，武训反抗，虽然反抗的方式超出常理。

三、悟道

儒家的悟道，不神秘，十三四岁的少年也知道是什么，上了学就能读到——孟子所言的“万物皆备于我”，你一人等于全世界，你对世界的变化负全责。一代代读书人都知道这个，讨论这个，是读书人之间的正经言论。

读来容易，真这么想，则难了。

武训遭毒打后，体热发烧，连日噩梦，突然梦中惊醒，真这么想了。他没大到全世界，但也足够大，觉得他一个人可以改变一个阶层。

他的办法，是乞讨到钱，让千万穷孩子上学。当他心仪的姑娘小陶被张举人逼死后，他不是上门找张举人拚命，而是更加投入地卖艺乞讨。

他是弱者，弱者赢不了眼前，只能远攻，给逼出了超级开阔的思维：小陶与千万穷孩子合一，穷孩子们能读书，长大后遏制千万个张举人，这才是彻底报仇。

万物皆备于我——塔尔科夫斯基最后两部作品都在拍这事。先是1983年的《乡愁》，老塔患上癌症，自知必死后，又拍了一次，即是1986年的《牺牲》。

《乡愁》男主认为世上的美好是假相，实则早败坏，陷入抑郁。一个疯子告诉他，你一个人就能拯救全世界，持根蜡烛，穿越圣凯瑟琳水池，你能保住烛火不熄灭，安放到祭台，世界就得救了。《牺牲》是男主被告诉“你一个人能遏制住美苏核战”。没人告诉武训，是他连日发烧，打破了习惯思维，得出结论：“我看世上的事情，就没有人办不到的。”

但“万物皆备于我”，毕竟不是人的习惯思维。《乡愁》中，拯救世界只要点一根蜡烛，男主做了，但常人的习惯思维里，个人在世界面前太渺小了，不相信拯救世界会这么简单，总觉得要付出巨大代价。

蜡烛摆上祭台后，他心脏病骤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终还是不信。武训也如此，激动过后，很快泄气：“我只会说梦话，干不了大事情。”

他还是去做了，乞讨三年，攒下一百五十吊钱。眼瞅着这样下去，能成功，刚高兴，钱就被人骗走了。按老塔理论，只要“干不了大事情”的念头还在，就会造出事端，让自己不成。

之前是小陶劝说他坚持想法，来自美丽女士的鼓励，令他去实践。小陶被张举人逼死，更是绝大刺激，悲愤之下，要干大事。

攒下一百五十吊的喜悦，让他放松，“干不了大事情”的念头浮出心底，化作几个坏人，将钱骗走。

老塔1979年的《潛行者》，讲述有个奇异房间，人在里面许愿，会迅速实现。一人潜入，祈祷重病的弟弟康复，回来后，发现弟弟死了，而自己成为富豪。原来他心里最大的愿望，不是拯救弟弟，而是有钱。

这个房间，将造成世界大乱，人类欲望的不确定性，将毁了人类。一个科学家背着雷管，准备炸毁房间，最终却放弃，因为领悟到，房间的功能，现实生活完全具备，世界就是个大房间——主观愿望实现不了，而潜在欲望全被实现。

实现的方式，巧妙婉转，骗过了一切人。

世界如此，炸掉小房间，没有意义。

1972年的《索纳里斯》，是老塔初步这么想，故事讲述，人类在一颗叫索纳里斯的星球上设立考察站。一个刚到考察站的人，一觉醒来后，遇上了已死的妻子。索纳里斯星的磁场，能让人类在梦里成形的东西，也在现实里成形。

梦到妻子，身边就有了妻子。

影片结尾，此人回到地球，发现地球是一颗升级版的索纳里斯星，升级出种种伪装，连陆地都是伪装，地球其实跟索纳里斯星一样，只有海洋。地球骗过了一切人。

武训被骗后，度过沮丧，继续乞讨，需要一场戏描述他精神上的二次觉悟，彻底清除“干不了大事”的念头，作为剧情的新起点。

成片里，是他受到穷人们的鼓励，见他被骗，捐钱给他。这是外在因素，他还需要一个内在因素，否者剧情转不过来。因为他第一次觉悟，搭上了小陶的人命，这个刺激太大了。

第二次跟第一次比，刺激小了。该是更大的什么，否则强度不够，剧情无法上扬。

影片的处理方法，是用蒙太奇效果“混”过去，组合一系列他在各地乞讨、时光流逝成了老人的画面，用画外音讲述他的决心。

蒙太奇段落结束，三十年过去，他坐在小陶坟前，高兴地说钱终于攒够了——观众高兴不起来，会胡思乱想。世上没有坏人了吗？同样是您，怎么就保住钱了？

得有一场精神质变，武训不再是以前的武训，表现“三十年辛苦”的蒙太奇组合才能成立，否则观众只是觉得他老了。

当年，蒙太奇手法是时代热门，导演们信赖蒙太奇的威力。现今看，蒙太奇再精彩、画外音再激昂，仍没法替代剧情，还是少了场戏。

如果请老塔接手，补上这场戏，该是类似他1966年作品《安德烈·卢布廖夫》中的情节吧？

一个少年为离开被战争摧毁的家乡，对路过的大公，谎称自己知道铸造教堂大钟的技术，他被委任，煞有介事地指挥施工，竟然铸成了。

面对这个结果，他没得意，反而吓哭了，因为搞不清这世界的逻辑了，不敢见人、不敢活了。画家安德烈·卢布廖夫安慰他，世界就是这样，你当真，就会成真。

安德烈·卢布廖夫有一桩神像画的订单，因为觉得自己无法领悟神的旨意，搁置了十一年。铸钟少年身上发生的事，让他明白，自己所想，就是神意，于是动笔开画。

卢布廖夫是15世纪的人，比他早三百年的南宋人，已在讲这样的故事。《陆象山语录·上》三十四卷，朱济道称赞文王，谓曰：“文王不可轻赞，须是识得文王，方可称赞。”济道云：“文王圣人，诚非某所能识。”曰：“识得朱济道，便是文王。”

——文王是圣人，《易经》的成文作者，比孔子崇拜的周公还要高一个等级。朱济道称颂他，陆象山说：“你见过他吗？没见过，就别称赞。”朱济道：“我怎么可能见过？”陆象山说：“你就是文王啊。”

象山和老塔能聊到一起。他俩加戏，可能这样：武训被骗钱后，心灰意冷，围观群众掏钱支持他，穷人随身的钱，能有多少？只是精神鼓励。他不好违众人好意，假装高兴，收了钱离开。但他不打算再做了，远走它乡，回到十七岁时的人生规划，靠卖力气，给人打短工，攒够了钱，买下一亩三分地，当个自耕农。

为避开旧人旧日，他越走越远，在个陌生村落，井边求水时，遇上个姑娘，说着跟小陶一样的话，小陶一样地对他有好感。

他吓出一身冷汗，忽然明白，是自己内心的良善，让他的生活里出现了小陶，只要此心还良善，他就还会遇上小陶一样的姑娘，甚至结婚生子，家庭幸福。

小陶可以在生活里再现，说明“让千万穷孩子读书”的大事也可以实现。于是他辞别了再现的小陶，干大事去了……

其实这场戏，本片导演孙瑜已经拍了，可惜没放在“钱被骗”之后、“三十年辛苦”的蒙太奇段落之前。

放在此处，是精神升华，放在别处，是普通伤感，只是在乞讨路上怀念了一下小陶。

四、义学与学派

孔子向平民介绍贵族文化，说贵族阶层的终极理想是被推翻，不是后期想法，是一开始就这么想。

《礼记》是孔子之前的政治规范，相当宪法。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理想社會，是公平、公益。公平首先是选举的公平，品德高、才干高的人能被选出，委以重任，这种人讲信用，能平等对待民众。公益是脱离了小家概念，将别人的父母也看作自己的父母，别人的儿女也看作自己的儿女。老年人养老、成年人找职业、儿童成长、孤寡人士的生活，皆由全社会共同负责。

个人有多余物品，放置在公共场所，提供给他人。个人有多余精力，不顾惜自己，为他人出力。公平的事久了，公益的事多了，就不会再有谋害他人的想法，更不会发生谋害他人的行为。等到人们的家门都不用上锁时，可称为“大同”社会。

“大同”，等于《易经》上的“群龙无首”一词。大雁南飞，头雁为首，其余大雁排序依次跟随。龙群在天上飞，没人见过，类比水里的鱼群，鱼群是一大团，不见头鱼，没有谁听谁的，而万众一心，行动不乱。

有《礼记》为证，贵族只能自我否定，承认现在的一切并不合理，是暂时现象，终会一切全变。

封建、帝制是等级森严，有种种不平等现实，但汉朝“独尊儒术”后，孔子理念成为社会共识，帝王将相要将“大同”视为自己行政的最高理想，总得实践一二件，或起码在口头上要这么说，否则不好意思当帝王将相。

平民从孔子一门知道这事，绝不口软，既然统治者这么说，我们就这么编排你们。京戏里的《打龙袍》，皇帝犯错，交出件衣服让人打，代替自己挨打;《铡美案》驸马爷犯罪，与民同罪，该杀就杀;《铁公鸡》将军与马夫平等相待;《锁麟囊》富人与穷人平等相待……

“仁”是《论语》里最好的词，是“群龙无首”、“大同”之意，谥号被称为“仁宗”的皇帝，说明有平等举措，“仁宗”在位的时间段，是好时光，全天下都会松口气。

明朝的“仁宗”只有八个月，看来明朝不太行。北宋的“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利用科举制度，选拔平民子弟当官，称为“寒门俊才”，以抵消战功家族后代、豪门子弟当官的份额。

让穷孩子读书，是宋、明、清的基本国策，制衡权贵、军阀，维护政权稳定。范仲淹便是一位寒门俊才，带兵打过仗、搞过经济改革，辞官后返回民间，开创了义学。

武训乞讨，为办义学。小时候妈妈告诉他，咱们家乡风气不好，没有义学，所以你读不成书。说明别的地方有义学。

武训办义学，是按范仲淹模式——先要有义田，不是盖几间房子、请几位老师，那样维持不了几年。买下田地，以田产收入养学校，便能世代延续，范仲淹自己办的义学维持八百余年，直至民国。这个工程大了，先要当个大地主，所以武训要乞讨三十年。

武训有段台词：“他们不让我念书，说我不配念书，说穷人就该做牛做马，做得累死饿死，让我们世世代代糊里糊涂。”说富人不让穷人读书，搞文化隔离……嗯，说明他们家乡风气确实不好。

孔子学生颜回，家徒四壁，但在孔门弟子排首位，在孔庙里，他的像紧挨孔子像，天下穷人都受鼓励。北宋重臣范仲淹、欧阳修都是穷孩子出身，一个吃不起饭，将一碗冷粥划块，分作几餐吃;一个买不起纸，划沙子练字。

两千七百年前的春秋时代，确实是贵族子弟才能读书，平民不能学的多了，不单是读书，音乐、接触史料、行礼等等都不行。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大夫级别的贵族犯了罪，不受刑、不蹲监狱，回家自杀——也还是要受惩罚，日本电影里的切腹，是此遗风，自杀是特权，低级官僚自杀，是违法行为，其家族要承担惩罚。

礼乐，是贵族之间的，平民不需要学。在孔子之后，就突破了。

孔子自称贵族，鲁国人认为他不是，贵族子弟的活动，拒绝他参加。孔子以非正式的方式，学得了各种贵族才艺后，办学教给平民，是违法行为，只是在贵族普遍被家臣篡权的春秋时代，全社会乱相，违法的事太多，孔子没受到追究。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人性弊病，是喜欢对别人指手画脚。用来形容孔子办学，太贴切——当老师危险，铁定是犯罪。

《论语·述而篇》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朱熹注解为，给我十条以上的肉干当学费，我没有不教的——很伟大，打破了贵族身份的限定，以学费为唯一标准，将文化教给平民。

也有说法，是连学费都不要。明末清初，读书人以批朱熹为乐，认为将“束修”二字解释为十条肉干，朱熹又错了。束修，也可解释为自我修养——对自己有要求的人来见我，我没有不教的。甚至解释为整理衣服、洗了脸——好模好样来见我，我没有不教的。

哇……来了，就教。

影片后半，武训买下义田后，宣布办義学，得到乡绅阶层的普遍支持，跟着捐钱、捐田、捐校址、捐木捐瓦，因为孔子是读书人祖师、范仲淹是读书人偶像，武训延续他俩事业，读书人必须表态。

乡绅们办义学的商讨会上，武训的早年仇人——张举人赶到，故意穿了身官服，嚣张大骂武训，还要没收武训办义学的钱，结果被一位穿着日常服的青年呵斥，张举人登时不敢再欺负武训，说了几句客气话，表示自己也是读书人，灰溜溜退去。

官服在读书人里没用，只要你也读过书，跟读书人就得平等交往，耍官威不灵，只能讲理。读书人以当官为耻，《论语·宪问篇》原宪提问，什么是“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谷，是俸禄。一种解释为，政治清明，可以当官拿俸禄。政治混乱，当官拿俸禄，是耻辱。另一种解释是，“邦有道、邦无道”是并列句式，不管有道无道，只要当官，就是耻辱。

因为人太容易在官场迷失，孔子认为要先读书再实践，否则就是自取其辱。《论语·先进篇》，子羔还没学明白，子路介绍子羔当官，孔子说：“你是在害他。”子路辩解：“可以在实践中学习。”孔子骂人了：“你个混蛋。”

读书重于实践、学问重于官位，是传统意识。所以《武训传》中会出现“读书人呵斥官员，官员认”的事。

读书人讲的理，不读书的人也知道，就是“公平”二字，人不能欺负人。武训早年遭张举人手下殴打，保护自己的唯一的话是“你们不讲理呀”。但是他说这话，保护不了自己，读书人可以。

殴打读书人，是“有辱斯文”，为社会禁忌。

传统社会结构，是士农工商四个阶层，读书人为首，给其他三个阶层做表率。为维护表率地位，一个读书人挨打，其他读书人会集体报复，非要找平这件事不可。

同样道理。好莱坞电影中，警匪间的默契是，抓捕时互有伤亡没关系，但匪徒不能在生活里暗杀警察，否则警察人人自危，必集体报复，非要灭了暗杀者不可，而且是株连，要打击所在帮派。

“四书五经”很奇怪，读了能改变气质，跟不读书的人拉开距离，即便破衣烂衫，一看也是读书人，太容易识别。片中义学中的尖子学生、商讨会上仗义执言的书生，气质如此，感谢孙瑜导演，留下了读书人样貌。

读了书，就不会挨打了。武训办义学，至少是给穷孩子提供保护衣。

义学办起来后，武训听到学子念“学而优则仕”——学好了，去当官。武训大惊，从此装疯卖傻，觉得自己的理想被玷污。办义学，为让穷孩子学好后保护穷人，如果学习后成了官，一个个变成张举人，坑害百姓……小陶的仇就永远报不了啦。

可想武训的窝心。

片中支持武训办义学的乡绅、老师们，都是有风范的。可能武训觉得自己跟他们说不上话，未去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学而优则仕——不是孔子说的，是学生子夏说的。《论语·公冶长篇》孔子认为学生漆雕已学成，安排他去当官，漆雕抗拒：“吾斯之未能信。”孔子听了，非常高兴。

《礼记》讲的“大道之行”，是公平公益。公平公益，在民间也可以做。说“学而优则仕”的子夏，自己就不当官，留在民间办学。

北宋范仲淹改革失败，朝廷里办不成的事，拿到民间做，除了义学，还创建了类似现代的信托基金机构，民间先受益。

南宋的陆象山办学，先表明，跟我学，你别当官，要立志在民间办社团。明朝王阳明自己当大官，让学生留在民间办社团。这类读书人办的社团，为跟农工商的社团区别，自称为“学派”。

清朝学派众多，写《老残游记》的刘鹗，属于太谷学派，也是以“不当官”为宗旨，在民间搞创举。

1986年，张彻导演的《大上海1937》里，青帮老大管手下叫“学生”，称杜月笙这样的后起之秀为“一个好学生”，两个老大聊天，说的是“咱们教学生的，得……”。2010年，北野武《极恶非道》描写，日本黑帮管老大叫“校长”，管老二、老三叫“主任（教务主任）”，低级成员称高级成员为“学长”。

听黑帮开会，像误入了所小学。是宋明清“学派”遗风，不读书的阶层对读书人的模仿。

武训可以欣慰，读书人大多不当官，愿意留在民间。

五、慈禧光绪

武训办义学，得到太后、皇帝的嘉奖。片中出现的慈禧、光绪形象，是照搬清末以来的八卦说法。

清末，外辱不断，慈禧集中了民间怨气，被描述成一个没见识的粗野之人。片中的她一开口，就是“把你们都宰了。”

她面对的是上朝的大臣，大臣们下跪磕头，自称“奴才”。询问北京的官宦后代，朝廷上没有“奴才”这个词，慈禧对大臣是直呼其名，叫“李鸿章”、“袁世凯”，大臣开口自称为“臣以为……”慈禧开口自称是“我觉得……”

片中退朝，是大臣们候着，慈禧由太监扶走——是京戏做法，京戏不像话剧转场能拉幕布，转场不便，让演皇帝的演员先退，方便演大臣的演员们继续演戏。

现实里，退朝不是太后退，是退大臣。退几步，转身就走了，没有“后背对着太后，不雅”的禁忌。一直正对，低头退到门口，是后宫下人退走的礼节，不是大臣的。

“皇上”是戏曲里的词，皇宫没这词，是叫“皇帝”。朝廷上，大臣叫慈禧为“太后”，下人才称为“老佛爷”——只能在后宫里说，这个词是不能当着大臣说。

慈禧晚期，迫于外国压力，舆论开放，国人纷纷办报，多成多败，京城一地，据称就有过三百多份报纸。慈禧在报纸上总挨骂，“老佛爷”的叫法，也被报人披露。多数大臣震惊，之前不知，觉得后宫里跟下人闹着玩的词，流传外界，实在不雅。

电影里称“老佛爷”，观众必反感，一个祸国殃民的人，自称为佛，实在狂妄。其实不是称佛，是“老年喇嘛”的意思，京城里生活着许多蒙古喇嘛，北京人管蒙古喇嘛叫佛爷。外地人不知，以为是“佛”，还加“爷”字，怎么听怎么别扭。

北京人口里的“爷”，也不是“爷爷”的意思，还是佛爷。京城家族，堂兄弟之间大排行，老五称为“五爷”，老十三称为“十三爷”。称对方为“爷”，不是自居小辈，是拿对方当出家人尊重。

北京人对刚出生的孩子，也称“爷”，爷爷刚抱上孙子，会说：“我的爷呀，来了我家，您得受苦啦。”当纯洁的孩子为出家人。

电影里拍的皇宫状况，得满足民间想像，写实了，就没观众缘了。1987年的《末代皇帝》典型如此。

事实是，皇帝大婚，从东北老家请了一批萨满（巫师），但皇帝嫌他们形象怪异，没让在婚礼上出现，本该萨满主持的环节，让几位满族大臣的夫人代办了。妃子要早一日入宫，跪迎皇后的婚嫁队伍。

跟英皇室结盟，甚至结亲，是清皇室的复辟计划之一。皇帝想实行英皇室的一夫一妻制，不娶妃，好日后跟英皇室交往，不显得自己落后。迫于积习，不行，为多少显得文明些，尊重妇女，不让妃子感到低人一等，废除了妃子跪迎皇后的环节。

但当导演的人，哪能错过视觉出彩的造型、“妃后见面”的戏剧性场面？贝托鲁奇拍成妃子带着一帮奇装异服的萨满，迎接皇后……场面荒诞刺激，欧美观众满意。

康有为、梁启超在报纸舆论上，将光绪描写为一代明君，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造成他的民间口碑好。本片中，慈禧、大臣们都相貌猥琐，独给光绪找了位英俊演员，没给他台词——因为他毕竟属于新时代被批判的阶级，要有台词，得暴露其阶级本性。

所以不说了，拍他坐书桌批奏折，举止文雅，一副读书人模样。导演小心地维护了大众共识。

六、黄马褂

清朝皇帝以黄色为朝服，书房坐垫也是黄色，卧室床面也是黄色，前所未有。历代皇帝服装，是黑、红、白，死后穿黄，是入殓的寿衣。

清朝皇帝是活人穿寿衣，四处走。帝后的婚床，不用红色，用葬礼上的海蓝色，喜事办得如丧事。过年时，宫里对联不用红纸，用白色。民间是家里死了人，才贴白对联。

他们的老家无此习俗，是入主京城，搬进前朝皇宫后，新生的做派。令人好奇，谁误导了他们？没查到记载，仅看到，这家人刚进京，事事仰仗一批明朝降臣。

可能那一批降臣里的谁吧？

像是洪承畴……

二百年來，没人提醒他们家一声吗？

匪夷所思，或许是他们家自己的主意，就是喜欢黄与蓝。

黄马褂，先是赏给皇宫护卫的，后变成对阵亡将士、特殊功绩的赏赐，低层奖品变为高层表彰。武训得赏黄马褂，但他拒绝，装疯不穿，被颁布圣旨的官员们强行穿上。

离开表彰会场，他回到义学校舍，以下是科学社会主义观点构成的情节：他神志清醒，看了看付出一生心血的地方，将黄马褂扔了，永远离开义学，流浪去了。

科学社会主义，在上世纪20年代，是大众热门，人人想了解。卖红色书籍，办书店才赚钱。在1940年代末，随着革命胜利，更加大热，民众熟悉。

科学，意味着对统治阶级彻底批判，放弃“鸠占鹊巢、顺势而为”等打入统治阶级内部、再改变统治阶级的幼稚想法，从此翻脸，选择正面作战，暴力革命。

扔黄马褂，否定了帝制皇权。

离开义学，表明“孔子—范仲淹”式的改良方案失败，武训发现上层对底层的种种表彰，还是一种统治手段，他不想再当这套游戏里的玩物。

他嘱咐义学里的小孩：“将来千万不要忘了咱穷人。”说得惨极了。他内心已认定，这帮孩子长大，是一帮白眼狼，必将归附皇权、顺服官场，个个都会欺压穷人。

他流浪，要重新寻找改变穷人命运的方法。难道要再探索几十年吗？不，出门不久，他就找到了。人的想法变了，现实就会立刻显现。

他遇上了一股农民起义军，笑了。表明找到了真理，当年思想进步的观众一看就懂，找到的是科学社会主义。

此片解释了旧社会的骗局、新社会的合理性，正是进入新社会的大众急于了解的，大批平日不看电影的人也走进影院。

为让思想落后的观众看懂武训的笑，不产生歧义，片尾借一位新社会的小学教员之口，宣说此片宗旨。

现在看，这一做法破坏了剧作，当年却是符合大众心理，造成票房奇迹。走出电影院时能得到明确答案，观众满意。

否则会看怒了观众，斥责导演：“你到底想说什么？藝术，还是要有主题的！你浪费了投资方的钱、剧场时间、观众的生命，不配称为导演……”

话剧、电影结束后，主创团队露面，跟观众探讨十五分钟艺术，是1990年代流行做法。经常尴尬，总挨骂。21世纪头十年，用词的激烈程度有所下降。我的印象，是2016、2017年，才不再听到当面骂导演的事了，当面客气，回家上网黑。

电影毕竟属于大众，导演们才刚免去当面被骂，所以七十年前孙瑜导演“口诉主题”的做法，无可厚非。

今日的电影形态是——即便导演急于要告诉观众什么，也不会在电影里直说。导演的主题阐述，是讲给创作部门听的，不是讲给观众听的。导演的艺术水平，体现在将主题阐述的话，转化为情节、氛围，让观众感受到，而不是听到。

《武训传》的形态，是含着导演阐述、社论、影评的综合体。电影传达信息，由孙瑜时代的“一步到位”——全靠电影本身，变为今日的“分开几步走”——分摊给杂志影评、影迷讨论、电视访谈。

观众不再着急，电影变得更像电影。

七、英雄本色

山东巡抚要向朝廷申请表彰武训，事先召见武训。武训去了，见面不行礼，给椅子不坐，坐地上，问话不答，忙着整理手里的碎布条，哼哼唧唧，形同疯子。

带武训来的地方官很尴尬，觉得武训“给脸不要脸”，如此无礼，连同自己的面子都丢尽了。巡抚却不介意，反而称赞武训是“英雄本色”、“一派风流”。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来自清末小说《儿女英雄传》。其概念不是作者创造，至少唐朝已有，他总结得有文采，成为名言。

常人活在思考里，由思考办一切事。脱离思考，找到了思考背后，那个“能”思考的东西，为本色。思考能力如手脚一样，是人的基本配置，脱离它很难。偶尔大惊之下、大悲之下能脱离片刻，醉酒者、疯癫者、濒死者能体会一点。

当丞相，一会儿掌控全局、一会儿处理急务，思维方式总切换，切换乱了，也能现本色。唐朝丞相裴休、宋朝丞相张无尽（商英）、明朝丞相宋濂、清朝丞相张廷玉，据称都是开悟者，见了本色。明朝大部分时间不设丞相，清朝也不设，宋濂、张廷玉有实无名，他俩是读书人领袖，读书人谬称为丞相。

丞相如此，孔子当然更被称为见了本色。

《论语》翻译到西方，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看了失望，觉得还不如不翻译过来，破坏了他对孔子的向往，讲的都是常识，没有哲学。

西方《圣经》在平民的教区、修道院是两种讲法，教区里不能质疑上帝，修道院里论辩上帝是否存在。东方的《论语》也一样，学堂教小孩的讲法，和书院里成人之间讲的不同。黑格尔看的翻译是教小孩的，当然失望。

比如，《论语·子罕篇》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扣其两段而竭焉。”教小孩，是讲知识和思考的关系——孔子自问自答：“我是无所不知吗？他人问我的事，常是我不知道的，但我能回答，教给他解决方法。因为我会分析，根据他提供的信息，找到答案。”

这么解释，孔子只是生活里的一个聪明人，黑格尔怎会满意？

书院里，解释为——我聪明吗？不聪明。聪明是对比得来的，人认识事物、推理未来，都是通过对比。我教学，是让学生放弃对比思维，让他们在思维尽头见到人之本色。

武训的无礼疯癫的行为，让山东巡抚赞叹，是觉得他达到了读书人推崇的“见了本色”，“叫停”与生俱来的思考能力，自然流露的，才是风流。

1986年，香港电影《英雄本色》，通篇江湖义气的情节、“男人要争气”的台词，不见本色，临近片尾，男主宋子豪深陷重围，两个只能逃一个的情况，让同伙小马哥先撤。

小马哥走后，他跟黑帮火拚，危急时，小马哥赶回，小孩逗趣般一笑，“让我走，偏不走”的得意，开心极了。此笑，脱离了义气、争气，显了本色，配上了片名。

武训见巡抚的拍法，如果导演是为表现“民只能以装疯卖傻的方式对抗官”，实在心酸，希望武训确是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