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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训传》里的悟道

2021-12-03徐皓峰

上海文学 2021年12期
关键词:读书人

徐皓峰

一、善书—社会主义

1951年公映的《武训传》,其剧作是《悲惨世界》一般的配置。

雨果的《悲惨世界》,是19世纪欧洲顶级畅销书,一部书的赢利等于一个跨国企业,法国评论界分析原因,用词是“天主教—社会主义小说”。

当然小说中的社会主义,是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还不懂阶级斗争。揭露各种不公正现象,设想解决社会矛盾的是“大工厂”——像大家庭一样、提供福利的工厂,19世纪中期欧洲的报纸、口头舆论都在讨论这种大工厂,是穷人改善生活的希望,也是富人追求社会进步的理想。

主人公冉·阿让一生都是个司法制度的受害者,符合“揭露不公正现象”,他创办了含托儿所、工人救济金、免费药房的企业,符合“大工厂”,晚年似一位天主教圣徒般,以全面牺牲个人幸福、奉献他人的方式,获得精神升华。

天主教道德观是大众传统,空想社会主义是大众热门,写这两桩事,人人都知道、人人有共鸣,阅读人群的覆盖面大。

《悲惨世界》是雨果个人最畅销的书,用此种配置,他仅此一次。《巴黎圣母院》《笑面人》《九三年》的读者限于平素看小说的人群,未能广及民间,而《悲惨世界》发动了平日不读小说的人群也看。

《武训传》公映后引发全国范围的大众好评,是1951年上半年的票房冠军,没有看电影习惯的人也争相看,《泰坦尼克》一般。模仿法国评论,可称为“善书—社会主义电影”,采用善书传统和科学社会主义观点。科学,是懂了阶级斗争。

善书——讲因果报应范例、个人成道的故事,从字面解释为“劝人行善之书”,是清朝民间畅销书类型,延续到民国。1930年代的《扬善半月刊》是学术刊物,却冒充善书为刊名,为争取读者吧?可想当时善书销量仍大。

善书的兴旺,因为清朝有两百多年,全国范围,每月民间都要宣讲圣谕十六条——康熙总结的道德规范,在各地孔庙里。确实枯燥,为招揽民众来听,热场一般,以弹唱表演的方式先讲善书,后来喧宾夺主,以演出为主。所以孔庙从不冷清,里面是吹拉弹唱。

所讲善书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更新。

《武训传》男主由凡人到圣贤的善书故事,辅以新时代广为传播的阶级斗争观点,人人都知道、人人有同感,必是高票房。

善书是用来唱的,我这代人不會。唐诗宋词是用来唱的,我这代人不会。“四书五经”都是用来唱的,我这代人不会。香港电影1993年《青蛇》、1994年的《梁祝》里,私塾读书在唱,可惜用的是现代流行歌曲,或山东快板。

《武训传》的可贵,是片中留下了一段私塾吟唱的调子。

私塾吟唱的调子有多种,韩国釜山孔子学院录音了几位韩国私塾时代老人的吟唱,未听到原版,听到一位当年派去跟老人们学的教师的唱。跟《武训传》不同,是另一种,竟然耳熟,是现今我们寺庙里唱《大悲咒》的曲调。

悲欣交集,慨叹文人不要的,被寺庙保留下来。祖辈的东西毕竟还在,在我们的地方上没有绝,只是“当面不相识”,不知它原是什么。

善书分两种,因果报应、个人成道。

“因果报应”多找名人编故事,梅兰芳是入善书的。如下:

梅兰芳的父亲是一位穷苦的胡琴琴师,领了一年薪水,回老家过年,途经一地,发水灾,不忍心见灾民饥饿,就把年薪都捐出去了,空手回家。

他过了个穷年,善报落在儿子梅兰芳头上。梅兰芳成为戏曲界龙头,一生的富贵荣耀,其实都是父亲一年年薪的回报。

——肯定不符合事实,梅父不是打工仔,是老板,除了拉琴,还经营饭庄。梅兰芳成为四大名旦之首,是祖孙三代累积出的综合实力。比如,其他三位名旦的乐师班底,都出自梅家,不是他父亲教的,就是从梅家乐师班分出去的。

但老百姓更愿意听“一年年薪换一生”的故事。

因果报应的故事是底层的励志书、成功学,以小搏大、以少胜多,代价不高,收获难以想像的巨大。穷苦琴师一年年薪,没多少钱,换来儿子成为京戏龙头。

另一种“个人成道”的故事,更是以小搏大,小付出,能成圣贤。比如:

明朝初年,湖南潭州,有个叫“黄打铁”的铁匠,收入少,手停口停——今天不打铁今天没得吃,十分苦闷,觉得自己如同犯人,一生都将被囚在火炉前,动弹不得。有位过路僧教他,打一下铁、念一声佛。他老实照做,三年后,成道了。

没看过经书,却超越高僧大德。

武训三十年乞讨办义学,一番辛苦,朝廷赏黄马褂、立功德牌坊,封为“乞圣”,成为圣贤,超过了功臣、忠烈、鸿儒。功臣要冒险、忠烈要惨死、鸿儒要著作等身,代价巨大,他们成不了圣贤,你成了,跟他们比,你还是“以小搏大”。

低起点的人达到最高成就,对于大众,实在励志。善书畅销,是因为怎么看怎么高兴吧?描述出“唾手可得、一步登天”的捷径人生。

二、元曲苦情

苦情戏典范是《窦娥冤》,跟好莱坞剧作截然相反,美国的观影人群主体是城市蓝领阶层、农场打短工的牛仔、零售贩子,都是手停口停的月薪阶层,他们喜欢赢,赢了才能活。所以,好莱坞电影是“一场胜利”,个人跟现实搏斗,战胜现实。

苦情戏是“一场失败”,个人面对现实,像霜打的茄子般——蔫了,坏事接踵而来,一桩比一桩严重。好莱坞是有来有往,在现实打击下,个人能反击,《窦娥冤》是一边倒,个人毫无还手之力,窦娥被逼死。

元曲苦情,因国破家亡,科举废除,文人居下流,前所未有的无力,写的剧情,要逼出心底最后一滴泪。哭痛快了,才能爽了。

民国电影《苦菜花》、大陆1980年代《天云山传奇》、香港1960年代《可怜天下父母心》、台湾1980年代《妈妈再爱我一次》,都是苦情戏。

沟口健二导演的《山椒大夫》,是日本苦情戏典范。父亲死后,坏人就来了,母亲被卖作妓女,儿女被卖作奴隶。女儿长大后,自杀,儿子长大后,一度当官,观众刚舒了口气,打击立刻落下,为了实现亡父的理想,儿子丢了官。

成为穷人后的他找到母亲,而母亲已又瞎又疯,过去的灾难无法挽回,现今的他也没能力让母亲过上好日子,母子二人终于团聚,却只能相拥痛哭。

日本传统文艺是“颓到底、惨到底”。影评人佐藤忠男提供史实,“二战”期间,日本鼓励民众参战的宣传片,为赢得最大覆盖面的观众,要采用苦情戏模式:一个男人打仗去了,家里的父母妻儿陷入贫困和无人帮的处境,很快病死累死,得知自己家破人亡的他,洒泪重上战场。

美军入驻日本后,清剿战争宣传片,不料看后发现,明明是反战电影呀,讲述战争摧毁个人幸福。不知日本民众看了,会产生上战场的冲动,思维是“他都那么惨了,还要上战场,可钦可敬,我没他惨,更要上”。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喊苦就有大众缘。

卡耐基总结人性误区,第一是不认错,第二是总觉得自己冤。是考察犯人得出的结论,刚判刑会认错,监狱里待久了,就会觉得自己没错,是被冤枉的。欺负人的人,内心自我定位也是被欺负的,是给挨打者“逼的”。

好人坏人、弱者强者都内心委屈,对“受欺负”的电影,深感共鸣。

好莱坞1940年的《魂断蓝桥》也是苦情戏,女主在生活打击下毫无还手之力,战争来临,爱人、父母、事业全部失去,因为还想活着,为一口饭,当了妓女,结尾因为自尊,吃不下这口饭了,选择自杀。

简直就是我们的《苦菜花》,在美国本土没观众缘,却感动民国。

《武训传》前半是苦情戏,武训生来就是乞丐,跟母亲沿街乞讨,父亲已死,很快母亲也死。十七岁到张举人家打工,被赖去工钱,三年白干,还遭毒打。

所爱女子小陶被张举人的打手掳走,武训无能为力,小陶要被张举人高价卖给一个龌龊老男人,武训无能为力,小掏被逼自杀,武训无能为力。

惨成这样,肯定能赚到钱了,剧组也真的关机了,不料被追加投资。钱得花完,剧组二度开机,一百分钟左右的电影,扩充为三小时。

多了的钱,让导演重新思考,加了“武训悟道”段落,影片后半,不再苦情,武训反抗,虽然反抗的方式超出常理。

三、悟道

儒家的悟道,不神秘,十三四岁的少年也知道是什么,上了学就能读到——孟子所言的“万物皆备于我”,你一人等于全世界,你对世界的变化负全责。一代代读书人都知道这个,讨论这个,是读书人之间的正经言论。

读来容易,真这么想,则难了。

武训遭毒打后,体热发烧,连日噩梦,突然梦中惊醒,真这么想了。他没大到全世界,但也足够大,觉得他一个人可以改变一个阶层。

他的办法,是乞讨到钱,让千万穷孩子上学。当他心仪的姑娘小陶被张举人逼死后,他不是上门找张举人拚命,而是更加投入地卖艺乞讨。

他是弱者,弱者赢不了眼前,只能远攻,给逼出了超级开阔的思维:小陶与千万穷孩子合一,穷孩子们能读书,长大后遏制千万个张举人,这才是彻底报仇。

万物皆备于我——塔尔科夫斯基最后两部作品都在拍这事。先是1983年的《乡愁》,老塔患上癌症,自知必死后,又拍了一次,即是1986年的《牺牲》。

《乡愁》男主认为世上的美好是假相,实则早败坏,陷入抑郁。一个疯子告诉他,你一个人就能拯救全世界,持根蜡烛,穿越圣凯瑟琳水池,你能保住烛火不熄灭,安放到祭台,世界就得救了。《牺牲》是男主被告诉“你一个人能遏制住美苏核战”。没人告诉武训,是他连日发烧,打破了习惯思维,得出结论:“我看世上的事情,就没有人办不到的。”

但“万物皆备于我”,毕竟不是人的习惯思维。《乡愁》中,拯救世界只要点一根蜡烛,男主做了,但常人的习惯思维里,个人在世界面前太渺小了,不相信拯救世界会这么简单,总觉得要付出巨大代价。

蜡烛摆上祭台后,他心脏病骤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终还是不信。武训也如此,激动过后,很快泄气:“我只会说梦话,干不了大事情。”

他还是去做了,乞讨三年,攒下一百五十吊钱。眼瞅着这样下去,能成功,刚高兴,钱就被人骗走了。按老塔理论,只要“干不了大事情”的念头还在,就会造出事端,让自己不成。

之前是小陶劝说他坚持想法,来自美丽女士的鼓励,令他去实践。小陶被张举人逼死,更是绝大刺激,悲愤之下,要干大事。

攒下一百五十吊的喜悦,让他放松,“干不了大事情”的念头浮出心底,化作几个坏人,将钱骗走。

老塔1979年的《潛行者》,讲述有个奇异房间,人在里面许愿,会迅速实现。一人潜入,祈祷重病的弟弟康复,回来后,发现弟弟死了,而自己成为富豪。原来他心里最大的愿望,不是拯救弟弟,而是有钱。

这个房间,将造成世界大乱,人类欲望的不确定性,将毁了人类。一个科学家背着雷管,准备炸毁房间,最终却放弃,因为领悟到,房间的功能,现实生活完全具备,世界就是个大房间——主观愿望实现不了,而潜在欲望全被实现。

实现的方式,巧妙婉转,骗过了一切人。

世界如此,炸掉小房间,没有意义。

1972年的《索纳里斯》,是老塔初步这么想,故事讲述,人类在一颗叫索纳里斯的星球上设立考察站。一个刚到考察站的人,一觉醒来后,遇上了已死的妻子。索纳里斯星的磁场,能让人类在梦里成形的东西,也在现实里成形。

梦到妻子,身边就有了妻子。

影片结尾,此人回到地球,发现地球是一颗升级版的索纳里斯星,升级出种种伪装,连陆地都是伪装,地球其实跟索纳里斯星一样,只有海洋。地球骗过了一切人。

武训被骗后,度过沮丧,继续乞讨,需要一场戏描述他精神上的二次觉悟,彻底清除“干不了大事”的念头,作为剧情的新起点。

成片里,是他受到穷人们的鼓励,见他被骗,捐钱给他。这是外在因素,他还需要一个内在因素,否者剧情转不过来。因为他第一次觉悟,搭上了小陶的人命,这个刺激太大了。

第二次跟第一次比,刺激小了。该是更大的什么,否则强度不够,剧情无法上扬。

影片的处理方法,是用蒙太奇效果“混”过去,组合一系列他在各地乞讨、时光流逝成了老人的画面,用画外音讲述他的决心。

蒙太奇段落结束,三十年过去,他坐在小陶坟前,高兴地说钱终于攒够了——观众高兴不起来,会胡思乱想。世上没有坏人了吗?同样是您,怎么就保住钱了?

得有一场精神质变,武训不再是以前的武训,表现“三十年辛苦”的蒙太奇组合才能成立,否则观众只是觉得他老了。

当年,蒙太奇手法是时代热门,导演们信赖蒙太奇的威力。现今看,蒙太奇再精彩、画外音再激昂,仍没法替代剧情,还是少了场戏。

如果请老塔接手,补上这场戏,该是类似他1966年作品《安德烈·卢布廖夫》中的情节吧?

一个少年为离开被战争摧毁的家乡,对路过的大公,谎称自己知道铸造教堂大钟的技术,他被委任,煞有介事地指挥施工,竟然铸成了。

面对这个结果,他没得意,反而吓哭了,因为搞不清这世界的逻辑了,不敢见人、不敢活了。画家安德烈·卢布廖夫安慰他,世界就是这样,你当真,就会成真。

安德烈·卢布廖夫有一桩神像画的订单,因为觉得自己无法领悟神的旨意,搁置了十一年。铸钟少年身上发生的事,让他明白,自己所想,就是神意,于是动笔开画。

卢布廖夫是15世纪的人,比他早三百年的南宋人,已在讲这样的故事。《陆象山语录·上》三十四卷,朱济道称赞文王,谓曰:“文王不可轻赞,须是识得文王,方可称赞。”济道云:“文王圣人,诚非某所能识。”曰:“识得朱济道,便是文王。”

——文王是圣人,《易经》的成文作者,比孔子崇拜的周公还要高一个等级。朱济道称颂他,陆象山说:“你见过他吗?没见过,就别称赞。”朱济道:“我怎么可能见过?”陆象山说:“你就是文王啊。”

象山和老塔能聊到一起。他俩加戏,可能这样:武训被骗钱后,心灰意冷,围观群众掏钱支持他,穷人随身的钱,能有多少?只是精神鼓励。他不好违众人好意,假装高兴,收了钱离开。但他不打算再做了,远走它乡,回到十七岁时的人生规划,靠卖力气,给人打短工,攒够了钱,买下一亩三分地,当个自耕农。

为避开旧人旧日,他越走越远,在个陌生村落,井边求水时,遇上个姑娘,说着跟小陶一样的话,小陶一样地对他有好感。

他吓出一身冷汗,忽然明白,是自己内心的良善,让他的生活里出现了小陶,只要此心还良善,他就还会遇上小陶一样的姑娘,甚至结婚生子,家庭幸福。

小陶可以在生活里再现,说明“让千万穷孩子读书”的大事也可以实现。于是他辞别了再现的小陶,干大事去了……

其实这场戏,本片导演孙瑜已经拍了,可惜没放在“钱被骗”之后、“三十年辛苦”的蒙太奇段落之前。

放在此处,是精神升华,放在别处,是普通伤感,只是在乞讨路上怀念了一下小陶。

四、义学与学派

孔子向平民介绍贵族文化,说贵族阶层的终极理想是被推翻,不是后期想法,是一开始就这么想。

《礼记》是孔子之前的政治规范,相当宪法。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理想社會,是公平、公益。公平首先是选举的公平,品德高、才干高的人能被选出,委以重任,这种人讲信用,能平等对待民众。公益是脱离了小家概念,将别人的父母也看作自己的父母,别人的儿女也看作自己的儿女。老年人养老、成年人找职业、儿童成长、孤寡人士的生活,皆由全社会共同负责。

个人有多余物品,放置在公共场所,提供给他人。个人有多余精力,不顾惜自己,为他人出力。公平的事久了,公益的事多了,就不会再有谋害他人的想法,更不会发生谋害他人的行为。等到人们的家门都不用上锁时,可称为“大同”社会。

“大同”,等于《易经》上的“群龙无首”一词。大雁南飞,头雁为首,其余大雁排序依次跟随。龙群在天上飞,没人见过,类比水里的鱼群,鱼群是一大团,不见头鱼,没有谁听谁的,而万众一心,行动不乱。

有《礼记》为证,贵族只能自我否定,承认现在的一切并不合理,是暂时现象,终会一切全变。

封建、帝制是等级森严,有种种不平等现实,但汉朝“独尊儒术”后,孔子理念成为社会共识,帝王将相要将“大同”视为自己行政的最高理想,总得实践一二件,或起码在口头上要这么说,否则不好意思当帝王将相。

平民从孔子一门知道这事,绝不口软,既然统治者这么说,我们就这么编排你们。京戏里的《打龙袍》,皇帝犯错,交出件衣服让人打,代替自己挨打;《铡美案》驸马爷犯罪,与民同罪,该杀就杀;《铁公鸡》将军与马夫平等相待;《锁麟囊》富人与穷人平等相待……

“仁”是《论语》里最好的词,是“群龙无首”、“大同”之意,谥号被称为“仁宗”的皇帝,说明有平等举措,“仁宗”在位的时间段,是好时光,全天下都会松口气。

明朝的“仁宗”只有八个月,看来明朝不太行。北宋的“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利用科举制度,选拔平民子弟当官,称为“寒门俊才”,以抵消战功家族后代、豪门子弟当官的份额。

让穷孩子读书,是宋、明、清的基本国策,制衡权贵、军阀,维护政权稳定。范仲淹便是一位寒门俊才,带兵打过仗、搞过经济改革,辞官后返回民间,开创了义学。

武训乞讨,为办义学。小时候妈妈告诉他,咱们家乡风气不好,没有义学,所以你读不成书。说明别的地方有义学。

武训办义学,是按范仲淹模式——先要有义田,不是盖几间房子、请几位老师,那样维持不了几年。买下田地,以田产收入养学校,便能世代延续,范仲淹自己办的义学维持八百余年,直至民国。这个工程大了,先要当个大地主,所以武训要乞讨三十年。

武训有段台词:“他们不让我念书,说我不配念书,说穷人就该做牛做马,做得累死饿死,让我们世世代代糊里糊涂。”说富人不让穷人读书,搞文化隔离……嗯,说明他们家乡风气确实不好。

孔子学生颜回,家徒四壁,但在孔门弟子排首位,在孔庙里,他的像紧挨孔子像,天下穷人都受鼓励。北宋重臣范仲淹、欧阳修都是穷孩子出身,一个吃不起饭,将一碗冷粥划块,分作几餐吃;一个买不起纸,划沙子练字。

两千七百年前的春秋时代,确实是贵族子弟才能读书,平民不能学的多了,不单是读书,音乐、接触史料、行礼等等都不行。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大夫级别的贵族犯了罪,不受刑、不蹲监狱,回家自杀——也还是要受惩罚,日本电影里的切腹,是此遗风,自杀是特权,低级官僚自杀,是违法行为,其家族要承担惩罚。

礼乐,是贵族之间的,平民不需要学。在孔子之后,就突破了。

孔子自称贵族,鲁国人认为他不是,贵族子弟的活动,拒绝他参加。孔子以非正式的方式,学得了各种贵族才艺后,办学教给平民,是违法行为,只是在贵族普遍被家臣篡权的春秋时代,全社会乱相,违法的事太多,孔子没受到追究。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人性弊病,是喜欢对别人指手画脚。用来形容孔子办学,太贴切——当老师危险,铁定是犯罪。

《论语·述而篇》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朱熹注解为,给我十条以上的肉干当学费,我没有不教的——很伟大,打破了贵族身份的限定,以学费为唯一标准,将文化教给平民。

也有说法,是连学费都不要。明末清初,读书人以批朱熹为乐,认为将“束修”二字解释为十条肉干,朱熹又错了。束修,也可解释为自我修养——对自己有要求的人来见我,我没有不教的。甚至解释为整理衣服、洗了脸——好模好样来见我,我没有不教的。

哇……来了,就教。

影片后半,武训买下义田后,宣布办義学,得到乡绅阶层的普遍支持,跟着捐钱、捐田、捐校址、捐木捐瓦,因为孔子是读书人祖师、范仲淹是读书人偶像,武训延续他俩事业,读书人必须表态。

乡绅们办义学的商讨会上,武训的早年仇人——张举人赶到,故意穿了身官服,嚣张大骂武训,还要没收武训办义学的钱,结果被一位穿着日常服的青年呵斥,张举人登时不敢再欺负武训,说了几句客气话,表示自己也是读书人,灰溜溜退去。

官服在读书人里没用,只要你也读过书,跟读书人就得平等交往,耍官威不灵,只能讲理。读书人以当官为耻,《论语·宪问篇》原宪提问,什么是“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谷,是俸禄。一种解释为,政治清明,可以当官拿俸禄。政治混乱,当官拿俸禄,是耻辱。另一种解释是,“邦有道、邦无道”是并列句式,不管有道无道,只要当官,就是耻辱。

因为人太容易在官场迷失,孔子认为要先读书再实践,否则就是自取其辱。《论语·先进篇》,子羔还没学明白,子路介绍子羔当官,孔子说:“你是在害他。”子路辩解:“可以在实践中学习。”孔子骂人了:“你个混蛋。”

读书重于实践、学问重于官位,是传统意识。所以《武训传》中会出现“读书人呵斥官员,官员认”的事。

读书人讲的理,不读书的人也知道,就是“公平”二字,人不能欺负人。武训早年遭张举人手下殴打,保护自己的唯一的话是“你们不讲理呀”。但是他说这话,保护不了自己,读书人可以。

殴打读书人,是“有辱斯文”,为社会禁忌。

传统社会结构,是士农工商四个阶层,读书人为首,给其他三个阶层做表率。为维护表率地位,一个读书人挨打,其他读书人会集体报复,非要找平这件事不可。

同样道理。好莱坞电影中,警匪间的默契是,抓捕时互有伤亡没关系,但匪徒不能在生活里暗杀警察,否则警察人人自危,必集体报复,非要灭了暗杀者不可,而且是株连,要打击所在帮派。

“四书五经”很奇怪,读了能改变气质,跟不读书的人拉开距离,即便破衣烂衫,一看也是读书人,太容易识别。片中义学中的尖子学生、商讨会上仗义执言的书生,气质如此,感谢孙瑜导演,留下了读书人样貌。

读了书,就不会挨打了。武训办义学,至少是给穷孩子提供保护衣。

义学办起来后,武训听到学子念“学而优则仕”——学好了,去当官。武训大惊,从此装疯卖傻,觉得自己的理想被玷污。办义学,为让穷孩子学好后保护穷人,如果学习后成了官,一个个变成张举人,坑害百姓……小陶的仇就永远报不了啦。

可想武训的窝心。

片中支持武训办义学的乡绅、老师们,都是有风范的。可能武训觉得自己跟他们说不上话,未去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学而优则仕——不是孔子说的,是学生子夏说的。《论语·公冶长篇》孔子认为学生漆雕已学成,安排他去当官,漆雕抗拒:“吾斯之未能信。”孔子听了,非常高兴。

《礼记》讲的“大道之行”,是公平公益。公平公益,在民间也可以做。说“学而优则仕”的子夏,自己就不当官,留在民间办学。

北宋范仲淹改革失败,朝廷里办不成的事,拿到民间做,除了义学,还创建了类似现代的信托基金机构,民间先受益。

南宋的陆象山办学,先表明,跟我学,你别当官,要立志在民间办社团。明朝王阳明自己当大官,让学生留在民间办社团。这类读书人办的社团,为跟农工商的社团区别,自称为“学派”。

清朝学派众多,写《老残游记》的刘鹗,属于太谷学派,也是以“不当官”为宗旨,在民间搞创举。

1986年,张彻导演的《大上海1937》里,青帮老大管手下叫“学生”,称杜月笙这样的后起之秀为“一个好学生”,两个老大聊天,说的是“咱们教学生的,得……”。2010年,北野武《极恶非道》描写,日本黑帮管老大叫“校长”,管老二、老三叫“主任(教务主任)”,低级成员称高级成员为“学长”。

听黑帮开会,像误入了所小学。是宋明清“学派”遗风,不读书的阶层对读书人的模仿。

武训可以欣慰,读书人大多不当官,愿意留在民间。

五、慈禧光绪

武训办义学,得到太后、皇帝的嘉奖。片中出现的慈禧、光绪形象,是照搬清末以来的八卦说法。

清末,外辱不断,慈禧集中了民间怨气,被描述成一个没见识的粗野之人。片中的她一开口,就是“把你们都宰了。”

她面对的是上朝的大臣,大臣们下跪磕头,自称“奴才”。询问北京的官宦后代,朝廷上没有“奴才”这个词,慈禧对大臣是直呼其名,叫“李鸿章”、“袁世凯”,大臣开口自称为“臣以为……”慈禧开口自称是“我觉得……”

片中退朝,是大臣们候着,慈禧由太监扶走——是京戏做法,京戏不像话剧转场能拉幕布,转场不便,让演皇帝的演员先退,方便演大臣的演员们继续演戏。

现实里,退朝不是太后退,是退大臣。退几步,转身就走了,没有“后背对着太后,不雅”的禁忌。一直正对,低头退到门口,是后宫下人退走的礼节,不是大臣的。

“皇上”是戏曲里的词,皇宫没这词,是叫“皇帝”。朝廷上,大臣叫慈禧为“太后”,下人才称为“老佛爷”——只能在后宫里说,这个词是不能当着大臣说。

慈禧晚期,迫于外国压力,舆论开放,国人纷纷办报,多成多败,京城一地,据称就有过三百多份报纸。慈禧在报纸上总挨骂,“老佛爷”的叫法,也被报人披露。多数大臣震惊,之前不知,觉得后宫里跟下人闹着玩的词,流传外界,实在不雅。

电影里称“老佛爷”,观众必反感,一个祸国殃民的人,自称为佛,实在狂妄。其实不是称佛,是“老年喇嘛”的意思,京城里生活着许多蒙古喇嘛,北京人管蒙古喇嘛叫佛爷。外地人不知,以为是“佛”,还加“爷”字,怎么听怎么别扭。

北京人口里的“爷”,也不是“爷爷”的意思,还是佛爷。京城家族,堂兄弟之间大排行,老五称为“五爷”,老十三称为“十三爷”。称对方为“爷”,不是自居小辈,是拿对方当出家人尊重。

北京人对刚出生的孩子,也称“爷”,爷爷刚抱上孙子,会说:“我的爷呀,来了我家,您得受苦啦。”当纯洁的孩子为出家人。

电影里拍的皇宫状况,得满足民间想像,写实了,就没观众缘了。1987年的《末代皇帝》典型如此。

事实是,皇帝大婚,从东北老家请了一批萨满(巫师),但皇帝嫌他们形象怪异,没让在婚礼上出现,本该萨满主持的环节,让几位满族大臣的夫人代办了。妃子要早一日入宫,跪迎皇后的婚嫁队伍。

跟英皇室结盟,甚至结亲,是清皇室的复辟计划之一。皇帝想实行英皇室的一夫一妻制,不娶妃,好日后跟英皇室交往,不显得自己落后。迫于积习,不行,为多少显得文明些,尊重妇女,不让妃子感到低人一等,废除了妃子跪迎皇后的环节。

但当导演的人,哪能错过视觉出彩的造型、“妃后见面”的戏剧性场面?贝托鲁奇拍成妃子带着一帮奇装异服的萨满,迎接皇后……场面荒诞刺激,欧美观众满意。

康有为、梁启超在报纸舆论上,将光绪描写为一代明君,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造成他的民间口碑好。本片中,慈禧、大臣们都相貌猥琐,独给光绪找了位英俊演员,没给他台词——因为他毕竟属于新时代被批判的阶级,要有台词,得暴露其阶级本性。

所以不说了,拍他坐书桌批奏折,举止文雅,一副读书人模样。导演小心地维护了大众共识。

六、黄马褂

清朝皇帝以黄色为朝服,书房坐垫也是黄色,卧室床面也是黄色,前所未有。历代皇帝服装,是黑、红、白,死后穿黄,是入殓的寿衣。

清朝皇帝是活人穿寿衣,四处走。帝后的婚床,不用红色,用葬礼上的海蓝色,喜事办得如丧事。过年时,宫里对联不用红纸,用白色。民间是家里死了人,才贴白对联。

他们的老家无此习俗,是入主京城,搬进前朝皇宫后,新生的做派。令人好奇,谁误导了他们?没查到记载,仅看到,这家人刚进京,事事仰仗一批明朝降臣。

可能那一批降臣里的谁吧?

像是洪承畴……

二百年來,没人提醒他们家一声吗?

匪夷所思,或许是他们家自己的主意,就是喜欢黄与蓝。

黄马褂,先是赏给皇宫护卫的,后变成对阵亡将士、特殊功绩的赏赐,低层奖品变为高层表彰。武训得赏黄马褂,但他拒绝,装疯不穿,被颁布圣旨的官员们强行穿上。

离开表彰会场,他回到义学校舍,以下是科学社会主义观点构成的情节:他神志清醒,看了看付出一生心血的地方,将黄马褂扔了,永远离开义学,流浪去了。

科学社会主义,在上世纪20年代,是大众热门,人人想了解。卖红色书籍,办书店才赚钱。在1940年代末,随着革命胜利,更加大热,民众熟悉。

科学,意味着对统治阶级彻底批判,放弃“鸠占鹊巢、顺势而为”等打入统治阶级内部、再改变统治阶级的幼稚想法,从此翻脸,选择正面作战,暴力革命。

扔黄马褂,否定了帝制皇权。

离开义学,表明“孔子—范仲淹”式的改良方案失败,武训发现上层对底层的种种表彰,还是一种统治手段,他不想再当这套游戏里的玩物。

他嘱咐义学里的小孩:“将来千万不要忘了咱穷人。”说得惨极了。他内心已认定,这帮孩子长大,是一帮白眼狼,必将归附皇权、顺服官场,个个都会欺压穷人。

他流浪,要重新寻找改变穷人命运的方法。难道要再探索几十年吗?不,出门不久,他就找到了。人的想法变了,现实就会立刻显现。

他遇上了一股农民起义军,笑了。表明找到了真理,当年思想进步的观众一看就懂,找到的是科学社会主义。

此片解释了旧社会的骗局、新社会的合理性,正是进入新社会的大众急于了解的,大批平日不看电影的人也走进影院。

为让思想落后的观众看懂武训的笑,不产生歧义,片尾借一位新社会的小学教员之口,宣说此片宗旨。

现在看,这一做法破坏了剧作,当年却是符合大众心理,造成票房奇迹。走出电影院时能得到明确答案,观众满意。

否则会看怒了观众,斥责导演:“你到底想说什么?藝术,还是要有主题的!你浪费了投资方的钱、剧场时间、观众的生命,不配称为导演……”

话剧、电影结束后,主创团队露面,跟观众探讨十五分钟艺术,是1990年代流行做法。经常尴尬,总挨骂。21世纪头十年,用词的激烈程度有所下降。我的印象,是2016、2017年,才不再听到当面骂导演的事了,当面客气,回家上网黑。

电影毕竟属于大众,导演们才刚免去当面被骂,所以七十年前孙瑜导演“口诉主题”的做法,无可厚非。

今日的电影形态是——即便导演急于要告诉观众什么,也不会在电影里直说。导演的主题阐述,是讲给创作部门听的,不是讲给观众听的。导演的艺术水平,体现在将主题阐述的话,转化为情节、氛围,让观众感受到,而不是听到。

《武训传》的形态,是含着导演阐述、社论、影评的综合体。电影传达信息,由孙瑜时代的“一步到位”——全靠电影本身,变为今日的“分开几步走”——分摊给杂志影评、影迷讨论、电视访谈。

观众不再着急,电影变得更像电影。

七、英雄本色

山东巡抚要向朝廷申请表彰武训,事先召见武训。武训去了,见面不行礼,给椅子不坐,坐地上,问话不答,忙着整理手里的碎布条,哼哼唧唧,形同疯子。

带武训来的地方官很尴尬,觉得武训“给脸不要脸”,如此无礼,连同自己的面子都丢尽了。巡抚却不介意,反而称赞武训是“英雄本色”、“一派风流”。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来自清末小说《儿女英雄传》。其概念不是作者创造,至少唐朝已有,他总结得有文采,成为名言。

常人活在思考里,由思考办一切事。脱离思考,找到了思考背后,那个“能”思考的东西,为本色。思考能力如手脚一样,是人的基本配置,脱离它很难。偶尔大惊之下、大悲之下能脱离片刻,醉酒者、疯癫者、濒死者能体会一点。

当丞相,一会儿掌控全局、一会儿处理急务,思维方式总切换,切换乱了,也能现本色。唐朝丞相裴休、宋朝丞相张无尽(商英)、明朝丞相宋濂、清朝丞相张廷玉,据称都是开悟者,见了本色。明朝大部分时间不设丞相,清朝也不设,宋濂、张廷玉有实无名,他俩是读书人领袖,读书人谬称为丞相。

丞相如此,孔子当然更被称为见了本色。

《论语》翻译到西方,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看了失望,觉得还不如不翻译过来,破坏了他对孔子的向往,讲的都是常识,没有哲学。

西方《圣经》在平民的教区、修道院是两种讲法,教区里不能质疑上帝,修道院里论辩上帝是否存在。东方的《论语》也一样,学堂教小孩的讲法,和书院里成人之间讲的不同。黑格尔看的翻译是教小孩的,当然失望。

比如,《论语·子罕篇》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扣其两段而竭焉。”教小孩,是讲知识和思考的关系——孔子自问自答:“我是无所不知吗?他人问我的事,常是我不知道的,但我能回答,教给他解决方法。因为我会分析,根据他提供的信息,找到答案。”

这么解释,孔子只是生活里的一个聪明人,黑格尔怎会满意?

书院里,解释为——我聪明吗?不聪明。聪明是对比得来的,人认识事物、推理未来,都是通过对比。我教学,是让学生放弃对比思维,让他们在思维尽头见到人之本色。

武训的无礼疯癫的行为,让山东巡抚赞叹,是觉得他达到了读书人推崇的“见了本色”,“叫停”与生俱来的思考能力,自然流露的,才是风流。

1986年,香港电影《英雄本色》,通篇江湖义气的情节、“男人要争气”的台词,不见本色,临近片尾,男主宋子豪深陷重围,两个只能逃一个的情况,让同伙小马哥先撤。

小马哥走后,他跟黑帮火拚,危急时,小马哥赶回,小孩逗趣般一笑,“让我走,偏不走”的得意,开心极了。此笑,脱离了义气、争气,显了本色,配上了片名。

武训见巡抚的拍法,如果导演是为表现“民只能以装疯卖傻的方式对抗官”,实在心酸,希望武训确是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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