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庆丹

（辽宁中医药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辽宁沈阳 110847）

在新冠病毒性肺炎（COVID-19）疫情防控过程中，《传染病防治法》作为突发公共卫生领域重要的特别法，为依法抗疫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保障，但同时也暴露出该法面对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法治供给的不足：个人权利与公共卫生安全之间的紧张与调适，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与博弈，专业机构与行政机构之间的自治与依附，集中统筹与分散多元的互动与协调，等等。因此，有必要对现行《传染病防治法》中突出的法治供需矛盾予以梳理，评估《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具体修法建议，完善我国公共卫生应急法律制度。①参见胡鸿朝：《在疫情中检验完善应急法律体系》，《中国应急管理》2020年第2期，第24-25页。

一、《传染病防治法》的立法更迭与特点

我国传染病防治立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 年国务院颁布的《传染病管理办法》，1978 年修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急性传染病管理条例》。这两个行政法规的颁布实施，使新中国的传染病防治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毕竟属于行政法规，立法层级较低。1988年1月在上海出现的由毛蚶而引发的逾30 万人感染的甲型肝炎暴发，直接推动了我国1989 年2 月2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本文简称《传染病防治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传染病防治由行政管理迈向法治管理。

2003 年暴发的SARS 让我们重新审视该《传染病防治法》的不足：疫情报告不及时导致民众恐慌，条块分割导致配合迟延，行政紧急权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不足导致公权对私权的恣意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