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同胜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旧唐书·列传第四》记载，隋末唐初，王世充僭称皇帝之前，广造社会舆论，采纳道士桓法嗣的“王继羊(杨)后”之图谶，“罗取杂鸟，书帛系其颈，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有弹射得鸟来而献者，亦拜官爵。”[1](P2231)或以为王世充此举是好德放生，或以为王世充自信神权天授而广而告之，或以为王世充神神鬼鬼、荒诞不经。其实，这是琐罗亚斯德教印绶鸟信仰在中原的本土化表现。当然，印绶鸟与此处的“书帛系其颈”之杂鸟存在着差异，即前者没有文字书其上。可是，文化符号的跨民族旅行，它总是发生在地化的。西域文化环境中自有物的言说；汉文化又有天书降谕的传统：变异的、变形的、被尘封的图像符号在异文化生态中于是就往往被视若无睹。前贤时俊既然对此尚未予以关注，本文试发覆之，并进而论及王世充的宗教伦理和政治生命，解释历史书写内在的因果逻辑。

一、印绶鸟的宗教内蕴

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是西域古老的宗教，而印绶鸟(又名戴胜立鸟、衔绶鸟、系带鸟、含绶鸟、戴绶鸟、戴胜衔绶带鸾鸟、立鸟、衔物立鸟、鹘衔瑞草、雁衔绶带等)是琐罗亚斯德教中的吉祥鸟。据波斯式吉祥鸟图像，吉祥鸟的特征是“有头光、戴胜”。有头光，是因为琐罗亚斯德教崇尚光明，因此宗教叙事中重要的神祇或帝王大多拥有头光。这里的“戴胜”，是姜伯勤在其《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中的命名。其实，戴胜是两条印绶带子。姜伯勤将颈后飘着两条带子的鸟命名为吉祥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