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玮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湖北宜昌 443002)

晋人衣冠南渡后，统一的局面再次被打破，南北对峙的局势形成且延续数百年。在传统语境中，对于非大一统的时代，文人多以“风雨飘摇”一言以蔽之，于是南朝呈现出的往往就是杜牧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哀婉伤感。但实际上南朝亦曾是充满文化自信、积极创造求新的时代，有着蓬勃昂扬的文化精神。正如清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所言：“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1]南朝是中国诗史上诗运攸关的重要时期。而“宫体诗”作为南朝特别是萧梁时期的经典文化符号，自横空出世，便“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柔情绰态，媚于语言”，令观者忽而“远而望之”，忽而“迫而察之”[2]，竟难得其意。

关于“宫体诗”，可以从“神圣”与“世俗”两端予以认知。以“世俗”论之，集中于宫体诗所描绘的内容，多为女性、男女情爱、咏物，故宫体诗“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是“乱代之征”[3]，是“淫放”“轻险”[4]，是文学的“堕落”[5]；而另一端则是“神圣”的表达，不要忽视宫体诗的作者佛教信徒的身份，故对物(包括被物化了的女性)的描摹便成为佛教的“观照”，通过体验幻象而完成对真相的参悟；而萧家父子对宫体诗的大力提倡，则是为了“以佛法化俗”，只是效果不尽如人意罢了。[6]

宗教的“神圣”与肉欲的“世俗”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存在转化交融的可能性，它如金字塔的两端，其间有广阔的空间可留给宫体诗的研究者，这给我们提供了对其进行多角度的认识、从而更接近宫体诗以及宫体诗人的本来面目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