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关于文艺作品价值观问题的讨论，几乎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巨大的争议乃至互相对立的撕裂。因为人们从来都是身处文化与观念的多样形态之中，各种话语都要抢夺自己的发言权，只是在政教一体或者君权神授的前现代社会中，主导性价值观念统摄其上，歧异的观念缺乏生长的空间。而自马克斯·韦伯以来，西方理性主义所形构的现代世界则同样移译为一种中国背景，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审美—表现理性”“认识—工具理性”与“道德—实践理性”之间的现代性分化：“有了科学和技术、自律的艺术和自我表现的价值以及普遍主义的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三种价值领域就出现了分化，而且各自遵守的是自己特有的逻辑。这样，不仅文化的不同组成部分（认知部分、表现部分以及道德部分）有了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价值领域之间也形成了紧张关系。”[1]这种观念领域的分化伴随着现实层面的民主化进程，以及政教、群己、人我等方面的区分而日趋实在化。在近数十年间，文化多元主义又成为一种类似于笼罩性的语境，在这种语境里，任何一种价值一元论都很容易被指责为霸权与专断。涉及具体文艺作品之时尤为如此，因为文艺固然无法脱离社会总体性而孤立存在，其本身的内在规定性却有其自律的一面，其独特性体现于美学话语之科学、宗教、伦理等话语的异质性和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