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柯伟,郁耀闯,2*,龚兰兰,王长燕,2,徐秋月,韩景卫,2,郝淼杰,杨 欣

(1.宝鸡文理学院 地理与环境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2.陕西省灾害监测与机理模拟重点实验室,陕西 宝鸡 721013)

雾霾成为当前人类面临的重要环境问题之一,科学有效应对是人类响应该环境变化的选项之一。2013年以来,重霾锁城事件在我国频繁发生,污染范围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和陕西关中城市群等“三区十群”[1],这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已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鉴于雾霾污染成因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2],以及美国洛杉矶和英国伦敦的治霾经验,我国雾霾治理可能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无法在短期内兑现公众预期。在污染源管控、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转换等治理手段难以很快奏效的情形下,以提高公众防御和恢复能力为目标的应对行动可能是我们当前减轻(缓)雾霾对人类危害的有效选择。因此,研究雾霾风险情景下不同文化程度公众防护性行为的影响因素对于减轻雾霾对人类的危害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雾霾风险感知与应对行为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公众雾霾感知的演化过程与行为选择[3-4]、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行为选择及支付意愿[5]、雾霾对旅游业的影响[6]等几个方面,对公众个体行为特征的研究还少见报道,公众的个体行为特征差异会影响雾霾风险的减灾绩效,文化程度是影响公众个体特征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