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协作”概念之形成
——兼论其批判性维度
2021-12-03潘沈阳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4期
潘沈阳 夏 莹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84)
一、前 言
今天工人的劳动组织形式已完全有别于马克思所处的大工业时代,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与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他们“帝国三部曲”最后一部《大同世界》(Commonwealth)中指出:“马克思认为,资本家确保协作,就像战场上的将军或者乐队的指挥一样。但是,在生命政治生产中,资本并不决定协作的组织,起码不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①〔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112页。也就是说,在哈特与奈格里看来,作为今天劳动组织形式之主流的生命政治生产(或非物质劳动)②在哈特与奈格里两人这里,“生命政治生产”与“非物质劳动”这两个概念是同义语。参见〔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第6页。过程中的协作已经脱离了资本,于是在今天“与其说是资本提供协作,不如说是剥夺协作”③〔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第112页。(黑体为原文所加,下不赘述),而正是在这种资本与协作的裂隙之间爆发出革命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即在资本“剥夺”协作之前自行选择“出走”(exodus),出走的主体被他们称为“诸众”(Multitude),而“这个出走的筹划就是当下阶级斗争所采取的的首要形式”。①〔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第130页。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哈特与奈格里在《大同世界》中的表达近乎陷入在非物质抽象领域中,从而缺乏具体的形式以及对物质方面的讨论,在这个“作品中要少一点斯宾诺莎,多一点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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