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哲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自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受戒》以来，汪曾祺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这不仅表现在研究者众，还表现在研究成果颇丰。然而，长期以来，对于汪曾祺与话本传统的关系，却较少有人研究，深入研究者更少，即便被提及也往往是一笔带过，没有充分展开和系统论述(1)参见赵勇《汪曾祺喜不喜欢赵树理》(《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4期)、季红真《论汪曾祺散文文体与文章学传统》(《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田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经验与汪曾祺1980年代的小说创作——以〈异秉〉的重写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2期)等。。究其因，恐怕主要与汪曾祺对赵树理的“现代评书体小说”的质疑有关。他曾表示：“赵树理是一个农村才子，多才多艺。他在农村集市上能够一个人演一台戏，他唱、演、做身段，并用口拉过门、打锣鼓，非常热闹。他写的小说近似评书。”[1]17“写小说用的语言，文学的语言，不是口头语言，而是书面语言。是视觉的语言，不是听觉的语言。……小说是写给人看的，不是写给人听的。”[1]101-102他还说：“我并不主张用说评书的语言写小说。”[2]“小小说最好不要有评书气、相声气。”[3]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汪曾祺对话本传统并不一味拒绝，而是在继承中有探索和发展。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以汪曾祺的小说《皮凤三楦房子》和散文《艺坛逸事》为中心(2)下文所引作品出处：《皮凤三楦房子》(《汪曾祺小说全编·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艺坛逸事》(《汪曾祺散文全编·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