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金 钊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方法研究院，上海 201620)

对法律的体系功能以及体系思维的重要性，最近法学家等似乎有所觉察，但缺乏较为系统的体系性论证[1]。这种觉察主要表现在：在中国法学的论著中，出现了大量的体系与法律、法学、法治搭配的组词。对此可称为以体系之名的法律话语的修辞、修饰现象。现代法学研究在中国持续了一百多年，关于法网体系建构的研究，为什么现在才开始出现？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反基础法学对法律一般、体系、独立性的攻击，衍生了法律、法学、法治的碎片化问题；二是整体、辩证、实质思维的过度使用，不仅把清晰的法律定义模糊化了，而且解构了法律的体系性、独立性。这造成了支撑法思维的法律体系及体系解释方法被遗忘，法律自主性成了虚构的神话，而机械执法、司法大量涌现。因而，法律实施需要体系之维的修辞、修饰来整饬(对法治要求来说的那种)跑偏的思维或带伤的思考[2]。目标是建构塑造法治逻辑或捍卫法治的法思维。体系修饰、修辞的理论基础是规范法学或教义法学以及所要塑造的法律自主性理论。然而，始于德国自由法学的反基础研究，偏执于对法律体系建构及法律逻辑推理方法使用的批评；认为规范法学虽然弘扬了概念定义以及体系的作用，却有脱离社会现实或逃离问题导向的趋势；而据法思考的模式非常容易染上教条主义毛病。近百年来，中国法学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正好赶上反基础法学风潮的不断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