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倩，龚一卓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5）

僧人为诗并不鲜见，而鼎盛时期，当属唐宋两代。《全唐诗》中僧诗占比百分之二十左右。对唐代僧诗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起始——发展——繁荣的过程。1978-1988年，关于唐代僧诗的成果较少，仅在研究佛教对中国古典诗歌影响及禅文化的内涵中稍有着墨。1989-2008年为漫长的发展期，成果较多为个体研究，对象为某一僧诗的创作方法及思想风貌，对唐代僧诗的宏观研究成果较少，如唐代僧诗整体美学内涵、创作成因及溯源流变等多未涉及。直至2009年以后，成果逐渐增多，无论是从数量，还是广度，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本文试对近四十年唐僧诗研究相关成果进行梳理分析，把握其研究特点，分析不足，以期对后续的研究提供些许有益的借鉴。

一、考据整理类研究

对唐僧诗的考证主要集中在诗集校注、版本考证、人物生平考证几方面。

僧人诗集的校注整理自20世纪90年代起受到关注，其中项楚对王梵志与寒山诗的校注最早，资料丰富，考证详实，其研究可称翘首1王梵志著，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②寒山著，项楚校注：《寒山诗注·附拾得诗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此外还包括李壮鹰《诗式校注》③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陆永峰《禅月集校注》④贯休著，陆永峰校注：《禅月集校注》，四川：巴蜀书社，2006年。，胡大浚《贯休歌诗系年笺注》⑤贯休著，胡大浚校注：《贯休歌诗系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和王秀林《齐己诗集校注》⑥齐己著，王秀林校注：《齐己诗集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等。二十年间不断有此类著作问世，为唐代僧诗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生平交游类考据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诗僧个体研究。漆绪邦《皎然生平及交友考》①漆绪邦：《皎然生平及交友考》，《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第106-117页。对皎然生平经历与是否是“谢灵运十世孙”进行考证。顾浙秦《王梵志生地生年考辩》②顾浙秦：《王梵志生地生年考辩》，《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总第72期，第64-67页。、徐俊波《王梵志生活年代考》③徐俊波：《王梵志生活年代考》，《敦煌研究》2001年第4期，第145-151页。考证了王梵志生卒年，依据地方志等对其生活年代进行考辩，令人信服。田道英《贯休生平系年》④田道英：《贯休生平系年》，《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112-116页。考证了贯休大中十一年（857）在江东一带定居，大中十三年（859）西至荆湘，天复二年入蜀。张海《贯休入蜀考论》⑤张海：《贯休入蜀考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4期，第134-138页。认为贯休因遭人迫害、蜀地安定无战乱、蜀王礼贤下士三个原因，于天复二年入蜀，在蜀地度过人生最后十年。梁琼、王春根《晚唐浙江高僧贯休江西活动述略》⑥梁琼、王春根：《晚唐浙江高僧贯休江西活动述略》，《宜春学院学报》2014年第11期，第14-19, 89页。阐述贯休在江西学习禅宗、宣扬义学、结交师友、创作诗画等佛教文化活动，认为贯休推动了江西“文字禅”的形成。任志良《唐诗僧寒山生卒年考证》⑦任志良：《唐诗僧寒山生卒年考证》，《邢台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5-11页。通过史料、碑记、族谱等记载，确定了寒山生于德宗李适建中四年（783），卒于昭宗李晔大顺二年（891）。

版本类考证主要研究作品版本的源流、差异、讹误等。张倩、刘锋焘《李龏<唐僧弘秀集>版本源流考》⑧张倩、刘锋焘：《李龏<唐僧弘秀集>版本源流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14-18页。、陈斐《<唐僧弘秀集>版本考》⑨陈斐：《<唐僧弘秀集>版本考》,《南都学坛》2010年第1期，第79-84页。分别在收集历代目录学著录以及现存国内外该书版本的基础上，对《唐僧弘秀集》自南宋书棚本以来诸多版本的发展流变进行了细致辨析。田道英《<禅月集>结集及其版本流传考》⑩田道英：《<禅月集>结集及其版本流传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84-88页。对贯休诗集版本存在争议处进行分析，考证内容详尽、理据充分，订补诗作31首。周小艳《僧齐己<白莲集>版本考》11周小艳：《僧齐己< 白莲集> 版本考》，《文献》2016 年第4 期，第26-36 页。辨别了《白莲集》柳佥抄本、何焯校本、冯班抄本和其他各版本的异同，以求还原《白莲集》的真实内容。

这一时期考证类成果较少，以诗人生平及诗集版本的考证为主。也有少部分学者着眼于不同视角。如陈允吉《关于王梵志传说的探析与分析》12陈允吉：《关于王梵志传说的探源与分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6 期，第97-103 页。认为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原发展鼎盛，佛典又是传说故事的合集，所以《桂苑丛谈》《太平广记》转引《史遗》的王梵志传说与佛典联系更直接，故经考证王梵志传说由民间神话故事“柰女降生”演化而来，其中“王梵志”之名也是对佛教人物的袭称。

二、僧诗思想内涵与风格特色研究

近四十年来，从思想内涵与风格特色角度研究的成果多属对诗僧个体的研究，且多集中于对唐著名诗僧的研究，如皎然、齐己、贯休、寒山、王梵志等。以下择其要对此进行梳理分析。

（一）皎然

皎然诗研究是目前国内僧诗研究中数量最多、内容最广博、最具参考价值的。吴定泫《诗僧皎然》13吴定泫：《诗僧皎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03 年。从法器的意象化、绘画、书法、音乐、宴游等方面探究其诗作中的佛教思想，认为食住行三方面均体现出佛家义理对皎然生活方式和诗歌创作造成的影响。张勇在《诗僧皎然“情”论》①张勇：《诗僧皎然“情”论》，《浙江学刊》2011年第12期，第99-104页。中提出，皎然作为诗人，诗作以情为要，而作为僧人，则以道为先，为了平衡二者的关系，诗人将“情”分为“世情”与“道情”，在创作中主要彰显道情，从而形成独特的“清逸”风格。温永明《试论诗僧皎然的身份意识》②温永明：《试论诗僧皎然的身份意识》，《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26-31页。以诗文为例，论证了皎然的创作源于对自身身份的深切考量，立足于对佛禅的深入思考，形成清新自然的创作风格。卢盛江《皎然文学思想的变化》③卢盛江：《皎然文学思想的变化》，《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9-15页。根据皎然《诗议》到《诗式》的变化，认为皎然文学思想由反对俗巧转变为赞成调笑一格，从而产生不同的创作风格。

目前，皎然诗研究仍是唐代僧诗研究的热点，由上可知，学界在研究皎然诗文之时，普遍从生平经历和社会思潮方面探究其诗作表达的思想内涵，还有少量从语言学角度探究其用韵、实词、意象等。另有一些专注于皎然诗学思想的研究，对其诗学观方面的研究已有逐渐超越诗作本身的趋势，在后续的研究中，皎然诗作的语言学、文字学研究及其禅宗思想研究尚有更广阔的的开拓空间。

（二）齐己

诗僧齐己研究热度仅次于皎然，其诗仅在《唐僧弘秀集》中就收录60首。蒋力余《试论齐己的清美诗风》④蒋力余：《试论齐己的清美诗风》，《船山学刊》1997年第1期，第86-92页。将齐己诗歌分为清淡平和、清拔高雅、清幽冷峭、清新自然四类，认为其诗歌创作既受传统诗风影响，又具有佛学修养的外化显现。杨建宏《诗僧齐己及其诗歌创作方法略论》⑤杨建宏：《诗僧齐己及其诗歌创作方法略论》，《长沙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10-15页。认为受禅宗思想影响，齐己创作以苦吟为主，且注重“妙悟”，将“禅言”与“诗言”合一，认为唯有体悟才能达到“禅寂”状态，产生“诗心”。宋新乐《齐己僧诗的佛禅美学研究》⑥宋新乐：《齐己僧诗的佛禅美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8年。认为齐己将诗与禅思结合，达到诗禅的审美交融，产生“空”的审美思想与张扬的美学观。薛胜男《略论齐己诗歌的禅宗境界》⑦薛胜男：《略论齐己诗歌的禅宗境界》，《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第57-59页。将齐己诗歌中的禅宗境界分为平和古雅、遒劲飘逸和清新自然三类，认为诗人达到了诗境与禅境的有机统一。黄瑞梅《论齐己诗的气骨》⑧黄瑞梅：《论齐己诗的气骨》，《钦州学院学报》2014年第7期，第40-44、63页。认为齐己诗气骨遒劲，意境阔大，气势恢宏，言语明快清美，是他经历、个性、气质的反映。

齐己诗研究不同于皎然研究的广博，虽数量可观，但多从诗歌风格入手，探究思想境界和文学意涵。《白莲集》《风骚旨格》目前是齐己研究的重要阵地，风格研究是当前研究的焦点，而对其生平经历和时代特征的探究往往作为附属。对比其他诗僧，齐己的生平考据、思想渊源、诗学观等其他领域都尚有再研究的空间。

（三）贯休

贯休诗现存七百余首，收录于《禅月集》。王峰《从贯休的<行路难>看佛儒之融合》⑨王峰：《从贯休的<行路难>看佛儒之融合》，《文教资料》2006年3月，第69-70页。认为佛教自传入以来通过向儒学靠拢逐渐实现中国化，贯休《行路难》中有佛家义理与儒家伦理的双重表现，反映出唐代佛儒文化的融合。黄艳红《贯休诗歌研究》⑩黄艳红：《贯休诗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05年。分析了贯休禅诗与世俗诗的风格特色与创作动机，认为诗人具有强烈的入世思想，主要原因是僧人世俗化走向和动荡的社会环境。胡大浚《贯休的边塞诗作与晚唐边塞诗》①胡大浚：《贯休的边塞诗作与晚唐边塞诗》，《河西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第1-7、12页。认为贯休边塞诗规模宏大、内容丰厚、含蕴深沉，感怀国运的同时也体现了对边战的深层思考，作者还将贯休之诗与其他边塞诗作进行对比，进行普遍性与特殊性讨论。王定璋《“骨气浑成 境意卓异”——论贯休和他的诗歌》②王定璋：《“骨气浑成 境意卓异”——论贯休和他的诗歌》，《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第69-74页。将贯休诗分为禅诗与世俗诗，其风格为“骨气浑成，意境卓异”，认为皎然丰富的阅历和广泛的交游催生出了他题材多样、风格各异的作品。

贯休研究与齐己研究相似，多从诗歌风格出发，而贯休诗歌的分类研究成果更多，包括咏物、咏怀、边塞、酬赠、行旅等的分类研究，其中边塞诗研究居多。

（四）王梵志

王梵志是众多诗僧中较早受到关注而研究的诗人之一，早在1992年，黄新亮《挺出狭谷，放观天地的杰出诗僧——王梵志》③黄新亮：《挺出狭谷，放观天地的杰出诗僧——王梵志》，《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92年第1期，第46-50页。就王梵志诗歌题材的开拓性与创新性进行研究，认为王诗除了对当时社会现实广泛真实的写照与外，还有十分可观的一部分是儒家教养上的训诫和对佛禅之道的领悟。李振中《王梵志诗生死观及创作特点研究》④李振中：《王梵志诗生死观及创作特点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2005年。从诗作表现的生死观入手，认为王梵志诗表现出“生不如死，不如不生”的思想观念，多有生之维艰的喟叹，其形成原因与佛教厌生情绪和底层社会的生存窘境大有关联。杨晓慧、伏漫戈《王梵志诗旨管窥》⑤杨晓慧、伏漫戈：《王梵志诗旨管窥》，《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第78-81、102页。认为王梵志诗歌有“真”与“俗”两大特点，不作深沉悲凉之感，而是通过戏谑幽默的口吻来抒发内心的无助与不平，其诗风格明快轻捷。马晓妮《佛教背景下的王梵志诗歌》⑥马晓妮：《佛教背景下的王梵志诗歌》，《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期，第47-51页。认为王梵志诗内容因受佛学义理影响以苦空、因果、平等为主，通过开拓诗歌新领域、巧用譬喻、口语化表达等方式，形成质朴通俗的独特风格。

在王梵志研究成果中，将近半数是针对其诗作或戏谑幽默、或平实质朴的风格的探讨，少见关于其诗论观、语言文字学、比较文学领域的研究。部分论文立论新颖，其中包括女性题材研究、口语化研究、用典特色研究等。

（五）寒山

寒山诗早在宋元时期就传至朝鲜、日本，几百年来流传不断。九十年代初，随着与日本、台湾学界的交流日渐频繁与广泛，寒山诗研究才形成新的潮流，不论诗作分析、考据疏证还是资料搜集，都比以往更加深入，相关研究论文也层出不穷。

李建军《寒山诗的雅俗跨界与文学史价值》⑦李建军：《寒山诗的雅俗跨界与文学史价值》，《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2期，第106-119页。认为寒山诗是雅俗的融合，通俗中透露出神思与妙悟，雅俗贯通，机趣横溢的风格是诗人雅文化积淀与俗文化熏陶的结果。周海燕《诗僧寒山禅诗研究》⑧周海燕：《诗僧寒山禅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6年。认为寒山禅诗与南禅宗契合，内容包括宣扬禅宗教义、表达个人参悟、表现禅意山水，与王梵志相比内容更丰富，更富有文人气质。崔小敬《寒山及其诗研究》⑨崔小敬：《寒山及其诗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中文系，2004年。认为寒山诗既具有佛教信仰，又带有道家隐逸与生长的色彩，作者认为寒山诗体现了审美超越，一方面展现了社会的丑陋与罪恶，另一方面其诗又具有形式美与生活美，在思想与风格上均体现了儒、释、道三家的融合。杨富皓《寒山诗歌研究》⑩杨富皓：《寒山诗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2008年。把寒山诗分为四类：山水诗、禅理诗、世情诗、劝谕诗，认为其诗创作风格通俗自然、晓畅明达。张海沙《论寒山子及其诗作——兼谈僧诗创作的文人化倾向》①张海沙：《论寒山子及其诗作——兼谈僧诗创作的文人化倾向》，《东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第87-94页。将寒山诗歌分为世情诗、佛理诗和禅境诗，认为其诗具有冷寂、婉丽、优美等特点，同时营造出的幽寂玄妙、空灵优美之意境，是一般文人难以超越的。现今对诗歌本身或寒山本人的考证和文本研究成果不多，其诗歌特色、思想风貌等仍有可开拓空间。

思想风格研究在整个唐代僧诗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是占比最大的一类，研究大多聚焦于中晚唐著名诗僧，对于其他诗僧的关注，相对较少。

三、文化与僧诗关系研究

僧诗六朝时期即出现，经过初唐、盛唐的发展，至中晚唐时期，僧诗蔚为大观，究其原因，不免与宗教文化与时代审美趋势相关。黄新亮《禅宗思想的民族化与中晚唐僧诗的繁荣》②黄新亮：《禅宗思想的民族化与中晚唐僧诗的繁荣》，《益阳师专学报》1987年第3期，第73-77页。认为释氏文学的兴衰往往受佛教思想变化的制约，唐代僧诗的集散与禅宗南宗思想的流行大为相关，文章以中晚唐僧诗繁荣的趋势为中心，认为禅宗思想的民族化直接决定了中晚唐僧诗的荣枯。其另一文章《汉唐僧诗发展述略》③黄新亮：《汉唐僧诗发展述略》，《广西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第22-27页。指出僧诗在东晋以前的三百年里毫无发展，而东晋至隋朝灭亡，僧诗都处于徘徊发展的阶段，其原因是佛门众多束缚导致僧人作诗题材受限，直到唐代，社会风气开放，僧诗也迎来了繁荣时代，唐代僧诗的开放是一场历史性的重大转机，至此，僧诗也发展到高潮。仪平策《诗僧现象的文化解读》④仪平策：《诗僧现象的文化解读》，《山东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第41-47页。首先解读了狭义与广义理解上的“诗僧”概念，认为中国诗僧具有宗教化与世俗化两种矛盾表现，根据诗僧现象的产生，将中国诗歌中的诗禅互通现象归因于诗性文化与佛禅文化的双向融合。查明昊《转型中的唐五代诗僧群体》⑤查明昊：《转型中的唐五代诗僧群体》，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文学院，2005年。探索唐代僧诗经历的“诗为外事”“诗禅并举”“诗禅合一”三段历程，将诗僧群体依照地域、生平、国籍将诗人分为数个小群体，考察佛教文化与传统儒家文化交互作用下的诗僧群体变化。赵杏根《论佛教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⑥赵杏根：《论佛教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中国韵文学刊》2003年第1期，第69-74页。指出东晋、南朝诗歌缺乏美感，诗禅融合不够和谐，北朝诗歌几乎与佛教无关，认为唐诗中佛禅思想的出现体现了诗歌对佛教文化的吸收，宋诗少禅韵，清代诗歌中出现的佛理大多是对唐人用佛典的发展。马大品《佛教道教与中国诗歌之关系》⑦马大品：《佛教道教与中国诗歌之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第20期，第108-112。认为唐代是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大量收录诗僧作品的诗歌总集也体现出僧诗在此时发展之繁荣，以寒山、拾得为例解析唐代僧诗的艺术性。王飞朋《从中晚唐诗僧涉道诗看当时道教对禅宗的影响》⑧王飞朋：《从中晚唐诗僧涉道诗看当时道教对禅宗的影响》，《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第2期，第47-54页。认为“道”与“佛禅”的关系直接影响着诗僧的创作，初唐佛道论争到中晚唐时期发生转变，诗僧开始对道教产生欣赏的态度。林乃龙《中晚唐诗僧与道教上清派》⑨李乃龙：《中晚唐诗僧与道教上清派》，《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9期，第49-56页。认为中晚唐诗僧最心仪道教上清派，对《黄庭经》《真诰》等极为熟悉，创作中不乏上清派术法修真等相关内容，同时也形成诗作清真自然的风格。

僧诗与文化的关系多以纵向研究为主，诗人与诗人、诗僧群体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较少。部分研究论述诗僧发展历程，以及僧人诗歌与文化的融合。

四、其他研究

其他研究集中了文字学研究、僧诗性质质疑、诗僧世俗化等领域。徐志华在《五代僧诗的现实主义与宋初新诗风》①徐志华：《五代僧诗的现实主义与宋初新诗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2期，第119-121页。中指出，僧诗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僧诗的现实化走向，这种现实主义精神承袭唐代现实主义诗歌，并不断发展直至宋初。王志鹏《王梵志及其诗歌的性质献疑》②王志鹏：《王梵志及其诗歌的性质献疑》，《敦煌研究》2011年第5期，第61-68页。认为王梵志之诗多讽咏人情世态、现实社会，而不是单纯抒发禅情，即使具有佛理意味也只是基本佛教义理，所以应将其诗定性为“讽世诗”而非禅诗。郑晓蕾《唐五代僧诗文学批评研究》③郑晓蕾：《唐五代僧诗文学批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新疆大学，2015年。认为随着僧诗在唐代大兴，文学接受与文学批评也相应出现，文人对诗僧的批评逐渐系统化，主要方式是作序；评价过程注重作者人格与道德，欣赏有才气的僧人，同时重视僧诗功利性和非功利性功用。陈慧《晚唐僧诗复音词研究》④陈慧：《晚唐僧诗复音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州大学人文学院，2007年。从贯休、齐己诗双音节、多音节复音词的整理中得出《汉语大词典》书证滞后的结论。张琪《<王梵志诗>名词、动词、形容词》⑤张琪：《<王梵志诗>名词、动词、形容词》，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年。将王诗名词按普通、抽象、专有、方位、时间划分，动词按及物、不及物和判断动词划分，形容词按性质状态划分，认为这三种词性在王诗中占比达三分之二，能够较客观地反映唐代僧诗语法特点。周晓琳、胡安江《寒山诗在美国的传布与接受》⑥周晓琳、胡安江：《寒山诗在美国的传布与接受》，《西安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125-130页。指出，寒山诗从由斯奈德翻译，到多种文学选集争相收录，再到全译本面世，经历了丰富又传奇的过程。认为寒山诗在美国的传播反映出美国文学界对寒山诗宇宙观、生命观的认同。

还有一些研究角度独特，风俗学、传播学、比较研究方面均有涉猎。但诗僧群体研究和审美研究成果较少，该领域尤有可探究空间。

五、对研究现状的总结与反思

目前学界对唐代僧诗的研究已获得大量研究成果，但纵观唐代僧诗的研究现状，我们发现在该领域依旧存在广阔的学术拓展空间。结合以上文献资料，梳理当前唐代僧诗的研究现状及存在不足，妄道几点浅见：首先，关于唐代僧诗的研究正处于上升阶段，目前的研究集中于个体诗人的经历、历史背景、创作风格、思想感情，在“题材”内容方面研究成果较丰富，研究方式趋于成熟，对诗人创作风格及审美旨趣把握准确，但尤可精进，对诗人群体的研究相对较少，切入角度可以更加多元化，在诗论或文学批评领仍有可研究空间，针对唐代僧诗的流变与发展研究可再深入。综上，相较于前人的研究，当今学界对于唐代僧诗乃至全时代僧诗的研究逐渐重视并全力使部分领域的研究趋于成熟。其次，对于“僧诗”及“诗僧”的界定尚模糊不清。虽然有学者简明扼要地将僧诗定义为僧人创作的、具有美感的诗作，但仍有一些诗人与诗作存在争议，如贾岛及其诗作。仪平策曾提出凡曾接受佛家思想影响或受佛理熏陶的诗人均可称为诗僧。若凡涉及禅宗佛理的诗人皆可称为“诗僧”，那诗僧群体的数量无疑会增加数倍，如今关于此问题的辩论尚未发现，有待考论。最后，目前学者研究的诗集集中于诗人别集或诗论集，如《白莲集》《王梵志集》《冷斋夜话》《寒山子诗集》等，少见关于唐代僧诗总集的研究，如《唐僧弘秀集》《唐四僧集》《极玄集》等。对诗僧现象的研究程度尤不及诗作本身，在该方面仍有可考究的空间。

综上所述，可见目前唐代僧诗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研究角度集中。当前关于唐僧诗研究集中于个体诗人的经历、历史背景、创作风格、思想感情等，研究成果丰硕，研究方式也日趋成熟，能够准确把握诗人创作风格及审美旨趣。但研究角度较集中，如风俗学、美学、心理学涉猎较少。 第二，研究对象单一。当前研究的诗集多集中于唐僧诗别集或诗论集，如《白莲集》《王梵志集》《冷斋夜话》《寒山子诗集》等，对于后世僧诗总集缺乏关注，如《唐僧弘秀集》《唐四僧集》等。第三，缺乏高质量整体宏观性的研究。目前研究多集中于唐僧诗个体及其作品，关于其纵向的发展流变、影响、整体风貌等宏观研究尚缺乏高质量专著。

反思上述现状，关于唐僧诗的研究似乎还可以在以下几点着力：拓宽研究视野，在文字学、风俗学、传播学、比较文学、中西方审美对比研究等方面可作更多探索。可结合僧人文集以及谱牒、碑志、壁记、释道书中的记载，扩大研究视野。日本对中国僧诗研究较早，江户时代就已有僧人对唐代僧诗进行注释，寒山诗的翻译和传播在美国也早有研究，借鉴域外成果，可拓宽唐僧诗的研究之路。除僧诗别集外，可增加对历代唐僧诗总集、诗文合集的研究，如《唐僧弘秀集》等，从中可看到唐僧诗对后世的影响，亦可探得后世对唐僧诗的接受与吸收。唐代僧诗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不仅源于他对诗僧群体及时代生活的反映，不同地域的僧诗及诗僧均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也反映当时僧人的生活样貌。在研究唐代僧诗时，若能在基于史料文献的前提下，多角度审视唐代僧诗，对历史原貌进行勾稽，定能增加其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