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无前提性”的有效性
——查尔斯·泰勒对现象学的批判与反思
2021-12-03王兴旺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6期
王兴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北京100872)
在人们的通常印象中,查尔斯·泰勒与现象学之间的关联性似乎仅局限在《自我的根源》第三章“非表达的伦理学”中,即为能成功应对来自“自然主义(Naturalism)”或“投射主义(Projectivism)”的挑战,泰勒提出了一种“道德现象学(moral phenomenology)”的理论建构,其核心目的在于理解自我同一性问题,“知道我是谁,就是知道我站在何处”[1],理解什么东西对我们而言具有关键的作用,需要一个能提供框架或视界的道德背景,简言之,自我同一性实则是一个道德问题。然而,泰勒并没有对“道德现象学”进行深入分析,转而开启了历史性的解释学研究路径。对此,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以下内容:“道德现象学”与围绕自我的历史叙述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①。
然而,非常有意味的是,泰勒好似不在意上述指控。因为即便在完成《自我的根源》后,泰勒本人似乎依旧坚持该立场,非但没有放弃和否定“道德现象学”作为展开自我同一性问题研究的策略价值,反倒更加忠实和彻底贯彻了上述研究思路。在《一种非常特殊的结构》中,泰勒明确宣布,“通过对‘道德现象学’更为精细的描述,会使人觉察到道德哲学的驱动力”[2],进而才可揭示主流道德哲学中的主导思维模式,触及道德哲学的核心——“善”或“根源”的本质。这正是泰勒思考道德与自我之关联的核心要旨。在《世俗时代》中,他也认为自己自始至终都遵循着《自我的根源》中的分析方法[3]。倘若我们严肃对待泰勒的这些论断,而不是将其看成是某些闲散的修饰之词,那么,就有必要进一步追问:泰勒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坚持“道德现象学”,以至于能够忽视批判者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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