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益鑫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近十几年来，《孟子·离娄下》的“天下之言性也”章得到了特别的关注。此章之困难，在于孟子论证展开的内在逻辑不易把握。而问题的关键，又集中在“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苟求其故”三个“故”字的理解。由于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突出了“故”的概念，就有学者受此启发，希望重新诠释《孟子》的本义。(1)参见梁涛(《竹简〈性自命出〉与〈孟子〉“天下之言性”章》，氏著：《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裘锡圭(《由郭店简〈性自命出〉的“室性者故也”说到〈孟子〉的“天下之言性也”章》，氏著：《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李锐(《郭店简与〈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的“故”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等学者的论著。这些诠释，与诠释史既有的主张又有所不同，两相交错，异说纷呈。以至于有人认为，这是《孟子》全书最难解的一章。但《性自命出》的“故”字，在文中特指《诗》《书》礼乐。(2)《性自命出》云“有为也者之谓故”，又云：“《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从逻辑上说，“故”不止于《诗》《书》礼乐；但察其用意，作者之所以提出“故”，正是为了说《诗》《书》礼乐。严格来说，它只是彼时“故”字的一种特殊的用法，并不适用于《孟子》的诠释。对于经典文本的诠释来说，无论是传统注疏的资源，还是新材料的启发，最终都要回归文本自身的内在脉络，乃至作者思想的内在逻辑。

其实，《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的理解，不但关涉此章逻辑展开的内部分析，更关涉孟子言性之旨的综合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