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一帆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斯宾诺莎，通过雅可比和莱辛“泛神论之争”(Pantheismusstreit)既构成了德国观念论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他又实质性地成为了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英雄”。这批左翼思想家正是借助斯宾诺莎完成了对黑格尔观念论的“沉思”特质的超越，并将其与一种激进的社会理论相结合——泛神论在理论上是唯物主义的真正表达，例如海涅所歌颂的“神圣物质”(die heilige Materie)与费尔巴哈对“空间—身体”的兴趣(1)见海涅《论德国宗教与哲学的历史》、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尤伟尔(Yirmiyahu Yovel)《斯宾诺莎与其他异教：内在性的历险》一书难能可贵地从“内在性”出发处理了青年黑格尔派各种形象——海涅、赫斯、费尔巴哈，最后还包括马克思对于斯宾诺莎的接受。Yovel, Y. Spinoza and other Heretics: The Adventures of Imman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51.，如果“属性是构成实体的本质的东西”，上帝必须通过广延来表现自身，那么就是说物质本身是神圣的，于是，上帝可以被倒灌到哲学人类学中；而在实践上，泛神论所蕴含的对差异的取消，指向了一个统一的人类社会，其中“活动”、“生产”、“创造”等术语都成为神圣的代名词，而不平等的私有财产关系则必须取消，由此斯宾诺莎被自然地镶嵌在早期社会主义传统中。(2)布雷克曼著，李佃来译：《罢黜自我：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及激进社会理论的起源》，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2页。

因此，对斯宾诺莎的回应就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与现实的激进政治运动紧密关联。在这段思想史的原初关联中，既往研究特别关注赫斯的“行动哲学”何以将一种斯宾诺莎主义融入马克思主义传统(3)马克思对斯宾诺莎的兴趣是多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