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诗鹏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关于赫斯与马克思思想形成关系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国际学界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在此之前，尽管普列汉诺夫等试图通过将民粹主义引入马克思主义传统，从而强调赫斯对马克思的影响，并为一些左翼激进主义者所利用，但马克思主义主流传统，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以及梅林、安年科夫，都是有限地定位赫斯对马克思的影响。在那里，赫斯的行动哲学及其“真正的”社会主义，虽反映了从政治变革到社会变革的论域转变，并影响着青年马克思，但仍然只是德国观念论的表现，并未真正达到马克思的社会革命及其“实践批判”——而且，主流研究传统也很少将赫斯与马克思思想形成问题专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者卢卡奇显然注意到赫斯对马克思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影响，并提出赫斯是马克思主义“失败的先行者”，提示将赫斯纳入马克思主义传统研究的限度。至于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与《马克思思想的起源》，则特别在学术理论方面呈现出赫斯与马克思思想的关系及其限度。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传统越是偏向于激进左翼，偏向于激进民族主义，往往会强调赫斯对马克思的影响，而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传统则总是要求限定有关赫斯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性。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阿尔都塞及其后学们(巴里巴尔、马泰隆、皮埃尔·马舍雷、奈格里、巴迪欧、齐泽克、瓦伦·蒙塔格)提出并展开激进理论中的斯宾诺莎复兴，随着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考证版的发掘、马克思学的兴起及有关马克思与相关理论关系研究的深入，赫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被陡然抬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