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佳 , 韩 佩 , 王亚敏

(1.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 150006;2.广东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肇庆 526100;3.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商丘 476005)

一、命题缘起: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回应“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季羡林曾说,“探讨中国文化问题,我们必须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目光远大,胸襟开阔,才能更清楚地看到问题的全貌,而不至于陷入井蛙的地步,不能自拔”[1]。追溯中华千年文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回应。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华文化遭遇了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几近沉沦。面对文化冲击,早期维新派冯桂芬于《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劝诫国人反思技术背后的文化因素,然晚清中国难以认清封建文化之腐朽。直至清王朝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内忧外患、政权岌岌可危,李鸿章在1875 年给光绪帝的奏折中提到中国正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2],感叹国家命运的巨变。梁启超提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3]。陈旭麓主张,甲午大败“成中国之巨祸”,中华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也因此开始,这是近代百年的一个历史转折点[4]。甲午战败后,张之洞于1898 年发表的《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习西学是为补充中学不足,其目的仍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中体西用”本质上的封建性和腐朽性改变不了中华文化沉沦的局面,“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未得以扭转。

中华民族从近代的沉沦走向复兴,真正起点是民主、科学两面精神旗帜的树立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屈指算来,正好百年[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