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宗来，赵文天

(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一、引 言

1996年，美国著名的计算机图像专家、MIT媒体实验室创办人内葛洛庞帝教授出版了一本风靡全球的著作《数字化生存》(Negroponte, 1996)[1]。作者以一种理性科幻的方式，说明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各种信息将会从“模拟信号”过渡到“数字信号”；与连续化的模拟信号相比，离散化的数字信号能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准确率进行压缩、编辑和传播，更容易产生规模经济、组合创新和网络效应；最终，人们将以在数字化世界中生活、学习、工作和互动，即人类将彻底进入一种“数字化生存”的状态 (Negroponte, 1996)[1]。如果说当时还有很多人以为内葛洛庞帝言过其实，但到了现在，人们却只能对他的超人远见表示赞叹。因为离开了互联网、电子商务、智能手机、数字导航、数字图书馆等，我们都觉得会寸步难行、无所适从。但非常有趣的是，面对互联网和数字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经济学家们“用数据说话”，却得到了所谓的“索洛悖论”：除了在数据之中，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计算机。索洛悖论的原因，本质上是在于新古典经济学采取了一种“科学主义式”(Scientism)的分析方法 (M Stenmark, 2001)[2]，试图像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方式，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和结果都归结为可以“量化”的物质因素，进而将经济增长的“黑箱”，即不可以被要素积累所解释的部分视为技术进步的贡献。诚如哈耶克指出的，经济体系是本质上复杂的(Essentially Complex)，因而期望对经济体系的运行机制做出“科学”的识别和测量本身就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 (Hayek, 19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