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熠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

宋代是骈文写作风格发生巨变的时代，也是骈文批评勃兴的时代。与今人所持“不过摘举隽语，标示作法，商讨体格，或讲述源流诸端，要之都不外技巧的问题”(1)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之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30页。的传统印象不同，宋代的骈文批评在留心写作技巧之时，同样关注骈文在读者群体中激起的影响(2)目前针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还相对有限，如张仁青虽然肯定骈文有可以感人的特质，但未指出骈文与其他文体在感动人心时原理的不同(《中国骈文发展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5～46页)。曾枣庄明确指出了四六当“以情感人”是宋四六话对四六创作的理论总结之一(《宋代四六创作的理论总结：论宋代四六话》，《古籍研究》1995年第2期)。周剑之《论宋代骈体王言的政治功能与文学选择》(《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对这一问题讨论较为深入，该文从应用性角度阐释了骈文作者对读者共鸣的追求，认为这种读者的共鸣来自于“处在具体语境中的读者对王言所传递信息的充分接受”。。在笔记与四六话中，宋人习惯于借助“摘句”的方式引述一段本文(3)在强调“读者反应论”时，一般将“text”译为“本文”而非“文本”，笔者这里亦从惯例。参见朱立元：《美学大辞典(修订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第42页。，同时提供本文产生的具体语境，最后用读者群体的情绪或态度变化作为叙事的结束。这种叙事模式可以归纳为“本事—本文—读者反应”，它体现着宋代骈文批评在动人效果及公共效应两方面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