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型文博类综艺节目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传播与转化

2021-12-02任晓菲

北方传媒研究 2021年4期

文/任晓菲

近年来，随着《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一系列的政策引导和扶持，以“繁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类电视节目进入快速发展期，陆续推出了《朗读者》《见字如面》《中国诗词大会》等多个现象级的文化类综艺节目，凸显出电视文艺所具有的文化美育功用。其中，以文物展示、古迹探寻、非遗工艺等为主要内容的文博类电视节目凭借其悠久的传统文化资源可谓大放异彩，出现了《国家宝藏》《上新了，故宫》《遇见天坛》等多个有广泛影响力的综艺节目。这些节目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优势，融合情景剧、纪录片、真人秀、人物访谈等多种元素，实现了艺术性与娱乐性的有效平衡，充分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审美品格，极大地增强了受众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

纵观中国电视文艺的发展历程，文博类电视节目兴起于2000年前后。其传统的节目类型主要聚焦于知识科普和文物鉴赏。1998年，央视第一个大型科普节目《走近科学》开播，开启了文博知识科普的先河。2004年，我国第一档专题式的文博类电视节目《国宝档案》开播，节目以纪录片式的讲述语态，承担着知识传递和文化传承的功能，为当下新型文博类节目的发展奠定了文化基调。另一方面，2003年起，以《鉴宝》《天下收藏》《一槌定音》等为代表的民间收藏鉴宝类节目一度火热，此类节目着重体现的是文物的商业投资价值，文物的文化功能居于次要地位。2012年，湖南卫视推出了历史揭秘类节目《博物馆奇妙夜》，该节目将探秘解谜和真人秀等综艺元素融入对文化的阐释之中，进一步推动了文博类电视节目形态转型。

随着移动智媒时代下新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大众的文艺消费需求也在不断提高，电视文艺节目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2017年以来，文博探索类节目《国家宝藏》、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等形式多样的新型文博类节目纷纷出现，文博类节目的议题也由原来单纯聚焦于文物科普，向着历史文化溯源、非遗工艺展示、文物保护及博物馆管理等更为广泛的传统文化维度拓展，呈现出“器物与人物并重，考古与展示并重”①的多元内容传播。这些节目让文物古迹重新焕发生机，实现了“以古述今”和“以今视古”的双重时空维度相对照的叙事表达创新，展现出以文物书写文化的多种可能性。本文将聚焦于《国家宝藏》《上新了，故宫》《遇见天坛》这三个备受关注的文博类电视综艺节目，从文化解码、形态创新、价值引领等维度分析新型文博类电视节目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性传播和表达，从而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和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文化解码：深度阐释传统文化内涵

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社会公共记忆、历史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品格共同构成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是建构社群共同体、实现个体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五千年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就是整个中华民族所共享的文化记忆，它一方面通过保存代代相传的集体知识来确证文化的连续性，并以此重构个体的文化身份；另一方面“通过创造一个共享的过去，再次确证拥有集体身份的社会成员，在时间和空间方面都向他们提供一种整体意识和历史意识”②。对于文博类电视节目来说，历史悠远的珍贵文物和文化遗产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明根脉与精神品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好的留存和展现，博物馆则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明发展的重要见证。通过对于文物自身历史文化价值的深度挖掘和文化解码，建立起古老历史与当代社会的紧密关系，使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与现代观众的审美情感相联结，从而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传播和转化。

（一）多路径解读：展现传统文化精粹

2017年12月，央视制作的大型文博探索类电视综艺节目《国家宝藏》第一季正式播出，节目以“历史性、文化性、故事性和科学性”③为衡量尺度，从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馆等九家博物馆甄选出27件国宝文物作为“主人公”，讲述关于国宝的“前世今生”故事。节目分为外景实拍、历史演绎、圆桌会谈和嘉宾访谈四部分，邀请明星艺人作为国宝守护人、博物馆馆长坐镇推介、文物相关的亲历者或研究者亲临现场，从多视角深刻解读文物的历史价值与精神内涵。比如，在《国宝档案》第一季中，著名演员王刚作为曾侯乙编钟的守护者，零距离观摩编钟，并且以舞台剧的形式演绎了“曾楚之交以钟喻国”的前世历史故事，馆长团以圆桌会谈的形式对于编钟所蕴含的古代礼乐文化价值进行了阐释。最后，节目还邀请1997年庆祝香港回归的编钟演奏者武汉音乐学院谭军老师作为编钟“今生故事”的亲历者，讲述了他研制编钟鼓槌、开设编钟古乐演奏课程并建立和培养青年编钟乐团的故事，青年们的现场演奏为编钟注入了新的活力。从礼乐文化的符号象征到八音八德的德育之用，节目通过守护者的故事演绎、馆长团的权威阐释以及相关当事人的现场展示，深刻阐释大国重器背后的精神内涵。通过对于传统文化的多样性、趣味性、创造性的全新解读，展现出记录历史、传承文化的重要意义，“观众被内容所营造的认同感所吸引，节目成为一场情感与信仰的盛宴”④。

对于北京卫视制作的《上新了，故宫》和《遇见天坛》两档综艺节目来说，节目立足于故宫和天坛两大世界文化遗产，创造了文博类节目首次从以棚内录制为主，转变为户外纪录真人秀为主的节目模式，两个节目分别以文创产品开发和职业工作体验为核心，实地寻访并展示文化遗产中蕴含的文化符号及其精神内涵，使古代文化遗产与现代审美生活相联结。以《上新了，故宫》为例，在第一期《乾隆的秘密花园》中，邓伦和周一围作为文创新品开发员跟随任务线索查找历史资料，并在工作人员带领下进入竹香馆、倦勤斋等未开放区域进行实地查看，对于“竹丝镶嵌”“两面绣”“通景画”等古代工艺技术进行展示和阐释，令观众在感叹中国古代工艺技术的高超精美时，也揭示出乾隆皇帝对于江南的热爱以及向往精神自由之心。节目通过设置主题探秘悬念，建构起明星开发员、故宫工作人员以及御猫“鲁班”的多重阐释视角和叙事语态，展现出真实历史的多面性，使故宫以一种有趣而神秘的面貌走近广大年轻受众的视野之中。

（二）沉浸式演绎：重现历史文化语境

从表现形式来看，三档节目无一例外都采用了戏剧演绎的方式来展现历史情境，但区别于纪录片中背景化的历史重现，当下的文博类节目均采用建构“沉浸式场景”的方式进行故事化演绎。“场景”一词作为影视术语，指的是通过人物的行动来推动情节和关系变化的特定时空和氛围，多个场景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随着新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场景”更强调借助现代视听技术，建构起“某个地点的美学意义”⑤从而增强内容表达的感染力，使受众在特定情境中获得一种沉浸式的审美体验和更强烈的情感共鸣。在《国家宝藏》“越王勾践剑”的展示篇章中，演员段奕宏化身为“剑灵”，从剑本身的视角看待越王勾践为保百姓安宁而献剑楚国，公主为护父王尊严而自愿联姻的故事，展现出一位君主以天下为剑，卧薪尝胆终成霸业的坚毅精神。在戏剧舞台设计方面，九根可垂直升降、自由平移的矩形高清冰屏柱，随着演绎而自由变化，与后方的巨型LED环幕建构起一个内外相合、虚实相间的多维立体的舞台空间，并且用“3D全息投影展现出古代历史的景象和国宝细节”⑥。精美拟真的舞台设计与演员的精彩演绎完美结合，呈现出一种融情入景的极致审美体验。

相较于《国家宝藏》精美绝伦的舞台设计而言，两档户外文博综艺节目采用了一种实景演绎与虚拟合成的方式，节目组按照真实的文物古迹复制相关道具，在将绿幕表演与真实的古迹环境进行后期合成，在保护文物的基础上进行戏剧化演绎。在《上新了，故宫》中，讲述末代皇帝溥仪的故事时，嘉宾们对于溥仪与后妃们锯门槛骑自行车、尝试西餐等场景进行了重新演绎，当溥仪高喊着“朕是皇帝，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背影消失于闭锁的高墙深处时，戏剧场景与古迹实景相叠合，将末代皇帝一生的悲哀与无奈展现的淋漓尽致。在《遇见天坛》中，冯绍峰饰演康熙皇帝烦忧于靡靡之音，在梦境中与孔子相对话，聆听千年韶乐，领悟出“礼乐正江山固”的德治之道，由此阐释出天坛神乐署传承并演绎“中和韶乐”的文化内涵。总而言之，借助于沉浸式场景演绎的表现方式，能够有效地将受众的审美经验与历史文化相联结，通过历史语境的还原以及文化符号的深度解读，从而实现对于国之瑰宝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的传达和升华。

（三）互文性阐释：实现古今时空交融

“互文性”一词作为文化批评术语，是由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首先提出的，这一观点的核心在于“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其意义必须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才能产生的”⑦。对于《上新了，故宫》和《遇见天坛》两档节目来说，进入故宫和天坛众多未开放区域进行实景拍摄是节目的最大亮点。“摄影的客观性赋予影像以任何绘制艺术都无法具有的可信性，它们真实的存在于空间与时间之中。”⑧当嘉宾进入古迹之中时，节目场景与历史发生地合二为一，不同时间文本在同一空间中交汇，产生出一种独特的互文性关系。在《上新了，故宫》第二季中，主题探索《韩熙载夜宴图》的奥秘时，嘉宾与助演们对这幅名画进行了实景真人演绎，与此同时，明星开发员穿梭于戏剧实景之中，对画面细节进行观察和思考。画作原本的表意文本与真人演出的场景文本形成一种内容空间上的互文性对照。嘉宾的闯入打破了原有戏剧场景的“第四面墙”，产生了一种“人在画中游”的陌生化效果，配合着嘉宾们的观察和猜想，进行不同顺序的真人演绎，生成一种重构的意义空间。最后，当镜头拉回到现实中，故宫相关工作人员对于画作艺术价值及其内在意义进行阐释时，形成了第四重意义时空。这种互文式的叙事结构极具戏剧性和趣味性，有效增强了节目的吸引力，而传世画作的奥秘也在对于不同时空内容文本的演绎和对照中显现出来，体现出历史文化在不同时代下的传承和创新。

二、形态创新：激活传统文化传播路径

广播电视作为传统大众媒介，其内容传播呈现为线性单向化形态，而面对当下的移动智能互联网的传播环境，以及以90后、00后为核心的“网生代”受众群体的媒介使用情况，传统大众媒介纷纷选择与网络视频平台以及新媒介平台相联结，跨媒介融合传播已经成为新媒介时代文艺传播的重要路径，媒介融合不仅仅是技术变革的体现，而是从根本上改变的是“现有的技术、产业、市场、内容风格以及受众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⑨。对于文博类电视综艺节目而言，表现为游戏化、年轻化的节目语态，多样化的整合传播以及产业化的成果转化等方面。

（一）娱乐化外壳：构建青年文化语态

首先，纵观这三档文博类电视节目，从角色构成来看，都采用了明星与素人共同参与的模式。《国家宝藏》邀请易烊千玺等多位优质青年偶像作为国宝守护人，两档户外综艺节目则是邀请了蔡少芬、宁静等参演过宫廷剧的演员以及青年明星参与节目录制，借助一种粉丝文化的消费趋向，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对于节目内容的关注，实现了对于传统文化内核的引导式传播。此外，从节目环节设置来看，两档户外综艺节目都采用了主题任务或互动游戏的环节设定，将传统文化传播寓于娱乐化的综艺表达之中。比如，在《遇见天坛》中，为了传播并阐释圜丘坛、祈年殿等主要古迹的文化内涵，节目通过设立“行三万步”“筑七千块”“绘一百尺”的主题任务，分别对应着体验天坛公园讲解、拼接天坛模型以及测量圜丘坛的周长等实习活动，在此过程中，将蕴含于其中的“数黍为计、律管为尺”的计量文化、榫卯结构的古代建筑文化以及“左准绳、右规矩”的古代测量文化进行了阐释，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用一种可视化、参与化的趣味方式传达出来。

年轻人作为移动智能互联网的使用主体，使得当下的网络文艺呈现出明显的青年亚文化特质，他们借助吐槽、拼贴、恶搞等方式对于权威话语和母体文化进行解构，表现出一种反叛的个性化姿态。对于主流文化来说，通过对于青年亚文化的收编，建构起一种符合年轻人审美取向的趣味化的语态表达。在《国家宝藏》中，“各种釉彩大瓶”的守护人王凯官方吐槽自己饰演的乾隆皇帝对自己的“农家乐审美”是“迷之自信”；演员郭涛在演绎《阙楼仪仗图》前世传奇中，用“大唐朋友圈”“大唐漂流瓶”来描述唐代的诗板、诗瓢等文化习俗。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则直接用“钮枯禄氏的进阶史”“紫禁城里的00后”等极具戏说意味的语汇对于主题进行命名。用这些生动形象的现代语汇和网络流行话语来阐释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果，有效地吸引了年轻观众的注意力，并形成了相关的话题讨论，产生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此外，这种年轻化的文化语态还表现在“拟人化”的叙事角色的设定上。随着互联网交互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拟人成为目前媒介环境的主动追求”⑩。在《上新了，故宫》中，人工智能终端“阿尔法蛋”被设定为上新研究所的百科小助手，通过与嘉宾之间趣味化的互动问答讲述故宫知识，成为现代科技助力传统文化传播的有力见证。另一方面，随着网络文化中“萌文化”的审美盛行，《上新了，故宫》将宫廷御猫的后代“鲁班”作为节目的叙事者之一，用“鲁班”的萌动有趣的文化讲解替代文博类节目中严肃庄重的解说词，御猫可爱灵动的形象既丰富了节目的叙事视角，也增添了观众的视觉审美趣味，增强了年轻观众对于节目的接受度和忠诚度。

（二）整合式传播：多渠道交互扩散

对于移动智能互联网时代下的文艺传播和实践来说，呈现出交互化、场景化、智能化等特征，受众积极参与到优质内容的传播链条中来，并且形成对于原始文本的创造性解读和衍生性创作。《国家宝藏》联合腾讯视频、爱奇艺等多家网络视频平台，并入驻青年人集聚的B站作为播出平台。在节目播出过程中，节目组在微博和微信平台开通了《国家宝藏》特展的投票渠道，观众可以随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查看国宝三维图像以及相关历史文化故事。此外，节目组还发起了设计“国宝表情包”“国宝小剧场”等用户互动活动，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参与。通过弹幕及评论区互动，形成了热门话题广场，不同用户之间“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经验”⑪，并自发参与到内容的二次传播过程中，建构起个体传播与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相叠加的传播扩散机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则联合数据化信息推荐平台——今日头条进行整合式传播。除了开通文创投稿征集、文创新品投票、故宫宝鉴呈现等独家互动通道，节目还联合今日头条在北京国贸地铁站设置了总长135米的“故宫雪景长卷图”⑫的触屏互动装置，将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进行创意结合。比如，产生了骑代步车巡逻的侍卫、慈禧的人工智能按摩椅等一系列极具想象力的设计。在互动体验区，观众可以借助智能装备参与冬季宫廷滑雪比赛、参观宫廷车展等。借助于虚拟现实技术、体感技术等媒介技术手段，使观众在趣味化的交互体验中走近并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总之，新型文博类电视节目立足于电视媒介的优质内容生产和传播，借助新媒介平台的话题互动推广，进一步衍生为线下的深度互动活动，从而建构起一条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合式创新传播路径。

（三）产业化营销：共享衍生文物价值

实用主义美学家杜威曾经强烈批判现代博物馆和画廊制度使得艺术品“成为仅仅是美的艺术的一个标本，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⑬。对于有着深厚文化内涵的文物古迹来说，想要真正实现“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⑭，除了通过数字化创新保护和运营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将中华传统文化纳入到当代文化产业的运营中来，重视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整体性开发，将使传统文化传播与大众的文化消费相结合。

《上新了，故宫》就以故宫文创产品开发为核心，围绕着对主题内容的探索和展示，挖掘文创产品的设计元素，并联合专业设计师和高校学生参与产品设计。比如，对应《乾隆的秘密花园》中的江南元素设计的“江南美什件”；《上天入地的戏台》中体现宫廷生活元素的“畅心睡衣”；在《紫禁城的学霸》中，参考康熙皇帝用器设计的日暑钟等等，这些文创产品兼具实用性和创意性，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相关历史文化元素，通过线上投票通道和创意投稿专区，发起网络众筹活动，并最终投产发售。此外节目组还举办上新盛典，将文化—商业—科技等多方资源进行整合，建立起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品牌化开发和持续性产业联动的合作机制，从而打造了一条以传统文化资源为核心，涵盖影视艺术、文创设计、商业开发等环节为一体的文化产业链条，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和发展提供了示范路径。

三、价值引领：传承弘扬传统文化精神

以《国家宝藏》为代表的新型文博类综艺节目通过视觉仪式的建构，个体故事的生动讲述和人文精神的深度传达，实现个人与国家的情感联结以及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互通，从而满足了新时代观众的文化期待和情感诉求，建构起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整体观之，无论是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度解码，还是以互联网思维建构传播话语和路径，抑或是产业化运营路径的探索，以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作为根本内驱力，坚持自主创新的内容生产和传播，将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纳入当代社会价值体系中来，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是新型文博类电视节目获得口碑、收视双赢的重要原因。

（一）仪式化建构：追求文明崇高价值

仪式最早产生于人类社会的祭祀及宗教活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仪式的功能在于提供共同体验的瞬间”⑮，其借助于符号系统和行为方式对信仰进行表达和强化，具有程式化、参与性、表演性、象征性等特征。对于现代大众媒介来说，其介入到传统的仪式概念中，建构起一种“媒介仪式”，在一个特定的时空内，借助于仪式化的流程设定，使得媒介活动中的参与者应邀从“日常世界”进入了“仪式世界”⑯，通过具有特定文化意义的内容传播以及营造的现场氛围，唤起参与者们共同的审美体验和情感共鸣，对于唤醒广大受众的集体记忆、形成民族认同感、建构主流价值体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就《国家宝藏》来说，这种仪式化的环节设定和细节展示贯穿节目全程。在每一期的开头，德高望重的表演艺术家张国立作为001号讲解员都会与观众进行“我们有多年轻，上下5000年”的口号互动，建立起一种文化共识。随后九大博物馆馆长登场落座，对于人物的推进特写镜头塑造出一种权威感和庄重感。在场外短片的拍摄环节中，每一位国宝守护人都会从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手中接过“印信”，面对镜头说出“《国家宝藏》我来了”的启动口号。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鼓乐声，国宝守护人将“印信”郑重地放置在“圣坛”中，配合着精美的舞美视效设计，灯光投射向舞台中心缓缓推出的“国宝纱盒”，3D全息投影呈现出国宝的三维高清图像，重新赋予举世无双的国宝一种“灵韵”，从而建构起一种极具庄重感的视觉美学效果。在讲述完国宝“前世今生”的故事后，守护人会与讲述嘉宾一起手捧印信，并宣读守护誓词。通过这种具有神圣感的守护仪式的一次次重复，建构起了一种“电视崇高感”⑰，一步步拉近了观众与国宝之间的距离，实现了从表现形式感知到文化内涵认知的逐步深化的过程，使观众生发出一种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敬畏感以及民族自豪感。

对于两档户外节目来说，则是更多依靠视听语言以及镜头剪辑来塑造一种宏大的仪式感。在《遇见天坛》中，当五位嘉宾伫立于祈年门之下，红色大门缓缓打开，高大的祈年殿仿佛与天相接，嘉宾们伫立凝视并携手跨过门槛。节目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延时刻画剪辑，通过仰拍、航拍、人物特写等镜头，配合着激昂的音乐展现出主殿的宏伟壮观。当工作人员用钥匙打开贴着黄色封条的殿门，节目再一次对开门和跨门槛的动作进行了剪辑刻画，在这种具有重复性、象征性意味的视听语言的建构下，形成了一种庄严宏大的视觉景观。同时，每一期结尾嘉宾们关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心有敬畏，行有所止”等感悟的演讲环节，使观众对于传统文化遗产的敬重感和崇高感不断加强，这种由仪式感所建构起来的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将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观众审美认知紧密地结合起来，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心。

（二）故事化深描：彰显个体家国情怀

美国认知科学家罗杰·C·享克指出，“人生来就理解故事，而不是逻辑”⑱。故事作为人们追溯历史、纪录现实、抒发情感的重要方式，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故事化叙事也成为内容传播最常用的手段。对于历史的书写不应局限在集体主义的宏大叙事中，更应关注普通个体的生命情感，区别于以往影视叙事常采用一种宏大的叙事视角，从个人化的叙事视角出发，讲述主流价值观念成为当下中国文艺创作的重要路径。

《国家宝藏》的“今生故事”环节，就重在讲述普通人或家庭与国宝的故事，历史的亲历者或传承者将历史的记忆娓娓道来，真实的故事具有一种感动人心的力量。比如，三代故宫人守护“中国第一古物”石鼓的故事，从日军侵华时祖父保护文物南迁被迫滞留台湾，1950年父亲护送石鼓归来，再到如今梁金生用七年时间清点故宫文物，石鼓的命运与一个家庭命运的浮沉紧密相连，其见证了中华儿女守护并传承中华文脉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省分离了近一个世纪的皿方罍的器身出现在佳士得拍卖行，六家湖南省企业捐款合资，发起人谭国斌向全球华人收藏界写信号召，最终赢得国宝回归合体，这背后凝聚的是无数国宝守护者的努力和坚持。在第二季中，天津大学教授王其亨带领的“样式雷建筑烫样”团队经历近半个世纪对中国古建筑的实地测量和研究，使众多的文物古迹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恢复了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的话语权，让越来越多的人领略到中国古代建筑的独特魅力。这些默默无闻的守护故事与“中华文脉、绿水青山、华夏古音”等守护誓词交相辉映，书写了一代代中国人守护国宝、传承文化的家国情怀。

（三）共同感确立：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在当今这个物质消费极大丰裕、文化样貌日益多元的全球化时代，年轻人普遍性地展现出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疏离甚至是断裂，如何在现实与历史的对话和反思中重新走近并建构本民族的文化信仰成为一个时代命题。对于文博类电视节目来说，通过挖掘并展现文物古迹自身的文化价值，借由文化传承者对于历史事件的讲述和回忆，从而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生命力，使其获得新的时代价值。在这一过程中，引领广大观众重温历史文化经典、领会中华文明精神，继而巩固并强化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感，增强文化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

在《国宝档案》中，精巧绝伦的长信宫灯是中国古代手工技艺水平的有力见证，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西汉铜奔马所展现出的求取良马的艰辛，映照着我国航空母舰从无到有的艰难探索历程；一把聂耳小提琴的背后故事是奏响在中国大地上无数次的国歌，象征着泱泱大国的气势如虹。可以说，从每一个文物的身上都能够看到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精神力量。当我们跟随着镜头进入古迹内部，故宫倦勤斋中精美的三维通景画令人赞叹不已；畅音阁三层戏台中蕴藏着古代人上天入地的机关巧设；天坛祈年殿中的二十四根金丝楠木立柱撑起了人与天对话的穹顶；象征着天圆地方的圜丘坛是古人倾听自己心声的静思之所。文化遗产使得古今时空交汇，成为中华文明延续千载的历史见证。我们通过对过去图景的探寻，实现了一种文化意义上民族身份认同的再生产，以及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延续和传承。

结语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⑲新型文博类电视节目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结合移动智媒时代的文化消费特性，将传统文化开发同文化产业相联结，将传统文化传播同新媒介技术相联动，使得内容生产实现了文化性、艺术性、时代性的协调兼顾，实现了电视文艺节目“以文化人，以美育人”的社会功用，引领广大受众走向精神境界的升华和审美的人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改造和发展的典范。

注释：

①陈阳：《新型文博类节目的文化书写模式：变迁与转型——以时空维度为分析视角》，《中国电视》2019年第6期。

②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2页。

③武楠：《融媒体时代文化类电视综艺节目的转型与超越——以央视〈国家宝藏〉为例》，《中国电视》2018年第4期。

④〔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7页。

⑤〔加〕丹尼尔·亚伦·西尔、〔美〕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祁述裕、吴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页。

⑥数字在线：《〈国家宝藏〉舞美探析：数字展示技术与华夏古韵的震撼碰撞》，http://www.szzs360.com/topic/szwm/3/。

⑦贾磊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互文性传承》，《艺术评论》2017年第10期。

⑧〔美〕达德利·安德鲁：《经典电影理论导论》，李伟峰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第117页。

⑨〔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杜永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7页。

⑩沈壮娟：《交互·沉浸·拟人——网络文艺审美体验范式的三重特性》，《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⑪〔美〕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渠东、林聚任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