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寅生

(河南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郑州 450007)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阐述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显著优势”时，明确提出“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在党的文件中明确将人才制度作为13个“显著优势”之一纳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层面，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人才制度建设的战略擘画。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制度显著优势形成的内在机理，健全人才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对于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制度的优势、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促进人才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生成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制度显著优势的内在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制度显著优势的“机理”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要阐明人才制度优势生成的理由和道理，回答“为什么”问题；二是要阐明人才制度系统的形成要素以及系统结构中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运行机制。因此，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制度显著优势的形成机理，就是在梳理中国特色人才制度演变和解读人才制度显著优势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制度显著优势“优在哪里？为什么优？如何实现”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制度为什么具有显著优势？需要从理论依据、历史依据、现实依据上对其进行学理阐释。

(一)理论逻辑

从人才理论逻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制度优势的理论逻辑在于遵循了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才发展规律，彰显了中国特色人才制度的社会主义属性，“高度契合了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目标”[1]的主旨，凸显了区别于西方精英化人才制度的中国特色人才制度的鲜明特征。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人才工作。从革命到建设，解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成功密码，高度重视使用人才是其秘诀之一。我国之所以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一个重要因素在于革命事业吸引、聚集、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形成了将星灿烂、人才济济、各类人才汇集在党的旗帜之下的局面。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人才的作用，充分肯定人才的价值，将知识分子人才的吸纳和使用提高到关系革命成败的战略高度。1978年，邓小平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进一步优化了重视人才的社会风气。邓小平强调培养人才是振兴中华的百年大计，形成人才辈出的良性人才开发机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措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才工作，着眼于新时代对人才工作的新要求，牢固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开启了从人才大国迈向人才强国的新征程。

(二)历史逻辑

中国有世界上最丰富的人才思想传承和文化积淀，中国特色人才制度根植于丰厚的历史土壤之中。中国优秀传统人才思想强调奉行正确的人才标准和选才方略，注重选贤任能。在文化底蕴上，中国传统人才思想构成中国人才制度显著优势的“源流”脉络。在人心向背和人才归离问题上，中国传统人才思想认为人心向背和人才归离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和长治久安，能否得贤能相助，关乎事业的成败和国家的兴衰。中国特色人才制度发扬光大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人才思想的精华。中国传统人才思想具有“重人”的特征，“重人”思想认为能否重用人才关乎“国之以立、邦之以兴”，能否获得人才在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效应和内在机理在于：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贤毕至。从革命到建设，我们党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必然得人心、得人才。延安时期的人才高地、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才集聚效应和今天的归国潮，形成“众心所归，群贤毕至”的局面，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奠定了基础。今天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心胸和情怀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开辟世界和平发展光明大道，必将得到世界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和人才的认同与支持。

(三)实践逻辑

加拿大学者贝淡宁撰写的《贤能政治》认为，中国人才制度具有在实质上以德才兼备的人才标准选贤任能的制度优势。“中国的政治尚贤制不仅能选拔出能力超群的领导者，而且选拔出的领导者更具长远眼光和全局意识，能够做出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政治决断。”[2]中国人才制度优势为国家治理效能提升提供了人才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制度在人才治理制度、治理结构、治理效能、治理创新和运行机制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寓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把人才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实践之中；这种优越性寓于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才工作实践之中，体现在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人才治理创新为人才发展注入活力、提供动力的实践之中，体现在教育与人才事业优先发展、人才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人才政策持续投入与供给、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实践之中。中国育才、引才、聚才、选才、用才环境等方面的持续优化，为党和国家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提升了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构成了人才制度显著优势的实践逻辑。

二、要素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制度显著优势的形成要素

下文通过分析中国特色人才制度的形成要素来诠释其制度优势的内在机理。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制度基础的支撑作用，党管人才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人才治理创新的推动作用和中国特色法治保障作用以及各要素的有机配合共同为人才制度显著优势的形成提供支撑。

(一)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需要理论、人的本质理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人与环境关系理论、实践造就人才理论、杰出人才与人民群众关系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制度优势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认为，人才蕴藏于人民群众之中，人民群众孕育人才；任何杰出人才，都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人才是在一定时代的社会关系之中发展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造就众多人才的基础；德才兼备是选拔人才的基本标准，选好人才是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要爱护人才和合理使用人才。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构筑人才制度优势的指导思想，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人才制度，彰显了中国特色人才制度背后的文化价值、精神底蕴和理论逻辑。

(二)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构筑人才制度优势奠定了制度基础，为人的全面发展、人才的成长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形成了“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局面。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国家的发展、人民的幸福、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为人才施展才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有利于人的潜能的发掘，铸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制度显著优势的坚实根基。人才发展制度是国家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中国国家制度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艰辛探索，党和国家在育才、引才、聚才、选才和用才等各环节，形成了一整套特色明显、比较完备的选贤任能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为培养造就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奠定了制度基础。

(三)党管人才

党管人才的最大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能够吸纳更多优秀人才和善于凝聚各类人才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于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优势，为构筑人才制度优势提供政治保证、组织保障和多主体统合优势；在于把党管人才原则落实到国家治理的各方面、各领域、各环节，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和组织部门的牵头抓总下，有效团结各方面力量，发挥党在人才发展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做好人才工作，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党管人才是我国人才制度的最大优势。”[3]“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就，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克服各种困难，精心组织全国各部门、各单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协同攻关的结果，彰显了我们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巨大成效。为了贯彻“党管人才”原则，全国各个省区市党委都成立了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各级组织部门都建立了专门的人才工作机构，建立了从中央到省、市、县以及有各部门、各单位参与的立体化的人才工作领导与协作体系。党管人才是推动我国人才工作发展的政治保证和制度保障。

(四)治理创新

社会主义制度是能够自我完善、自我革新的先进科学制度体系。相比西方制度设计的故步自封，中国人才制度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与时俱进，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以政策突破带动体制机制创新，加速构筑中国特色人才制度优势。从实践要求上看，初心使命、长期执政、国家治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全球化、国际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等因素引领和倒逼中国人才制度不断完善。围绕提高人才治理效能，人才治理发扬改革创新精神，党和国家人才治理理念不断更新，治理制度体系和治理结构不断完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人才不断得到解放。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不断推进人才治理创新，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度体系。

(五)法治保障

中国特色法治为育才、引才、聚才、选才、用才提供法治保障，以构建现代化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为目标，着力构建中国特色法治化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中国特色法治为人才工作营造了一个人人皆可成才的良好的法治环境，明确了人才的权利与义务，形成涵盖人才引进、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激励等人才开发各环节的法律法规体系，为以法治的方式来保障人才的合法权益奠定了法治基础，为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法治优势和市场配置人才资源优势提供了法治保障，形成了依法治理的有利于人才发展的综合法治环境。

三、系统协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制度显著优势的运行机制

科学理论、治理创新、党管人才、制度基础和中国特色法治各要素的有机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形成人才制度显著优势的运行机制，为构筑人才制度优势奠定了坚实基础，促进中国人才制度良性发展和不断完善，从而使制度优势得以生成，形成科学的人才培养机制、选人用人机制、人才集聚机制等，促成育才、引才、聚才、选才、用才等方面的人才制度优势。

(一)科学理论指导和人才治理创新形成引领推动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制度植根于中国丰厚的历史土壤之中，以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为指导，凝结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与智慧，顺应了改革开放对人才渴求的时代要求，是中国人以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精神制定的符合中国实际的人才制度，凸显了中国人才事业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和人才治理创新的推动作用下，我国已经形成国家、部门、地方三方贯通的人才法规政策体系，中央有关部门围绕人才评价、吸引、激励等重点任务，从源头上调动人才自身创新创造活力，制定出台政策改革措施30多项，配套文件100多个，人才政策体系逐渐完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人才发展的“源头治理”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人才是第一资源已成为共识，“一把手”抓第一资源已常态化、制度化，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布局已初见成效，党管人才的政治优势已转化为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制度优势。

(二)党管人才为人才事业发展提供统筹协调作用

现代治理的一个主要困境是决策效率和多主体统合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超然于又内在于国家和社会的主体，恰恰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由党的组织部门牵头抓总，进行全面部署、协同创新和统筹落实，才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党管人才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这是系统整体性和层次性的内在要求。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要形成对人才的强大吸引力，一方面要有人才施展才华的舞台，另一方面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营造全方位的良好的制度优势和服务环境。党管人才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为人才事业发展提供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统筹协调作用，在人才治理上形成战略全局统筹、凝聚整体合力、密切协同配合、依法科学运作的显著优势。

(三)制度基础和中国特色法治形成支撑保障作用

在制度基础的支撑作用和中国特色法治的保障作用下，有效贯彻民主集中机制，形成了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人才工作格局。把人才治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围绕人才治理目标，构建党委政府、用人单位、社会力量等多元主体人才协同治理机制。加强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协同性，加强组织、人社、教育、科技等政府部门的协同性，加强中央和地方之间以及相关部门上下级之间的协同性，形成了全国一盘棋的人才工作格局。在人才资源配置中，同时发挥好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决定作用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引导作用，加强制度体系、工作体系的协调性和人才工作的整体联动性。在制度基础和中国特色法治的支撑保障作用下，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建设人才强国，为人才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营造人才创新创业的法治环境，最大限度激发和保障人才创新创业活力，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提升我国全球配置人才资源能力，增强我国国际人才竞争力，把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优势。

四、现状分析：中国特色人才制度优势充分发挥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充分发挥实现“中国之治”的人才制度优势。依据十九届四中全会“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分析问题的方法，借鉴SWOT分析法，把握应然、必然和实然的辩证关系，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制度显著优势之所以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是因为当前我国党管人才的优势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人才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还存在薄弱环节、不足和短板，人才发展治理体系、人才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够完善，市场机制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等。面临的挑战在于：发展环境变迁、发展阶段变迁带来的挑战；全球化、国际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挑战；国家治理效能提升、人才治理体系战略升级的挑战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制度优势充分发挥面临的问题

一是党管人才的优势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需要进一步加强和优化党在人才发展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把党管人才原则落实到国家治理的各方面、各领域、各环节。着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升党建和人才工作水平，进一步强化组织保障作用，积极探索抓党建、聚人才、促发展的路径机制，协同推进组织优势、人才优势的有机融合并转化为发展优势。

二是人才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还存在薄弱环节、不足和短板。政府人才服务机构的体制改革和服务转型需要提速，人才工作中的流程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需要进一步得到解决。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人才供给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激励保障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市场发现、市场认可、市场评价的作用还不够明显。人才工作创新需进一步精细化、应需化、配套化、系统化，解决人才发展推动中的不协调、不匹配问题，解决评价标准单一、评价手段趋同的问题以及优化人才资源配置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性问题。企业等用人主体在人才引进、培养与集聚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尚需进一步加强。

三是人才发展治理体系、人才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够完善，市场机制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人才配置中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用人主体的自主权和积极性需进一步得到提升，人才评价制度不合理，“四唯”现象仍然严重，评审评价过于频繁，存在以“帽子”给人才贴上“永久牌”标签的不合理做法。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低、累进率高，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的激励机制还不健全。我国统一的人才市场体系还未形成，区域人才市场分割严重，产业行业人才市场发展薄弱，“聚天下英才”的政策支撑体系还不够健全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制度优势充分发挥面临的挑战

一是面临发展环境变迁、发展阶段变迁带来的挑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现代化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尚需进一步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尚需进一步健全。对创新成果的处置权、使用权、收益权等方面缺乏明确具体的操作规程，各类专业人才的激励制度设计、激励政策设计对人才需求的回应性不足，人才管理制度还不适应科技创新要求。我国科技发展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对人才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而目前的人才工作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需求。

二是面临全球化、国际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挑战。当今世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非经济因素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化进入经济形态转换阶段，“人才短缺”成为中国等新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全球人才激烈竞争的行列之中，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度影响全球格局，这些都对人才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当今世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抬头的复杂国际形势，面对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增强和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威胁加剧的严峻形势，推进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提升中国全球人才资源配置能力、用好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都面临挑战。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推动全球治理的转型与创新，重塑公平正义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增加中国治理话语权也对中国人才治理提出挑战。

三是面临国家治理效能提升、人才治理体系战略升级的挑战。人才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当前，人才资源市场配置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社会力量参与人才治理尚存短板，人才发展的法治环境需要进一步完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我国人才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市场和社会在人才治理体系中尚未发挥出其应有的效能，人才价值的获取、实现机制尚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为适应国家治理效能提升需求，政府服务人才的治理能力需进一步提升，推进人才治理体系战略升级。

五、治理完善：健全人才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

健全人才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需要着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制度优势充分发挥的治理效能提升和路径优化，健全治理效能实现机制。而健全治理效能实现机制，需要把握内在机理与外在规制的有机联系，通过科学分析来深究内在机理，通过深究内在机理来完善外在规制。

(一)优化党管人才领导机制

面对价值观念多元化、社会结构多极化、人才流动市场化、社会组织分散化的新形势，优化党管人才领导机制，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引导各类人才强化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激发广大人才的爱国热情、奋斗精神和创新活力，积极创新党建工作新思路、新方法、新机制。强化党组织的服务理念，创建服务型党组织，不断增强各类人才的归属感，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把党管人才优势转化为人才治理优势。坚持用事业凝聚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实践造就人才、用法制保障人才，充分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以党建工作的高质量发展为人才发展凝心聚力，以“党建凝聚人才、人才引领创新”为导向，汇聚人才资源，激发创新活力。

优化党管人才领导机制，需要进一步落实党管人才政治责任，将人才工作纳入党建考核、绩效考核、班子考核，不断提升基层党建质量。探索构建“党建+人才”促进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工作模式，健全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以高质量党建和人才工作引领助推高质量发展，为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完善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发挥重要作用的人才工作新格局。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围绕新时代建设人才强国的新要求，切实做好团结、引领、服务工作，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真正关心人才、爱护人才、成就人才，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加强对各类人才的政治引领、政治吸纳，把各方面人才凝聚到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来，以高质量党建为人才发展提供精准服务。

(二)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以治理创新的理念，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健全人才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着眼新时代对人才工作的新要求，进一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瞄准制约人才发展的关键环节，打通束缚创新活力的“堵点”，让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最大限度释放人才红利。要以培养人才创新能力为重点，改进人才评价机制，将能力要素、创新要素、社会贡献要素等作为评价人才的重要指标，加快形成导向鲜明、规范有序的市场化、社会化评价机制，最大限度发挥评价指挥棒的激励导向作用。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要统筹构建管理规范、开放包容、运行高效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推进人才治理“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建设，探索建立以创新创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完善产学研用结合的协同育人模式。要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形成统分结合、上下联动、协调高效、整体推进的人才工作格局。坚决破除各种思想障碍和利益藩篱，打通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健全突出品德、能力、业绩和贡献标准的人才评价机制，完善创新人才合理分享创新收益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人才创新的积极性，充分激发人才创新的内驱力，优化整合人才工程项目，提升人才工程质量效益。

(三)构建人才生态环境优化机制

人才环境是指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各种外部条件的总和。人才在本质上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人才能否顺利成长，能否脱颖而出，能否施展才华，与整个社会的人才环境有密切的关系。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才的成长及其价值的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好，则人才聚、事业兴，环境不好，则人才散、事业衰”[4]。构建良好的人才生态环境，要以完善法治化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为着力点，“营造尊重人才、见贤思齐的社会环境，鼓励创新、容许失误的工作环境，待遇适当、无后顾之忧的生活环境，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制度环境，促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5]。人才所需的创新工作环境，需要国家从宏观层面进行顶层设计，需要社会从微观层面进行营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指出，要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有利于竞相成长各展其能的激励机制、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培植好人才成长的沃土，让人才根系更加发达，形成天下英才聚神州、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创新局面。[6]营造鼓励创新、信任理解的干事业环境，优化人才成长和充分发挥作用的环境，充分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发挥好各类人才的作用，关键是要着力营造适宜人才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激发每一个人才的创新创造活力，既要注重创新平台的搭建，又要注重创新文化的培育。创新文化是人才发挥作用的“软环境”，与科研设施、技术平台、服务机制等“硬环境”同样重要。营造良好创新创业环境，需要做好顶层设计，放权松绑释放人才活力，以“放管服”改革为着力点，完善人才管理服务“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优化人才培养机制、使用机制、激励机制、竞争机制。营造良好人才生态环境，要充分调动各职能部门和用人主体的积极性，注重突出需求导向，着眼整体创新能力提升，以选人用人公正之风激发创新活力，让人才引领发展落到实处，全面系统营造良好产业环境、政策环境、体制环境、政务环境、生态环境、人文环境、人居环境、教育环境、治安环境，以一流的环境吸引一流人才，以一流人才创造一流业绩，激发每一个人才的创新创造活力，努力开创新时代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新局面。

(四)健全人才价值获取机制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民族复兴、国际竞争的坐标来规划人才发展问题，提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总体战略和部署。在人才发展中，充分依靠教育开发利用国内人才资源，立足于自力更生依靠本国的教育资源培养造就本国需求的各级各类人才，用好国内人才资源，是中国人才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和根本选择。健全人才价值获取机制，要把教育高质量发展摆在“先手棋”的突出位置。要建立人才培养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动态调控机制，实现教育体系与科技体系、产业体系、社会体系有机衔接，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统筹推进教育改革和发展，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和质量，增强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推动教育向高质量迈进。

与此同时，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中国作为具有后发优势的国家，要不断促进人才的开放发展，通过建设现代治理体系提升引才用才的效率与质量，综合开发和运用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把党内外、国内外等各方面优秀人才吸引过来、凝聚起来，汇聚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合力。面对世界范围内国际人才竞争，必须以大揽全球英才的国际眼光，构建并充分发挥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这个人才制度优势就是在世界各国群雄竞争的国际背景下打破人才的体制壁垒、身份障碍，加强全球人力资源配置能力建设，打造一个有利于吸引人才、有利于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聚人环境、用人环境、生活环境，建立一个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大环境。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积极参与国际人才竞争，大力实施重大人才工程，千方百计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充分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人才资源，敞开大门招四方之才，形成吸引人才、激发人才创造活力的人才制度优势，进一步增强政策开放度，吸纳世界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全力构筑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

(五)健全人才价值实现机制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优化人才资源配置环境，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等治理主体的关系，强化人才与产业对接融合，强化人才创新创业激励机制，使人才的价值得以充分彰显。健全人才价值实现机制，要进一步完善人才创新活力转化企业发展动力机制，在尊重人才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分类建立以增加人才“获得感、成就感、荣誉感”为导向的激励机制，丰富激励措施，激发人才的创造激情。完善科技奖励制度，物质奖励与精神鼓励并重，个人奖励与集体表彰结合，拉开奖励的合理梯度，引导人才主动攻坚克难，对创新人才的成果和业绩给予及时肯定，予以表彰和激励，完善创新成果奖励机制，给创新创造的天才之火增添利益之薪。在科技研发中，赋予人才更大的财务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完善激励机制，维护人才合法权益，让人才价值得到充分尊重和实现。

健全人才价值实现机制，要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审和绩效评估体系，综合运用各种激励政策，积极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包括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探索对创新人才实行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措施，进一步释放人才活力，激发创新动力。健全人才价值实现机制，“要按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要求，切实解决影响人才合理配置和合理使用的机制和体制问题，同时发挥好政府作用，保障和落实用人自主权，构建统一开放的人才市场体系”[7]。从宏观上看，才尽其用是关系国家发展进步的系统工程。社会主义人才系统工程的提出和创建者钱学森认为，从国家来说，如何把最合适的人才放在最合适的工作岗位上是一个大问题，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至关重要。生才贵适用，用人扬长避短，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人所长，相得益彰，着力解决人才不适用、不够用、不能充分使用等问题。把最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工作岗位上才能最大限度发挥人才效用，释放人才发展潜力，从而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人才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内在统一。

(六)构建人才制度完善长效机制

人才制度优势需要在不断发展优化中保持，发挥引领推动作用，使人才制度与时俱进、不断完善，诸如改进人才培养机制、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健全人才顺畅流动机制、构建科学选人用人机制等。“从发展的角度看，制度优势总是相对的，过去的优势不等于现在的优势，现在的优势也不等于未来的优势;同时，制度优势也不等于治理效能”[8],为此，构建人才制度完善长效机制，要着力推进人才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人才需求预测和调整机制，构建科学择优选人用人机制，健全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机制，建立健全人才考核评价机制和人才激励机制，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用才机制，加快构建科学规范、开放包容、运行高效的现代化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提升人才工作科学化、人才治理现代化水平。

构建人才制度完善长效机制，围绕人才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所进行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要注重要素的匹配与有机衔接。要明确各级党组织在资源调动、组织协调等方面的职责权限，明确行政管理部门在人才配置与资源调配方面的职责，构建同级政府部门管理人才职责分工及协同推进的联动机制，明确不同层级职能部门之间的权限划分等。要发挥用人主体决定性作用，构建各类社会组织和主体参与人才治理的现代法治框架，增强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和协同性，加大制度之间的有机衔接，加大制度制定实施中的沟通协商、建议反馈、监督机制，按照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的思路，建立系统内外的相互配套衔接规范，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