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建

(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一、问题的提出

从世界反贫困的历程来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及不同国家政体的影响下，贫困治理的范式及逻辑存在很大的差异。在西方个体本位理念的影响下，西方发达国家对于贫困问题的治理遵循个体干预的逻辑，将社会问题微观化、个人化和道德化，反贫困的核心是通过对个体的治理来达到保障个体权利的目标[1]。相较于西方国家，我国是一个具有很强集体本位传统的国家，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近现代历史时期，社会救济是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责。但由于市场话语的兴起及个体本位理念的不断嵌入，我国农村反贫困的理念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农村反贫困体系逐步经历了贫困问题的个人化到贫困问题国家化的转型。

在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家族作为我国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单元，在实践中发挥了保护家族弱者的功能，社会救济呈现出很强的家族本位的倾向。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家庭的功能逐步被吸纳进人民公社等组织体系之中，进而呈现出乡村社会“去家庭化”的特征，家族的社会保障功能被集体取代，集体承担着个体基本生存权保障的功能，家族本位逐步让位于集体本位。改革开放以后，集体本位的福利体系逐渐式微，贫困日益成为个体或家庭的问题，社会救济的功能重新回归家庭。由于个体从集体回归家庭，家庭对于个体的福利保障及庇护功能被无限扩大，只有当家庭角色严重失灵时，国家才有义务帮助家庭及个体抵御社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