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化 刘 珊

启蒙理性主义叠加现代自由主义，将现代社会理解为完全“祛魅”的世界，将现代人解读为摆脱传统魅惑的理性主体。借助理性之光，人的主体性得以彰显。内生于西方制度与文化传统的知情同意，是启蒙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医疗场域中的表达，也是西方社会现代转向的产物。它将理性从神性迁移到人性并凸显其普遍特质，从专业的医疗人员延展到脆弱的普通患者，是现代医疗寻求个体理性的必然产物。知情同意权指“病人拥有做出明智选择的足够信息，以确保有效实施其自主决定权”[1]96，它包含两个基本要素：(1)主体是患者个体；(2)目标是“实质善”即患者健康。知情同意的实践与制度建构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实践要求制度支撑，又为制度建设提出问题。在现代社会进程中，制度现代性与“人的现代性”之间的鸿沟，导致知情同意实践遭遇诸多道德困境，这成为诠释中国社会转型阵痛与现代性隐忧的最好注脚。如何从制度供给层面消解其实践问题，成为我们必须回应的问题。本文拟从知情同意实践的异化切入，考察其价值转向，梳理知情同意制度的完善进程以求解其实践问题。

1 阵痛：知情同意实践的异化

知情同意作为现代医疗实践的重要原则，要求医者履行告知的道德义务并尊重患者的自主决定。但传统文化的包袱与现代谋划的“未完成”，催生了知情同意实践的“阵痛”。相较本体要求，知情同意实践呈现传统家庭主义与现代形式主义特点，导致侵权行为时有发生。……